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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谁偷了英国皇家海军核心机密

波特兰是英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属于北大西洋防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人在这里进行着各项尖端技术和装置的研制及安装工程。这些研制不仅对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的潜艇构成威胁，而且能就近打击苏联目标。为了解除威胁，克格勃竭尽全力打入该基地，刺探英国和西方的海军核心技术机密。

克格勃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派出了一位间谍高手。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围绕着波特兰展开，演绎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间谍传奇。

变身加拿大人

朗斯戴尔是苏联克格勃一名耀眼的间谍明星，他的真实名字叫科伦•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1922年出生于苏联，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

1933年，10岁的莫洛迪被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姑母家，在伯克利一所私立学校念了5年书，在语言方面颇具天赋。1938年，莫洛迪返回苏联。他在莫斯科外贸学院读大三时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就看上了他，将他列为秘密特工候选人。两年后，莫洛迪大学毕业就加入了克格勃。克格勃教官这么评价他：这个青年人乐观向上，对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具备从事情报活动的杰出才能。

到32岁时，莫洛迪已升任克格勃对外情报部门的小头目，多次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

1954年，莫洛迪刚过完33岁的生日，克格勃给莫洛迪下达了一个全新的任务：以加拿大人朗斯戴尔的身份前往英国搜集秘密情报。

莫洛迪潜伏英国是肩负着特殊的重大使命的。早在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顾参议院的反对，批准美国与英国签订共享核秘密的协定，向英国转让原子核动力潜艇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资料。英国凭借这些技术才得以研制出自己的“无畏”号核潜艇和一系列遏制苏联海军的秘密武器，从而形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集团军事链条的重要一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后，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缔约国的军事功能和节约财力物力，向各缔约国统一分工安排了最适合各国军事能力的防务任务。其中在核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项任务分给了美国和英国。承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保护伞的空中战略核打击力量由美国负责，而西方水面下的防务计划则交给了英国皇家海军。此次，莫洛迪的英国之行，就是设法搞到英军潜艇的核心技术机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密情报。

莫洛迪为了完成此项重大任务，首先着手在伦敦建立了一个间谍网，其工作重心在英国的港口城市波特兰。

赶往英国之前，莫洛迪必须先到臆造出来的“祖国”加拿大去一趟。在那里他熟悉和了解了伪造的曾在加拿大工作的地点和环境，此外，还需要补办一些手续。他顶替的戈登•朗斯戴尔是加拿大人，母亲是一个芬兰移民，名叫阿嘉•保苏，她很早就去了加拿大，1920年与杰克•伊曼努尔•朗斯戴尔结婚，1924年生下戈登•朗斯戴尔。后来，因与丈夫不合，20世纪30年代中期，保苏带着儿子戈登•朗斯戴尔回到父母的家乡——芬兰的卡累利。1940年芬兰战争爆发，小朗斯戴尔只有16岁。苏联人占领了卡累利，并把这块地方变成了苏联的一部分。此后，戈登•朗斯戴尔的护照就落到了苏联情报机关手里，戈登•朗斯戴尔父母的下落从此无人知晓。

戈登•朗斯戴尔回到苏联，曾在苏联海军中服役。事后，据英国情报人员说，真实的朗斯戴尔1955年就病故了。

莫洛迪通过多种身份掩护，发展了多名间谍，为克格勃获取了大量英国军事情报。

莫洛迪拿着朗斯戴尔的护照秘密来到了加拿大，像真的回到自己的故乡一样，他详细地了解那里的种种情况，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奔走各部门，补办完善一系列确认自己身份的证件、证明。他向多伦多市政府相关部门申请获得重新补发的出生证，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并领取了会员证。他用补发的出生证办理了一本加拿大新护照。经过此行他已具备了一个加拿大人应有的北美地理知识和所有必备的证件。此后，他去了美国，与克格勃在纽约的间谍组织接了头，接受了下一步的活动指示和经费。

1955年3月3日，莫洛迪以朗斯戴尔的身份从纽约乘“美国”号客轮来到英国。合法的加拿大护照，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使莫洛迪很快就融入了英国社会，站稳了脚跟。为了便于掩护自己，他在伦敦沃尔杜尔大街一栋现代大楼里开设了一家公司，主要经营自动电唱机生意。此外，莫洛迪在摄政公园附近的一栋白色楼房的六楼租了一套公寓。

在伦敦安顿下来后，莫洛迪开始与克格勃伦敦情报站建立联系。为了这次见面，克格勃经过周密的策划，非常谨慎。这一天，莫洛迪先把车开到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停车场，然后，穿过几条街道走进一家烟雾缭绕的三等电影院，坐在最后一排，在一个单号的座位底下找到一张纸条。第二天，莫洛迪去摄政王公园散步，随意地走进靠近水池的电话亭，里面有一本伦敦的电话簿，按照纸条的指示，他翻开第77页，找到一个用铅笔画过线痕的电话号，他拨通了这个号码，对方说请问找哪个部门，莫洛迪说找规划部。对方报出了一个电话号。按照事先与克格勃伦敦站的约定，这个电话号的数字组合代表郊区列车的某个车次、车厢和座位，而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就是莫洛迪要见的联系人。

一小时后，在开往郊区的火车上，莫洛迪很顺利地与伦敦克格勃情报站接上头，情报站给他带来了克格勃总部新的重要指示：目前东西方关系紧张，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苏关系随时有可能破裂。虽然苏联已经有了威力强大、打击精度高的远程核导弹，但西方开发装备了以核能为动力的北极星式潜艇，此潜艇隐蔽性能强，不易被发觉，具备接近苏联本土打击目标的能力。为了帮助苏联摆脱这种被动态势，克格勃迫切需要了解“无畏战舰”号潜舰上装配的侦测深海潜艇噪声的潜艇方位测定仪，以及潜艇气味分析仪和“冰眼”等西方最先进的潜艇技术机密。

莫洛迪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波特兰与代号“布兰达二号”的间谍联系，以便设法获取这些高级机密情报。

“布兰达二号”

莫洛迪也没有见过克格勃间谍“布兰达二号”，只知道此人可以搞到英军最新核潜艇的核心机密，目前潜伏在英国的波特兰市。

波特兰是英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英格兰东南角，与法国隔海相望，拥有良好的深海港，加之扼制英吉利海峡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得它历史上一直是大英帝国海军力量的重要基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特兰海军基地不仅拥有军港、造船厂和大型船坞等设施，还具备尖端潜艇技术和各种高端海军装置研究、试验和制造等多种能力，这是个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海军战略中枢。英国水下防务计划的潜艇技术工作全部集中在波特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波特兰海军基地有2万多名工作人员，从事侦察和摧毁敌方潜艇武器的研究工作。

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无畏战舰”号正在装配美国北极星式核潜艇技术设备，英美的打击目标是苏联正在服役的350～400艘以常规动力推动的潜艇，以及正在研制的几艘核潜艇。西方把“无畏战舰”号核潜艇视为对付苏联核动力潜艇和常规潜艇的有力威慑手段，构成了西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链条。

“无畏战舰”号潜艇上安装的尖端装置是集多种装置为一体的综合性侦测装置。主要有：根据美国最新科技成就开发的潜艇方位测定仪，该装置可在水中发出辐射距离数十海里的超声波测出敌方潜艇位置；当时最先进的反潜艇技术装置，可以把引力场中任何轻微的振动变化都测出来，即使在深水下也极为有效。这在当时是无法加以抗衡的侦测手段。克格勃最感兴趣的反潜艇技术就在于此。

代号为“布兰达二号”的克格勃特工名叫哈里•霍顿。此人是波特兰海军舰艇研究中心的高级职员。他16岁就参加了英国海军，一待就是20多年。

1945年二战结束，霍顿复员改任文职。因他曾长期在海军服役，熟悉海军情况，被派到了华沙，成为英驻波兰使馆海军武官奈杰耳•奥斯廷上校身边的工作人员。

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战后的波兰市场物资匮乏，黑市猖獗。比如美国新研制的盘尼西林和其他特效药品在黑市上的价格比黄金还贵。霍顿垂涎其高额利润，非常热心做黑市买卖。在华沙，霍顿结识了一位叫克利斯蒂安娜的波兰女郎。此女风流多姿，与霍顿一见如故，两人频频幽会。不久，克利斯蒂安娜又把自己一些朋友介绍给霍顿，怂恿霍顿利用外交邮袋的便利以及手里握有英镑、美元的优势进行特效药的黑市买卖。从此，霍顿财源滚滚。可是，好景不长，1950年，霍顿因屡次酗酒被遣送回国。霍顿没有料到，他的这段富裕而浪漫的华沙经历实际上是波兰情报机构按照苏联克格勃的旨意精心编导排演出来的。霍顿所进行的黑市药品交易的每一笔买卖，与这位迷人的波兰女郎每一次幽会都被无一遗漏地记录存案。

哈里•霍顿被遣送回国后，在波特兰海军基地找到一份工作。期间结识了一位名叫爱塞尔•伊丽莎白•姬的小姐。伊丽莎白•姬已经46岁，仍过着独身生活。

伊丽莎白•姬是波特兰海军技术资料管理科的秘书，负责将各种用于海军的新技术和装置的试验结果填写在各类报表上，归纳装订成册，然后存档保管。由于他俩在相近的部门上班，常常见面，惯于向女人献殷勤的霍顿就用自己的车送伊丽莎白•姬上下班，这样他们的交情逐步加深，常凑在一起喝杯咖啡闲聊，关系日益密切。

而改变霍顿命运的另一件事情出现在1958年1月。那天，霍顿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是要告诉他关于克利斯蒂安娜小姐的消息。霍顿一听情绪十分激动，急于想知道昔日情人近况的他匆匆赶到约定地点。这个神秘的拜访者没有告诉他克利斯蒂安娜的情况，而是直截了当地要求霍顿提供英国海军的情报。当时，霍顿断然拒绝了，他说：“我是政府的雇员，政府明令禁止这样做，否则将受到惩罚。”这位陌生男子冷冷地说：“如果你拒绝与我们合作，那就别怪我们不给你留面子，你好好想一想在华沙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你记性不太好，我这里有资料，你不愿给我情报，我倒想把这些东西给英国海军部的人看看。”霍顿不再说话，在沉默不语中他屈服了，做了一只潜藏在波特兰的“鼹鼠”。事实上，根据叛逃到西方的波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戈列涅夫斯基提供的材料，霍顿刚进入波特兰海军基地，他的材料就被送到了苏联克格勃手里。

此后，霍顿陆续提供的一些情报都送到克格勃总部。克格勃给了霍顿一个代号“布兰达二号”。至此，克格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把霍顿交给已经在伦敦站稳脚跟的莫洛迪，由莫洛迪向他布置窃取英国海军核心机密的任务。

1960年 6月的一个周末，颇有绅士派头的莫洛迪走进了霍顿在波特兰的住宅，他脸露微笑地自我介绍道：“我想，你就是哈里•霍顿先生吧！我是亚历克斯•约翰逊，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海军武官。”

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海军武官突然出现，霍顿颇感意外。看到霍顿困惑的表情，莫洛迪说道：“我到波特兰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舰艇技术研讨会议，随便访问一些朋友，有些我们彼此认识的朋友向我提到你，建议我来拜访你。”说着还真的提到几个曾在二战印缅战区和华沙美国大使馆工作过的几个美国海军军官的名字。这一下霍顿相信了莫洛迪美国海军武官的身份。他们很有兴致地聊了起来，莫洛迪先向霍顿介绍了几位海军旧友在美国工作的近况，后来又谈到美国在潜艇新技术研制方面的进展，并涉及到一些很专业的细节，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在潜艇技术领域造诣精深的专家。

莫洛迪具有高超的谈话技巧，以及驾驭语言的天赋，看似轻松地聊天，他既能达到某个谈话目的，又不会留下丝毫功利的痕迹。霍顿完全被套进去了，主动把话题转移到潜艇方位测定仪上来。莫洛迪在讨论这项核心技术时也非常巧妙，从不正面问一些关于潜艇方位测定仪的问题，而沿着潜艇方位仪的效能所产生的种种影响，自然而然地结合美国海军的类似技术加以讨论。每当霍顿说上一两句内行话或纠正他的一些不够准确的说法时，他都会用一种赞赏的目光看着霍顿，似乎对霍顿有如此精湛的专业知识钦佩不已。霍顿也对自己能博得一位美国海军武官的赏识颇感得意，不知不觉地谈了不少潜艇方位测定仪的情况。

莫洛迪见谈话已经达到预期目的，瞧瞧窗外蔚蓝的天空，谈起波特兰海岸美丽的风景，顺便又把话题扯到高雅的艺术方面，非常巧妙地冲淡了刚才话题的敏感氛围。霍顿表示他和他的朋友想观看正在英国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热情的莫洛迪则答应为他们买好7月9日星期六晚上该团在伦敦公演的戏票，并约定那天再见面。

当天晚上，霍顿回忆与这位美国海军武官的谈话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此人的圈套，这个人绝非是他所声明的身份，可能是克格勃的一位高级间谍。他不得不钦佩此人的精明，通过闲聊让霍顿在谈话中承认自己了解潜艇方位测定仪和一系列潜艇技术，以后找他索要潜艇方面的情报，就没有任何借口拒绝为克格勃窃取这方面的情报。

情报小组意外暴露

霍顿开始源源不断地给克格勃提供海军基地的机密情报，后来，他又把女友伊丽莎白•姬也拉下了水。

莫洛迪出手大方，机智幽默，与哈里•霍顿接上头以后，克格勃对波特兰基地的渗透日见成效。霍顿和他的女友伊丽莎白•姬也十分乐意与莫洛迪打交道而完全没有受雇于人的感觉。莫洛迪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名间谍，讲起话来轻松愉快，脸上常带着微笑，就像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莫洛迪这种驾驭手下间谍不同凡响的能力还表现在无论布置多么危险的任务都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叙述，像玩扑克牌游戏那样探讨一些间谍手法，霍顿和姬女士对他都有好感。特别是伊丽莎白•姬，总是以女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活动。她认为这个嚼着口香糖、一口纯正美国口音的朋友更像是一个奔放不羁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克格勃间谍。加之，每次会面莫洛迪都送给他们一笔数目不小的英镑，使霍顿和伊丽莎白•姬窃取机密情报的热情大增。

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波特兰基地附近的小咖啡店或在伦敦老维克戏院附近的滑铁卢大街见面。这些定期会面双方都会准时出现，从未出现过差错。莫洛迪给霍顿和姬女士一张列着12个问题的纸条作为他们在海军基地开展间谍活动的目标。霍顿和伊丽莎白•姬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活动，在一次又一次的会面中给莫洛迪带来大量的机密情报。他们向克格勃提供的情报主要有：英国皇家海军新型战艇的设计和规格；正在建造的核潜艇“无畏战舰”号照片；英国皇家海军部对各舰队的命令；波特兰海军基地的地图等。此外，伊丽莎白•姬从文件柜中偷出涉及高级机密的潜艇方位测定仪的7本试验记录册，霍顿将其拍成照片后交给了莫洛迪。这些情报使克格勃及时掌握了英国尚未投入使用的战略性武器“无畏战舰”号核潜艇和西方最先进的潜艇方位测定仪的机密情报。

每次从霍顿和伊丽莎白•姬手中获得情报后莫洛迪都会开车来到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路45号。这是一幢带有花园的非常幽静的房屋，里面住着一对苏联特工夫妇，护照上写明他们是新西兰人，男的叫彼得•克罗格，女的叫海伦•克罗格。他们经营一家专卖古书的小书店，克罗格的公开身份是书商兼业余摄影师。

克罗格夫妇是莫洛迪领导的间谍网中的重要成员。克罗格夫妇在这里将霍顿和伊丽莎白•姬提供的情报拍成微缩胶片，秘密联络员从这里拿到胶片，然后转送到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克罗格夫妇对克格勃忠心耿耿，处理问题稳健老练，他们高效的谍报工作使莫洛迪的间谍活动如虎添翼。

这样的好日子大概维持了大半年，当这个间谍组织事事顺利，大量情报滚滚而来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使他们露出了破绽，被牵扯出来。

1960年春天，波特兰海军基地安全官员弗雷德•霍斯金收到基地武器工厂一名摄影师的控告信，这位摄影师反映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写着“你是个肮脏的犹太鬼”，信笺上还画了一个代表纳粹的徽号，他怀疑这是哈里•霍顿所为。几天之后，这位摄影师的上司也收到一封类似的匿名信。海军安全部门对霍顿进行了调查，虽然否定了他与匿名信事件有牵连，但他的更重要的问题却暴露了出来。

当时，霍顿每个月的薪俸只有710英镑，而他却花近10万英镑买了一幢别墅，还买了一辆法国雷诺公司制造的太子牌高档汽车。他和伊丽莎白•姬经常去豪华旅馆度周末，并吹嘘自己一周喝酒要花掉二三十英镑。他在波特兰老榆树酒店盛宴招待朋友，成为酒店消费最大方的顾客。这些太离谱的消费引起安全官员霍斯金的怀疑，并把霍顿的情况上报了伦敦警察厅。与此同时，波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戈列涅夫斯基投奔了西方，向英国提供了克格勃间谍打入波特兰的内幕。伦敦警察厅会同负责反间谍活动的陆军情报局第五处立案对霍顿进行侦察，霍顿作为涉嫌间谍活动的重要嫌疑人受到监视。

负责监视的特工发现霍顿和女友伊丽莎白•姬在伦敦滑铁卢街老维克戏院附近与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会面，霍顿交给对方一个小旅行袋，然后从这个男子手中接过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接头的那个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白色斯蒂佩克牌汽车。特工起初以为这是一名波兰驻伦敦的情报官员，但在他们调查了这辆汽车牌照后发现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诺德•朗斯戴尔，职业是经营出租自动电唱机的商人。于是，警方对朗斯戴尔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英国军情五处的特工们在沃尔杜尔街莫洛迪的办公室、白色大楼六层他居住的套间都安装了窃听设备，另外还在附近设置了目测观察站。所有与莫洛迪来往的人和电话均受到调查，然而最初几个月几乎一无所获，但是特工们坚持不懈地侦听。一天，在监听中他们听到霍顿说：“不，我今天不能来，要过几天才能来。到时候再联系。”

8月初，霍顿又与莫洛迪约好了接头地点，在老维克戏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一天，特工早已在斯蒂夫咖啡馆周围埋伏好了眼线。 霍顿和朗斯戴尔会面时，两名军情五处的特工靠近他们坐着。莫洛迪对霍顿和伊丽莎白•姬说他要去美国谈生意，所以9月份就不同他们见面了，但他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定会赶回来同他们会面的。霍顿问莫洛迪最近两名投靠苏联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专家威廉•马丁和贝诺•密契尔是否已平安到达苏联，莫洛迪向他们保证两人确实已经跑到了苏联。特工还偷听到莫洛迪问：“你的提包里一定有不少东西吧？”霍顿略带幽默地回答：“除了剃须刀，还有一些睡衣一类的东西。” 莫洛迪说道：“请你记下以后会面日期。”霍顿说：“可以。”莫洛迪说：“会晤将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地方在……接头人坐在那里的一辆汽车里。”特工看到霍顿又把一包东西交给了莫洛迪。后来，特工听到霍顿说：“不，我今天不想拿钱。”这时，特工已掌握了可逮捕他们的证据，但是他们并未马上采取行动，因为还需要等一等，看有没有更为重要的间谍出现。

警方决定进行全天候24小时监控，种种迹象表明朗斯戴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间谍，要对他跟踪而不被发现极为困难。因此，警方动用了20多个特工人员，把一天24小时划为6段，轮流值班跟踪的特工不断换人。这样莫洛迪即使看到有人在身后跟着走，但都是陌生的面孔，同一个人不会出现两次，不致引起疑心。

8月27日，莫洛迪从白色大楼六楼公寓出来，一直走到大波特兰街米德兰银行。跟踪的特工发现莫洛迪在银行存放了一只箱子和一个棕色纸包，不久，莫洛迪便突然失踪了。

军情五处获得米德兰银行董事长的同意，撬开了莫洛迪存放物件的保险箱。他们从保险箱中取出箱子和纸包，带回军情五处在圣保罗的实验室。两名特工小心翼翼地把箱子里的东西摊放在桌上，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这是一个职业间谍使用的工具包，工具包里有两台专门用于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一台是米诺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诺克斯牌照相机里还有一卷照过的底片。他们把这卷底片冲印了并进行翻拍，然后又把它放回相机。这些照片看起来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都是莫洛迪在布拉格和一个满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里还有一本如何学打字的书，经验丰富的特工一看就知道这与密文有关。特工用细小的光束对每页纸的边缘进行了检查，发现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凹痕。莫洛迪就是用这些书页作为他密写的复写纸来书写那些看不见的密文。

米诺克斯相机 。莫洛迪用此相机为克格勃拍摄了大量的秘密文件

箱子里还有一只放在木碗里的龙森牌打火机。通过对打火机进行X 光检查，发现打火机底部是空的，里面装了许多小东西。特工们用橡皮吸球和小镊子把这些东西夹出来，原来是两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码本，其中一本就是正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页纸上还有一张地图参考资料清单。军情五处的特工看到莫洛迪的密码本，马上就知道这是苏联密码，由此推断，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克格勃间谍网。

如果把莫洛迪的密码本抄录下来，并跟踪信号，军情五处的反间谍特工就能利用莫洛迪同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来破译莫斯科的密码。但遗憾的是，莫洛迪的箱子里没有信号计划，这样特工也就无法知道他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了，因为每周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是不计其数的。于是，英反间谍特工加大了对莫洛迪进行窃听的力度，找出莫洛迪在他的接收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

后来事实证明，军情五处所做的窃听计划全是徒劳，他们未窃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克格勃已获知莫洛迪暴露了，本来莫洛迪已经撤回苏联，但隐藏在英国军情五处的苏联内线出现危机，这样克格勃必须在莫洛迪和那个内线之间作出选择：是掩护莫洛迪还是掩护那个内线。莫洛迪担负了那个掩护的角色。

10月17号，莫洛迪回到了在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

最后的归途

1960年底，反间谍人员跟踪莫洛迪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路45号，发现莫洛迪一进去就没有出来。显然，他与房子的主人关系极为密切。这样持新西兰护照的克罗格夫妇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

这时，英国军情五处收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电：华沙组织有一位高层情报官员将投奔西方。如果这一官员叛逃，那么霍顿、莫洛迪甚至还有克罗格夫妇都会被他的叛逃所惊动。英国警方决定在他们撤退之前把他们抓获归案。1961年1月7日，是莫洛迪约定与霍顿接头的日子，英国反间谍人员布置在他们经常会面的滑铁卢大街一带。下午3点，霍顿和伊丽莎白•姬小姐乘火车到达伦敦，他们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市场逛了一阵，买了点东西，然后沿着老维克戏院向滑铁卢大街走来。一辆斯蒂佩克牌小车也开了过来，莫洛迪从车里出来，与霍顿他们并排走在一起。莫洛迪从伊丽莎白•姬小姐手里接过一个购物篮，这时，六七个反间谍人员立即围上来，用手铐一一将他们拷上。在购物篮里，特工发现3本潜艇方位测定仪试验结果小册子的胶片，以及其他关于核潜艇武器和技术的机密照片。

为了防止克罗格夫妇逃跑，特工在一个多小时后迅速赶到伦敦西区克兰利路45号逮捕了他们。英国安全部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进行了指纹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们就是1951年美国破获的美国原子弹间谍案中被通缉的两名在逃的重要成员，这个间谍集团的首犯罗森伯格已于1953年被处死刑。克罗格的真实身份是犹太裔美国人，海伦•克罗格的真名是洛娜•特巴隆•佩卡，波兰裔美国人。克罗格夫妇真实身份被揭露后，英国反间谍机构大为震惊。

克罗格夫妇

克罗格夫妇家的厨房下面隐藏的给莫斯科发送紧急情报的高速发报机

伦敦警方对克兰利路45号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警方发现这幢神秘的房屋简直就是一个“间谍活动中心和银行”，各种间谍设备应有尽有。在客厅旁边的一间房屋里有一块活动地板，打开地板可沿阶梯下到一个两米左右的深坑，深坑通向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一个功率强大的高速发报机，可以与莫斯科及世界各地的间谍组织直接联系。在卧室旁边的一间房屋里，警察在一个打火机里找到一个夹层，里面藏有两张载有无线电联络信号的胶片底片和6卷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在二楼房间里发现了识读微缩文件的设备和微型胶片阅读器。此外，还发现了8本护照和分藏在多处的数万美元的现钞、旅行支票，以及其他间谍器材。接着，警方又搜查了摄政王大街莫洛迪的公寓，在一盒爽身粉里藏有一个微型胶片阅读器，无线电联络的信号和密码则藏在几节假电池里。

1961年3月14日，波特兰间谍案的5名间谍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在审讯中，霍顿声称自己是受了威胁而被迫充当间谍的，并向法官表示愿意检举本案其他人的罪证和帮助当局指认苏联和波兰间谍的照片，以换取自己免受刑事处分，但被法官拒绝。伊丽莎白•姬承认自己有罪。面对不容否认的大量证据和法庭的严厉指控，克罗格夫妇始终装聋作哑，拒不承认。而莫洛迪则不惜牺牲自己，主动帮克罗格夫妇承担责任，以保全自己的同志。

3 月23日，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帕克宣布了对5名间谍的判决。其中，莫洛迪被判刑25年，克罗格夫妇各判20年，霍顿和伊丽莎白•姬分别判了15年。波特兰间谍案的开庭审判引起了英国及世界新闻界的关注。

1964年 4月11日清晨，在联结东西柏林的一段公路上，苏联用英国间谍韦恩交换回了莫洛迪，莫洛迪回到了苏联。

4月27日，莫洛迪被授予克格勃上校军衔，同时获得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荣誉工作人员”奖章。5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授予他红旗勋章，颁布命令上说：“鉴于他在完成特殊任务时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强，特授予此勋章。”

获释后的莫洛迪不忘旧日的间谍伙伴，力促苏联有关当局以交换的方式使克罗格夫妇获释。1969年，克格勃用因间谍罪被捕的英国商人交换回克罗格夫妇。

1970年夏天，莫洛迪在一次宴会中因饮酒过度突然去世，时年47岁。他被葬在专为苏联功勋间谍辟置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苏联英雄科伦•莫洛迪上校之墓。

第十五章 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威风扫地的超级“鼹鼠”

“柏林隧道丑闻”使英美情报机构在全世界面前栽了大跟头，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耍了，而出卖他们的正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双重间谍布莱克。

这位“鼹鼠”中的“鼹鼠”给克格勃提供过无数重要的情报，多次让英美情报部门上当受骗，损失惨重。被捕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但他说自己并没有负罪感。

他奇迹般地逃出戒备森严的伦敦监狱，平安到达苏联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如果说“剑桥五杰”中的菲尔比让秘密情报局从“超级机密”的光环中跌入黑暗的深渊，而布莱克则在秘密情报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彻底摧毁了英国情报系统的声誉。

语言天才

1922年11月11日，乔治•布莱克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父亲是出生于埃及开罗的犹太人，是一位金融学家，做过埃及总督的财政顾问。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

父亲病逝后， 13岁的布莱克离开荷兰，到埃及跟叔叔亨利•科里尔一家生活，进入开罗的英语学校读书。亨利•科里尔是埃及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克少年时受到叔叔的影响，很早就知道社会主义。

1940年德军入侵荷兰，布莱克参加了当地的抵抗运动，担任抵抗组织的信使，很好地完成了几次传递情报的任务。后来有人告密，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来到英国。战后他因这段经历获得了荷兰女王授予的四级拿骚十字勋章。

来到英国后，布莱克加入了皇家海军，被分配到一艘扫雷艇当水手。布莱克的语言天赋很快显露出来。他精通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在战争年代这样的人才太难得了，于是他被送到军官学校接受培训。布莱克以优秀的成绩通过考试，被授予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海军中尉军衔，先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到特别行动委员会荷兰分部从事密码电报的截收和破译。

1945年4月，布莱克到蒙哥马利司令部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布莱克晋升为海军上尉，在汉堡的英国军舰上担任情报军官。他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分析材料，得到上司的赏识。当时国家情报部门招聘工作人员，他的上司为布莱克写了一封热情的推荐信，但情报局没有聘用他。

此次应聘受挫并没有影响布莱克对情报工作的兴趣，经过思考分析，布莱克认为自己落聘主要是没有情报部门急需的特长。二战后，世界格局已发生变化，法西斯德国灭亡后，苏联成为英美的主要敌人，国家情报局的工作重点自然也转移到苏联，自己虽然精通几个国家的语言，却唯独不懂俄语，要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进入情报部门必须学好俄语。布莱克请了长假，用一两年时间专攻俄语。 1947年，他再次去应聘，情报局官员肯尼思•科恩对他的俄语水平非常满意。科恩查阅了布莱克的档案，对布莱克进行了考察，认为他阅历丰富，勤奋好学，能在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完成工作，是一个理想的情报人员。在科恩的推荐下，情报部门录用了布莱克，并送他到剑桥大学唐宁学院进一步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化。

1948年，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后，布莱克到英国外交部报到，他的公开身份是外交部官员。外交部有个秘密情报局，他实际身份是该局九处一科的特工。1949年初，布莱克被派往汉城重建那里的情报机构，担任该机构的特工负责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攻占了汉城，布莱克和英国大使馆其他人员没来得及撤走，全部被人民军关进了战俘营。

苏联国家安全部政治教育部派来专家格列戈里•库兹米奇，试图策反这些英法外交官今后为苏联服务。库兹米奇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布莱克与他谈得很投机，几次接触下来，布莱克私下告诉库兹米奇他已经信仰共产主义，愿意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并声明自己是出于信仰为社会主义苏联服务，不接受任何报酬，也不必提前释放他。

布莱克在战俘营待了18个月，1953年3月，布莱克和英国公使等大使馆人员被释放回国。回到伦敦，英国使馆人员受到外交部的热烈欢迎，布莱克被安排休养了一段时间，休假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军情六处克伦威尔街分部工作，专门负责窃听和秘密拆检外交邮件。

屡建奇功

汉城之行彻底改变了布莱克的命运，他从此成为克格勃安插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在军情六处克伦威尔街分部工作时布莱克就和苏联驻伦敦的情报人员接上了头，把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程序、内部机构设施以及全局工作人员名单提供给了苏联克格勃。

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内设了个工作站，1954年4月，布莱克被任命为工作站技术行动部副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驻德苏联军队的情况，并想办法物色愿意为英国效力的苏军军官。在西柏林工作的4年里，布莱克向克格勃提供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东欧间谍分布情况。英国情报部门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间谍先后有400多人被布莱克告诉了克格勃。布莱克与苏联人来往他的上司是知道的，但他们以为他是故意向苏联人提供假情报，物色能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的苏联间谍。布莱克作为潜伏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鼹鼠”，已显示出一个特工的机智。

布莱克为克格勃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使克格勃的叛徒——民主德国安全局局长罗伯特•比亚里克“消失”了。

1953年，民主德国安全局局长罗伯特•比亚里克与英国秘密情报局联系，要求政治避难。在英国特工的帮助下比亚里克秘密叛逃到了西柏林。对这类大人物的安全秘密情报局非常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保护。因为英国人很清楚，苏联克格勃对待这样的叛徒绝不会心慈手软。比亚里克改名换姓后被秘密情报局安置在西柏林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并在比亚里克的公寓里安装了保险锁，窗户上焊上了铁栏杆，接通了能及时与英国安全官员联系的警报器。比亚里克也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所以他几乎从不出门。

乔治•布莱克是潜伏在英国军情六处的克格勃“鼹鼠”，身为双重间谍的他为克格勃铲除了多名内部间谍和叛逃者。

1956年2月，比亚里克见两三年都平安无事，一时冲动决定到外面走走。几次都没事，比亚里克的胆子大起来，后来干脆连保镖都不通知经常一个人单独在公寓附近散步。

事情就那么巧，布莱克的住处与比亚里克的公寓正好在一个街区。布莱克偶然发现了比亚里克，立即通知了西柏林的克格勃。2月的一天，比亚里克又单独出门了，他刚走到小巷口，一辆小汽车突然停在他身边，从车上跳下两个壮汉，他们抬起比亚里克塞进小汽车立即开走了。

比亚里克突然失踪，英国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但苏联人坚决否认他们知道比亚里克的下落，英国人知道是克格勃干的，但没有证据也无可奈何。从此，比亚里克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英国人没有怀疑有人告密，只怨这个比亚里克太粗心了。

布莱克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抓获了克格勃叛徒波波夫。

彼得•波波夫原是苏军情报局的特工。1953年，由于向往西方社会，他决定暗里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将一张小纸条扔进了一位美国外交官的汽车里，美国人按照小纸条上写的联络方式与他建立了关系，中情局非常看重波波夫的价值，这个人也没辜负中央情报局的厚望，不久就成为战后为西方提供情报最有成效的间谍。他在维也纳工作的两年时间先后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近400名为苏联效力的西方间谍资料，而每次索取的报酬只有100美元。有意思的是，他说是因信仰而背叛自己的国家，布莱克也因信仰共产主义而替苏联效劳，可没想到波波夫最后栽倒在布莱克手上。

1955年，波波夫从维也纳回莫斯科休假，苏军情报局把他派到东柏林工作，因工作调动他和中央情报局失去了联系。波波夫到东柏林后写了一封信给联系人——中央情报局的基斯瓦尔德，向他介绍了自己工作变动情况。他托付正在民主德国访问的英国军事使团转交，英国军事使团按流程先将信给了东柏林的情报站，这样，波波夫的信就到了布莱克的办公桌上。信是按时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但在交信之前布莱克已拆开信看了。不留下任何痕迹对做过邮件检查的布莱克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波波夫很快被召回国内，此事并没有引起他的警觉，以为是工作的正常变动，最多是他搞情妇的事被上司发现了。但回到国内后上司并没有提此事，只是通知他留在国内工作。他有些紧张，以为出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中断了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直到两三年后才重新接上头。1959年10月16日，波波夫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中情局的兰格尔利接头。当他们在拥挤不堪的汽车上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抓获，兰格尔利被带到苏联安全部门接受询问。他当即提出抗议，要求苏联人对他予以外交豁免，90分钟后，兰格尔利获得自由。美国人否认了苏联对兰格尔利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以随意拘留外交人员为由向苏联当局提出抗议。

波波夫的下场可就惨了。苏联《消息报》刊登了批判波波夫的文章，叙述了波波夫整个犯罪的事实。波波夫是二战结束后苏联第一个投靠西方的重要情报官员，国内民众一片怒骂声。波波夫也自认罪有应得，心甘情愿接受任何严厉的惩罚。苏联情报部门为了杀一儆百，释放对这种叛徒的气愤，当着众多同事的面将波波夫活生生地投进熊熊燃烧的火炉中。

然而，布莱克作为一个成功的间谍最辉煌的战绩还应该是一手策划了 “柏林隧道”事件。

1953年，英美情报部门获得消息，在距离美军占领区边界约550m有一条民主德国的电缆线，这条线缆主要用于军事，可同时供430多对电话通话。英美制订了一个“黄金行动”计划，准备挖一条长450m、直径约1.8m的隧道通到东柏林电缆前，然后采取英国工程师设计的搭线方法，实施昼夜窃听。

为了不引起东德的注意，他们先在要挖掘的隧道上修建了一座美军空军的雷达站。1954年，美军一个工兵小分队开始了挖掘工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耗资2500多万美元，隧道终于完工了。隧道的主体部分是窃听室，对应东柏林430多对电话线路安装了430多台窃听器，昼夜进行窃听录音。英美情报部门以为，通过隧道可以窃听到苏联与民主德国军政要员之间的通话，以及苏联军事管制总部、苏军驻东德防区与华沙的电话。他们相信，柏林隧道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情报源。

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事前隧道窃听室没有听到半点征兆，英美情报机构于是对窃听资料重新进行梳理，发现窃听的资料数量巨大但有价值的不多。英美情报人员觉得很奇怪，一时又找不出其中的原因。

1956年4月22日，苏联通信兵进行例行的电缆维修。一名通信兵一脚踩空掉进隧道，柏林隧道就这样无意中暴露了，苏联人拿柏林隧道大做文章，召开记者会公布英美的丑闻，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让记者和大量民众进入隧道参观，把隧道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向公众开放。英美媒体也大肆宣传，认为隧道窃听是情报行动成功的典范。直到1961年，布莱克间谍身份暴露后英美情报机构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耍了。

1954年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共同策划实施了柏林隧道计划，以提供苏联向西方进行行动的最前沿情报，然而克格勃轻易地让这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原来隧道尚未正式开工时布莱克就把这项绝密计划告诉了克格勃，苏联将计就计在线上传递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甚至一些假情报。到需要曝光的时候才设计了一个通信兵掉进隧道的故事，以便保护布莱克。

1959年初，布莱克申请调回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考虑到他在西柏林工作已经4年，总部同意了他的要求。布莱克回到伦敦时间不长，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法、以三国发动入侵埃及的战争，企图夺回苏伊士运河，不料遭到失败。英国意识到必须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于是决定派一位能够掌握多国语言的人到那里工作，自然就想到“语言天才”布莱克。于是上司派布莱克到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为进入中东工作做准备。

布莱克到达中东不到一个月，一个叫霍斯特•埃特纳的双重间谍供出了他。

原来在西柏林期间，布莱克结识了一个双重间谍霍斯特•埃特纳。此人原先居住在民主德国，与英国秘密情报局有联系，后来逃到联邦德国为联邦情报机构工作。但他的生活方式过于奢侈，不久被解雇了。1957年他又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接上头，一边为英国人服务，一边向苏联人出卖情报。布莱克在上司的授意下曾用马克斯•德•范弗里斯的名字同埃特纳接触过，布莱克对埃特纳的底细并不了解，而埃特纳是个非常精细的人，他发现布莱克是一个双重间谍。

埃特纳喜欢在外面搞女人，钱大多花销在吃喝玩乐上，他妻子受不了，气急之下向联邦德国安全局告发了他。西德安全局逮捕了埃特纳，指控他向苏联人提供情报。埃特纳承认了自己的双重间谍身份，并主动供出另一个叫“范弗里斯”的双重间谍，说是这个英国人收买他为苏联提供情报。而这个范弗里斯就是布莱克，联邦德国向英国情报机构通报了有关情况。英国人没把埃特纳的口供当一回事，因为当时布莱克与埃特纳接触是得到上司允许的，布莱克非常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生死博弈

1959年3月，美国驻瑞士大使馆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人自称“狙击手”，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苏联间谍在西方国家活动的情况。“狙击手”称克格勃已经弄到一份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文件，上面列有英国在波兰的情报人员名单。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个情况通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秘密情报局的高层大吃一惊，一时又搞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这么大的事肯定要追查，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弄得草木皆兵，气氛格外紧张。

“狙击手”继续向中央情报局透露：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隐藏着一个十分活跃的克格勃间谍，此人代号“钻石”。秘密情报局对波兰情报站特工逐个排查，对情报局总部也查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任何线索。情报局这么大的动作布莱克自然马上就知道了，这颗“钻石”紧急向克格勃报告：波兰情报部门有一个为西方效力的间谍，不知其人真实身份和名字，代号为“狙击手”，此人已对“钻石”构成危险，要求立刻清除该隐患。“狙击手”和“钻石”都知道对方的存在，都在极力弄清楚对方的真实名字，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能把对方置于死地。

“狙击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为美国人提供情报，但此人行为极其诡秘，连中央情报局都不知道他的国籍和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和克格勃联系密切。克格勃得到布莱克的情报通知了波兰，建议立刻开展清除内部奸细的调查。令人没想到的是，主管这次调查的戈列涅夫斯基正是代号“狙击手”的间谍，他的真实身份是波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

大吃一惊的戈列涅夫斯基沉不住气了，他知道“狙击手”不挖出来，克格勃决不会歇手。三十六计走为上，戈列涅夫斯基借出差到了东德，然后秘密潜入西德，等到波兰方面有所察觉，他已经逃到了美国。

得知“狙击手”到了美国的消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专家立即前往美国，准备详细询问那份名单的情况。戈列涅夫斯基知道英国秘密情报局依然没有查出“钻石”，心里大为不满。他提醒英国人，克格勃不是从秘密情报局总部和波兰情报站获得名单，而是秘密情报局柏林情报站一位特工提供的。戈列涅夫斯基告诉英国情报人员：1960 年以后，代号“钻石”的间谍在柏林突然失去了联系，提供机密情报的渠道也中断了。到这时，秘密情报局的专家才恍然大悟，知道该如何去挖出这只“鼹鼠”。

调查人员紧急查阅了柏林情报站工作人员的档案，经反复查对，很快发现1960年调离情报局柏林情报站的只有乔治•布莱克，此人可能就是“钻石”。当时布莱克正在中东学习阿拉伯语，对此毫不知情。经过筹划，秘密情报局电告黎巴嫩情报站站长古拉斯•埃里奥特，通知他赶回伦敦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要他顺便通知布莱克一块回伦敦参加会议。

两天后，布莱克走进了秘密情报局的办公大楼，他被通知立刻去六楼的局长办公室，局长迪克•怀特和两名负责反间谍的官员正在等着他。其中一位官员对布莱克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因此他必须接受调查。布莱克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他说：“这是有人陷害，我会对所有的问题做出解释证明我是无辜的。”怀特局长说:“你有申辩的权利，但必须回答我们的问题。”

一个上午，布莱克以种种借口为自己辩解，在审讯人员紧紧追问下他开始前言不对后语，神情恍惚。下午，布莱克强打精神硬撑着，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的审讯。可是第二天审讯又继续进行，布莱克终于受不了无休止的审问承认了对他叛国的指控，并招供了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怀特局长听了汇报这才松了口气，这只狡猾的“鼹鼠”终于挖了出来。事后，怀特局长庆幸地说：“如果布莱克打死都不招供，我们拿他也没办法，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仅凭戈列涅夫斯基的口供难道能治他的罪？”

布莱克在供词上签字后，警察局探长路易斯•盖尔和监察官把布莱克带到鲍街警察局，在那里进行审讯和取证后对布莱克提出正式的起诉。

成功越狱

1961年5月3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以叛国罪对乔治•布莱克进行宣判。因为布莱克的叛变，导致42名英国间谍死于非命，为此，英国司法当局判处布莱克42年徒刑。这是英国自废除死刑以来最严厉的判决，也是当代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徒刑。

布莱克被关在伦敦北郊的沃姆伍德•斯克拉布监狱。

斯克拉布是个规模很大的监狱，里面设施完备，警戒森严，整个监狱四周围着6米高的围墙。

布莱克刚进来时被当做重点监护的犯人安排在一个单人间，监狱警察经常搜查牢房。像布莱克这样的重点监护犯人是不允许到户外参加体力劳动的。布莱克表现非常规矩，安静地待在单人牢房，从不与警察顶嘴吵闹。不久，监狱解除了对他的重点监护，将他与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布莱克与犯人们相处不错，他很乐意帮助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知识和阅历都很丰富的人。监狱发挥他的长处，让他教授德语、俄语和阿拉伯语。

有一个叫肖恩•伯克的犯人与布莱克住在同一排牢房，这个人重义气也很有头脑，他们相处得不错。1966年夏末的一天，布莱克找到伯克，脸色凝重地说：“老兄，有一件事我考虑好久了，需要你帮助。”

伯克一脸轻松地说：“什么事，很重要吗？”

“我没有钱财，如果你拒绝我完全理解。” 布莱克说，“何况这事要冒风险。”

“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伯克有些紧张。

“我在牢里要关42年，这对我不公平，伯克，我想请你帮助我逃走。” 布莱克见伯克没有反应，说：“你不必马上做出决定，可以考虑几天。”

“乔治，我不必考虑。” 伯克拍拍布莱克的肩膀，诡秘地笑了笑。

布莱克同伯克详细谈了自己的越狱计划，伯克补充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他们估算整个行动需要700英镑。布莱克有一张儿童时代的照片，上面一共有3个孩子，他把照片撕成两半，一半给了伯克，另一半在他母亲探监时给了老人家。布莱克告诉伯克，当他母亲看见另半张照片就知道伯克是他儿子的朋友，会提供经费。

伯克假释出狱后就去见布莱克的母亲，正好布莱克的妹妹也在，当伯克说明自己的来意，老人家显得很为难，布莱克的妹妹当即表示不赞成哥哥越狱，也拿不出700英镑。伯克很失望地离开了母女俩。

伯克没有放弃帮助布莱克逃跑的计划。他在商店买了一部步话机，借探狱的机会给了布莱克，解决了他与布莱克联络的问题，并说一切会按计划进行。后来，伯克找到了他的朋友迈克尔•雷诺，很动情地讲述了布莱克的遭遇和计划，雷诺对布莱克十分同情，认为他做间谍不是背叛，只是意识形态不同而已。雷诺答应给他们提供资金。

10月18日，伯克在约定的时间与布莱克通话，再次详细地商定22日的越狱计划。22日夜晚，监狱里放电影，警察和犯人绝大多数都去看电影了。布莱克偷偷地从电影院溜了出来，牢房长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塔楼办公室一名值班警察在打瞌睡。布莱克顺着下水管爬到牢房外，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伯克往围墙内抛入绳索和老虎钳，布莱克抓着绳索爬上围墙，剪开铁丝网往下一看，伯克正站在一辆小汽车旁边朝他挥手。墙太高，布莱克有点犹豫，这时一辆汽车从远方开过来，他一惊，闭上眼往下一跳，重重地摔在地上。伯克抢上一步拖起布莱克，塞进后车门，然后迅速发动汽车，一溜烟跑掉了。

布莱克在监狱里突然消失，当晚就成为伦敦电台和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判处42年的双重间谍成功越狱，就像一则精彩的传奇故事震惊了世界。伦敦警察局组织大量警力开展大规模的追捕，他们监控了伦敦所有对外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东欧各国的大使馆也受到监视。

布莱克预料到伦敦警方会四处搜捕他，于是，他就躲在伯克租来的房子里不出门，吃喝由伯克送来。下一步计划布莱克已经想好，等到风头渐渐平息下去，雷诺将护送他去西柏林，现在首先要找关系弄假护照。拿到伯克搞到的假护照布莱克很满意，他用职业的眼光也看不出这张护照有任何问题。

这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布莱克坐进了雷诺夫妇的小汽车，一路朝多佛尔海峡方向行驶。布莱克躲在车内，由雷诺夫妇应付检查。他们很顺利地到达多佛尔渡口，由此乘渡船到达法国经比利时到联邦德国，布莱克在柏林下了车，并很快进入民主德国与苏联大使馆接上头，在克格勃安排下乘飞机飞往苏联。

雷诺则掉头由原路返回英国，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布莱克抵达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莫斯科郊外的早上，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一座别墅前的草坪中，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悠闲地交谈着，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倘若此情此景让英国秘密情报局得知定然羞愧难当、气急败坏。因为这两位老人都是秘密情报局的叛逃者、克格勃的间谍明星。其中一位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间谍”的金•菲尔比，另一位与菲尔比一样，也是苏联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的获得者，继菲尔比之后创造世界谍报史又一个奇迹的乔治•布莱克。

布莱克在莫斯科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上班，市中心有他的公寓，郊外有乡间别墅，每月从俄罗斯情报部门领取退休金，生活得非常幸福。退休后，他打破沉默，撰写了《我的间谍生涯》一书，回顾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2007年11月12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公开为乔治•布莱克授勋，庆祝这名令英国军情六处恨之入骨的双重间谍85岁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