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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初，我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占国民经济比重只有12.6%。经过长期战乱，国家元气大伤，发展经济的基础极为薄弱。当时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美国的五十分之一；全国发电量只有43亿千瓦时，居世界第25位。全国煤炭产量只有3243万吨，居世界第9位。全国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而美国是27035万吨，主要石油产品均需进口。全国水泥产量只有66万吨，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全国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尚不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不及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三分之二。
1890年起，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三镇兴办近代工业，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钢药厂等相继建立，奠定了武汉地区工业的基础。1890年9月6日，张之洞湖北省汉阳县大别山下找到厂址，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这是中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兵工厂，照片中是辛亥革命后汉阳兵工厂鳞次栉比的厂房，高高的烟囱冒着浓烟，在当时可是一派繁荣景象的写照。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就是在这里生产的。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
刺刀威胁下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源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宣告中国丧失了两千年来的优势地位，在殖民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由此中国建立起了第一批造船厂、纺织厂、兵工厂。从1872年—1911年所设立的商办、官办、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工业共521家，其中在1895年后设立的为447家，占85%。可见中国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在1895年以后起步的，比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了一百余年。在此后的半世纪中，长期的政局动荡、战火硝烟、殖民掠夺，使工业建设举步维艰。而1948年国民党开始败退至台湾时，将大量工厂机械拆走，不能拆走的就破坏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大批最为关键的技术人才也去了台湾。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残存的工业企业、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工业体系尚未形成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国重新开始了工业化征程，但这一次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采用的从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时前苏联的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
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l/3，农业产品则占2/3。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使已属落后的俄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国内战争结束后，苏联开始恢复农业建设，并确立重工业化的发展方针，即从机器制造业开始，拉动整体工业发展。到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工业产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工业发展速度居世界第一位。正是这时期打下的重工业基础帮助苏联打赢了卫国战争。到二战结束后，苏联已成为足以与欧美抗衡的超级大国。而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在面临西方列强封锁的情况下，当时对中国友好的苏联，便成为中国发展重工业的主要技术来源。
1953年-1957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尽管“156项”是当时妇孺皆知、举国关注，至今仍为研究中国工业发展者经常使用的专用词语；但是目前却很少人能说得清它的来源与内涵。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第一，“156项”企业中有近l/3属军工企业，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厂名用代号表示，厂址、产品都属保密范围。第二，与此相关，其他民用项目与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也处于保密状态。第三，有关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有些甚至在历史动乱中被销毁。第四，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企业的主管部门经常撤并，企业产品、厂址、厂名等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原因，使得“156项”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说法很多，而且差别很大。时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中国军工企业大量转产民用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日益深化的今日，这些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产生一个清晰的答案了。
确立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方针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是从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开始的。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应中共中央邀请，一同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1949年2月2日，朱德和任弼时会见米高扬等人，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派遣500名技术专家，争取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中方以东北的稀有矿藏折价抵付。2月6日和7日，毛泽东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在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总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6月26日到达莫斯科。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8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建立统一管理经济的机关，解放的地区正在不断扩大，而且缺乏专家与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并提出：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8月14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接着由周恩来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协助毛泽东作访苏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1950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织座谈会，协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议。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1月22日，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毛泽东又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此后，对于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的条款，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中方回答说除铅为中国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其中规定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1950年9月30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
条约签订以后，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结束了两个月的访苏行程。而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有42个。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请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问题。在原则确定后，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等先行回国，李富春同若干助手继续与苏方商谈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八个月。于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商定由苏联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用技术设备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包括两个百万吨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冶炼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厂，1个百万吨炼油厂，32个机器制造厂，16个动力及电力机器厂，7个化工厂，10个火力发电站，2个药厂及一个食品厂。上述91个企业，加上1953年4月以前，在1950-1952年3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50个企业，共141个企业。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钨精矿16万吨、锡11万吨、钼精矿3.5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
按照协定，在自1953年至1959年的7年期间内，上述141个企业建成后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将大大增长，不论在黑色冶金方面，有色金属方面，煤炭、电力、石油方面，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动力机械制造方面，化学工业方面，都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机械方面和国防工业方面将有许多新的产品出现。到1959年，中国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全面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时（1937年）的水平。即钢的产量超过500万吨，煤达到一亿吨，电力在200亿度以上，石油250万吨左右。上述主要产品，是国家工业水平的主要标志。这些企业建设完成后，中国将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将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赫鲁晓夫接班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并在前述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
果然，1954年新中国国庆五周年前夕，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来华，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主动提出交还旅顺基地并废除斯大林时代一些不平等的协定，承诺增加对华援助项目并供给先进装备。同年10月下旬，西德加入北约，引起苏联和东欧极度紧张，一些居民开始抢购面包存储备战。随后，赫鲁晓夫成立华约组织同北约对抗，并希望中国加入。毛泽东本着独立自主的精神拒绝了，不过仍于1955年5月派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前往出席华约成立会议。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军队应统一装备以利作战，彭德怀则说我军武器已落后于苏军现役装备10年。苏方表示可提供现役的新装备，而且输出技术由中国自行生产。
这与斯大林时期相比，算是好多了。早在1949年7月，鉴于解放台湾的需求，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提出购买军用飞机，斯大林当即慷慨答应提供“最先进的飞机”。闻听此言，中共中央内定的空军负责人刘亚楼马上率团前往莫斯科谈判。然而，在他们询问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时，苏方人员却连性能都不相告，只提供二战结束时苏军装备的拉-11螺旋桨战斗机。中方还发现，斯大林甚至让人修改了与刘少奇会谈的记录，把“最先进”改成了“先进”，显然是一时高兴做出承诺后又反悔了。面对中方的质询，苏方吹嘘拉-11性能优于国民党军装备的P-51“野马”战斗机。实际上，二者至多空战水平相近，论航程和对地攻击能力，拉-11远远落后。鉴于苏联是当时新中国惟一可能的装备来源，新建的解放军空军还是接受了几百架拉-1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动员中国参战，承诺保证供应所需武器。同年10月，双方谈妥中国接受的武器以出厂价五折记账，算作苏联对华贷款，同时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然而苏联的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旧弹痕。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毛泽东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从中苏蜜月走向彻底决裂
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回国后，便开始履行承诺，于1954年11月卖给中国首批96架米格-17并提供全套资料，中国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从1955年1月起，苏联又陆续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1955年，苏联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及85毫米加农炮的样品和图纸，中国仿制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56式加农炮。随后，苏联还转让了大口径火炮生产技术，凭此中国仿制成功了152毫米加农炮、100毫米高炮等武器。中国军队的常规装备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达到和接近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此刻世界武器发展已经迈入了核时代，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便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说中国的全部电力都投入进去搞核武器都不够，只答应代培一些核技术人员。然而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而作为政治交换条件，毛泽东必须访苏对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毛泽东同意访苏，并参加了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表态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地位。
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干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进入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稳固了个人地位，苏联研制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成功，具备了对美国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手段，不再急需“中国牌”。而中国此时掀起了口号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隐含着把“老大哥”也包括在内。赫鲁晓夫感到受到威胁，于是对中国便以帮助为主转为加强限制。当时苏联虽然帮助中国建设起原子反应堆和核工厂，一些关键技术却迟迟未提供，来华专家也有很大保留，研制工作仍然主要靠中方人员进行。
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6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引起毛泽东震怒：“怎么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那一套又来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讲。而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
赫鲁晓夫决定亲自赶到北京“解释”，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两人就设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问题发生了争执。在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与苏方建立联合舰队及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后，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中共是不会没头脑地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毛泽东同志，你们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毛泽东的坚持让这个一向粗鲁且不讲原则的苏联领导人怀恨在心，不愿再履行援华协议。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当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赴中国时，他经反复考虑决定停运。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出于国际形势，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同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再次以“吵得一塌糊涂”结束。1960年7月，苏联政府通知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停止履行大多数合同。这同样是赫鲁晓夫不同其他领导人商量的个人决定。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引起中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后来研制出的第一颗原子弹便以停止援助的时间“596”来命名，以示争气。苏联的违约行为固然应该谴责，不过从中国国防建设的发展历程看，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撤退专家后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完成“两弹一星”当然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不过对苏联早期的帮助还应承认有一定作用。
中苏之间的彻底破裂，其间也经过了一个反复的过程。1960年夏天苏联撤退专家后，赫鲁晓夫鉴于同美国对峙仍想争取中国支持，以同年11月刘少奇访苏为契机，又做出一些和缓姿态。当时苏方主动提出，中国可推迟还债，还愿借给100万吨粮食。1961年2月，赫鲁晓夫表示愿意提供苏军现役的米格-21战斗机。同年3月间刘亚楼访苏，签订了购买12架米格-21并引进全套生产技术资料的协定。然而短暂的缓和马上因评价斯大林和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的争执而烟消云散，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面对立。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不予支持为由，停止米格-21的援助项目，对华军事援助至此全面停止。
苏联撤走援华技术专家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18000人。同时中国向苏联派遣公费留学生约为9300人，公派技术人员约8000人，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而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1951-1953年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已有1210人。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1949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50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9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
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此期来华专家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1954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在1954-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退在波兰的军事专家，并在10月30日表示愿意考虑撤退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另一方面，是对某些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初，苏联领导人邀请毛泽东访苏，遭到拒绝。此后，中苏两党从含沙射影的相互指责演变到公开论战，甚至还有人身攻击，矛盾激化到破坏国家间的同盟关系。7月16日，苏方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援华苏联专家，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苏方这个决定出乎中方的预料。尽管中方在7月31日请求挽留苏联专家，但遭到拒绝。
个别苏联援华专家回国前秘密留下资料
毋庸讳言，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中方工作人员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在华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对苏联政府突然将其召回的决定看法不一，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个别人临行前还秘密为中方留下资料，使国家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向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单方面宣布召回所有在华专家。7月26日，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开始纷纷向中方单位索要布票、木箱，并去百货大楼购物，准备行装。直到7月30日，苏联军事专家负责人巴托夫会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时，才正式宣布全体军事专家将于8月回国。7月31日晚，苏联军事专家出席“八一”建军节宴会时，普遍表现拘谨，尽量避免与中国同事说话。8月4日上午，中方接待单位向在京苏联军事专家宣读了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及中方复照，当时有102人听取。听了以后，多数人的表示是：这是两国两党的事，可经两国两党谈判解决，并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一位苏联海军参谋长专家在听照会的次日，就把翻译叫到房里说：“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如果能在5—6天内译出，可以给你们。”
在1957年中国开始筹建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对中国十分友好，讲课也不对中方保密。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西北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当天晚上11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同时，他与周总理接通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和安排。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国防部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正确的。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时，还是非常敬佩。
苏联大批专家来华使我国受益良多，为我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参与，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大部分矿井使用期延长了20—40年，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阜新发电厂安装一部锅炉节省25000个人工，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2.25倍，投资节约2亿元。第一汽车制造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手把手教会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
虽然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资是他们在苏联工资的五倍，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部长还高，而且都享受极高的福利待遇。但是与聘请英美专家的费用相比，聘请苏联专家的效益还是比较高的。再者，苏联和我国曾在1952年8月9日签署协定，规定中国赴苏留学人员费用可以“打对折”。苏联对于中国赴苏学习、培训人员实行的优惠政策无疑可以抵销中方的部分开支。1953年上半年中国留苏学生（除军事院校外）学习、生活实际费用为3368万卢布，而中国政府只需向苏联偿还此数的一半。1952年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拨汇给苏联国际银行，按照1952年2月18日中苏议定书偿还了中国军事人员在苏联军事学校中的学习费用，在1951年下半年仅为84万卢布。这显然是基于中苏友好和中国对苏联专家在华享受待遇所作出的相应补偿。
苏联撤回专家的根本目的是想用经济技术手段获取政治影响，将中国对其经济和科技的依赖扩大到政治领域。苏联在召回专家后，似乎是在等待中方重新向其请求援助，希望到时候就能以“强国”的立场迫使中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国因经济混乱而发生领导人更迭，新的或软弱的政府改变路线，从而有利于苏联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然而，苏方的期待落空了，中方并没有因需要援助而屈服于苏方的压力，不肯放弃自主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自力更生求存图强
随着苏联专家回国，中苏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协定与合同难以继续执行，苏方对年度合作计划的许多中方执行建议或要求迟迟不做答复。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在1960年10月31日提出修改以前同苏联签订的有关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协议及议定书，并表示无法履行1960年向苏联提供货物的义务，理由是因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从中国撤回苏联专家而修改国民经济计划。中国领导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苏联中断援助所造成的巨大困难。
从1950年起，中国就利用苏联的贷款进行建设，并按照合同偿还贷款。苏方在召回专家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重视起贷款偿还问题。1960年7月5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讨论中苏关系和国内建设问题。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千方百计，还清外债。1960—1963年，中国对苏联的主要供货用于偿还贷款。到1961年1月1日，偿还了大约60％的贷款。到1964年，还清了全部苏联贷款的本息。其中82％的本息是靠直接向苏联出口钨、铜、锑、橡胶等战略物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来偿还的。
中苏争执的升级使两党、两国关系走向破裂。1962年夏，苏联与印度签订了向印度提供苏制米格战斗机和特许印度建立米格飞机制造厂的协定。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该协定激怒了中方。是年底，中共发表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7月5—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以停止论战作为恢复派遣专家、扩大贸易、重新进行边界谈判的条件，但双方未达成协议。至此，两国的同盟已名存实亡。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成功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中苏关系并未随着苏联领导人的更换而出现转机，而是逐步地转向两党和两国政府的全面对抗。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和“原则”出发，相互指责。’1965年以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增兵，中方感到来自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越来越大。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附近的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60—70年代，中国基本上处于同时与苏联、美国两大敌对阵营同时对峙的境地，很难获得他们的先进技术。直至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改善，随着经济发展，又进入一轮规模更加宏大的工业化进程中，但所以这些都离不开老一辈人给我们留下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的工业奠基石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对外引进技术出现过三次高潮，可以用156—43—78三个数字作为代表。“156”就是指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建设起来的“156项”重点工程；“43”，是指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定购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简称“43方案”；“78”，是指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协议额度78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这三次引进高潮，有力提升了整体工业水平。
从时间上看，“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整个20世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逐渐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截止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十九年。当然“156项”援助工程也不是无偿的，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没有技术转让费和任何专利费，建成后任由自主生产，只交纸张和复印费就可以转移技术资料，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而且是当时苏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享誉世界的“枪王”卡拉什尼柯夫曾半开玩笑地抱怨说，中国生产他的AK-47数量最多，却没给过一分钱专利费。
“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156项”实际施工的150项中，预计总投资为187.8亿元（原预计总投资202.7亿元，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14.9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104.5％。其中87亿元投资在东北，占实际投资领的44．3％。当时全国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一系列其他配套项目，因此对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156项重点工程，其中70％安排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东北三省有59项，光黑龙江就有22项，“南厂北迁”的13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156项重点工程中的13项安排在哈尔滨市。西北地区有40项，光陕西就有24项，其中有17项安排在西安。电子工业占8项，其中就有4个项目集中安排在四川。哈大铁路沿线、京广铁路的北京—武汉段、陇海铁路的郑州—兰州段三条发展轴线上就集中了65项之多，占总数的40％以上。
这156个项目中包括1950年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的141项重点工程，及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进行核对时，发现有2个项目重复计算，实际为154项，最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这其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军工企业44个（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囊括了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仅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就占了13项,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批骨干企业。此外还有冶金企业20个（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1958、1959年中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几个供应成套设备的中苏协定，共计有100多个建设项目。整个19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304项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项，基本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89项，由中国自行续建的66项；6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35项。1950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108项，解除义务的8项；单项设备88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81项，解除义务的7项。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五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十二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二十三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五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十二年、英国二十三年、法国二十六年所走过的路程。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56项”建设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自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过去中国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现在都能生产了。
43方案与78亿计划
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萎缩状态，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西方的经济引进。但是，由于西方的继续封锁，只从法国、英国引进了一批汽车和石油化工制造设备。到“文*”前期，对外引进几乎完全停顿。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打开了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为中国扩大对外引进创造了有利条件。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被通称为“43方案”，是继“156项”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到1982年全部投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主要项目有武钢的1.7米轧机、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等。
“43方案”促使中国的外贸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970年的3.2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1980年代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国家计委提出：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本世纪末使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这个大规模建设规划的主要手段就是扩大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从1978年初起，中国陆续派出了分别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中央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回国后，1978年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等人的汇报。谷牧提出，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已经有很大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扩大对外引进。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纷纷表态支持。
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3月20日，国家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各部门用汇总额85.6亿美元，这个计划实际上达到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年内与国外签定的还有9个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有大庆石油化工厂、山东石油化工厂、北京东方红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化肥厂、新疆化肥厂、宁夏化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这9个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除此之外，1978年签订的成套引进项目还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基地、贵州铝厂、上海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五纳厂、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彩色电视项目。以上共为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600多亿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的89.2％。
七十年代进口的三叉戟是英国霍克.西德利公司研制的短/中程喷气客机，该机在国外航空界影响不大，毕竟只生产了117架，但在中国，它的知名度却相当高，中国空军和民航共购买了35架。从1974年起，中国民航从北京、上海和广州始发的15条国内航线陆续改用“三叉戟”，替换原来使用的伊尔-18和“子爵”号。据外刊说，中国共购买了35架“三叉戟”，其中中国民航的“三叉戟”于1991年10月31日全部退役。围绕三叉戟客机多次爆出“重大新闻”，使它的知名度提高了不少。1969年中国政府共买进三架三叉戟，其中第二架归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使用。
1971年9月14日8点半，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双方以外交官所特有的彬彬有礼的言辞，谈论了一番天气的客套话后，副外长直截了当地通知中国方面：9月13日凌晨2点多，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千米处，一架中国喷气飞机坠毁。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个女的，全部死亡。蒙方并就中国飞机进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1971年“9.13事件”：林彪、叶群一伙阴谋策划坐飞机去广州实行反革命割据，当阴谋败露时，一伙9人乘坐空军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起飞，企图叛国逃到北方邻国，结果因燃油不够，迫降时在蒙古温都尔罕地区坠毁。
不可否认，“156项”工程，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但在中苏友好时期，双方经常宣传“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实际上主要服从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赫鲁晓夫首次来华时便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们的帮助不是无私的，因为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也是对苏联的极大帮助”。中国为苏联提供了其稀缺廉价的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和国际通用货币等等。特别是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156项”工程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最初基础，许多老一代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长久怀有感情，陈云同志曾说：“对于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给的，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给的，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1984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原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相隔20多年后再度来华访问，与陈云、薄一波相见时久久拥抱并都热泪盈眶。政见分歧掩饰不住的朴素情感，着实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过于强调把引进重点放在建设施工和投产上，一度有盲目学习苏联、忽视本国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倾向，淡化了本国持续开发的力量培育。有些引进设计项目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而没有成功。引进专业分工过细，如模仿苏联建立许多大而全、产品单一的军工企业。从引进方式来说，这种依靠苏联支援的大规模引进，是非正常状态的，并没有使我们得到正常的国际贸易经验和接轨格局。因此，在1960年初苏联突然终止援助时，有些措手不及，许多引进建设项目下马。中国不得不重新探索自己的对外贸易道路。
1950年至1969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156”项建设。使中国大地上空前地矗立起崭新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一中国工业化史上的浓墨重笔将为历史永远铭记。
156项重点工程列表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地点 建设期限 建设规模
煤炭(25项) 总计采煤2165万吨 洗煤950万吨
鹤岗东山1号立井 续建 鹤岗 50~55 采煤90万吨
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续建 鹤岗 52~56 采煤150万吨
辽源中央立井 续建 辽源 50~55 采煤90万吨
阜新平安立井 续建 阜新 52~57 采煤150万吨
阜新新邱一号立井 新建 阜新 54~58 采煤60万吨
阜新海州露天矿 续建 阜新 50~57 采煤300万吨
兴安台洗煤厂 新建 鹤岗 57~59 洗煤150万吨
城子河洗煤厂 新建 鸡西 57~59 洗煤150万吨
城子河9号立井 新建 鸡西 55~59 采煤75万吨
山西潞安洗煤厂 新建 潞南 56~58 洗煤200万吨
焦作中马村立井 新建 焦作 55~59 采煤60万吨
兴安台二号立井 新建 鹤岗 56~61 采煤150万吨
大同鹅毛口立井 新建 大同 57~61 采煤120万吨
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 新建 淮南 57~59 洗煤100万吨
兴化湾沟立井 新建 兴化 56~58 洗煤60万吨
峰峰中央洗煤厂 新建 峰峰 57~59 洗煤200万吨
抚顺西露天矿 改建 抚顺 53~59 采煤300万吨
抚顺龙凤矿 改建 抚顺 53~58 洗煤90万吨
抚顺老虎台矿 改建 抚顺 53~57 洗煤80
抚顺胜利矿 改建 抚顺 53~57 洗煤90
双鸭山洗煤厂 新建 双鸭山 54~58 洗煤150
铜川王石凹立井 新建 铜川 57~61 采煤120
峰峰通顺三号立井 新建 峰峰 57~61 采煤120
平顶山2号立井 新建 平顶山 57~60 采煤90
抚顺东露天矿 新建 抚顺 56~61 油母页岩700万立方米
石油(2项) 炼油170万吨
兰州炼油厂 新建 兰州 56~59 炼油100万吨
抚顺第二制油厂 改建 抚顺 56~59 页岩原油70万吨
电力(25项) 装机288.65万千瓦
阜新热电站 扩建 阜新 51~58 15万千瓦
抚顺电站 扩建 抚顺 52~57 15万千瓦
重庆电站 新建 重庆 53~54 2.4万千瓦
丰满水电站 扩建 丰满 51~59 42.25万千瓦
大连热电站 扩建 大连 54~56 2.5万千瓦
太原第1热电站 新建 太原 53~57 7.4万千瓦
西安热电站(1-2期) 新建 西安 52~57 4.8万千瓦
郑州第2热电站 新建 郑州 52~53 1.2万千瓦
富拉尔基热电站 新建 富拉尔基 52~55 5万千瓦
乌鲁木齐热电站 新建 乌鲁木齐 52~59 1.9万千瓦
吉林热电站 扩建 吉林 56~58 10万千瓦
太原第二热电站 新建 太原 56~58 5万千瓦
石家庄热电站1-2期 新建 石家庄 56~59 4.9万千瓦
雩县热电站1-2期 新建鄂县 56-60 10万千瓦
兰州热电站 新建 兰州 56-58 10万千瓦
青山热电站 扩建 武汉 56-59 11.2万千瓦
个旧电站1-2期 新建 个旧 54-58 2.8万千瓦
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 新建 包头 56-58 5万千瓦
包头宁家壕热电站 新建 包头 57-60 6.2万千瓦
佳木斯纸厂热电站 新建 佳木斯 55-57 2.4万千瓦
株洲热电站 新建 株洲 55-57 1.2万千瓦
成都热电站 新建 成都 56-58 5万千瓦
洛阳热电站 新建 洛阳 56-58 7.5万千瓦
三门峡水利枢纽 新建 陕县 56-69 110万千瓦
北京热电站 新建 北京 58-59 10万千瓦
钢铁（7项） 铁670万吨钢636.6万吨钢材360万吨
鞍山钢铁公司 改建 鞍山 52-60 铁250钢320钢材250
本溪钢铁公司 改建 本溪 53-57 铁110
富拉尔基特钢厂1-2期 新建 富拉尔基 53-58 钢16.6万吨
吉林铁合金公司 新建 吉林 53-56 铁合金4.35万吨
武汉钢铁公司 新建 武汉 55-62 生铁150钢150我材110
包头钢铁公司 新建 包头 56-62 生铁160钢150
热河钒钛矿 新建 承德 56-58 钛镁7000吨钒铁1000吨
有色金属(11项)
抚顺铝厂1-2期 改建 抚顺 52-57 铝锭3.9万吨铝0.12万吨
哈尔滨铝加工厂1-2期 新建 哈尔滨 52-58 铝材3万吨
吉林电缆厂 新建 吉林 53-55 石墨制品2.23万吨
株洲硬质合金厂 新建 株洲 55-57 硬质合金500吨
杨家杖子钼矿 新建 杨家杖子 56-58 钼矿4700吨
云南锡业公司 新建 个旧 54-58 锡3万吨
江西大吉山钨矿 新建 赣南 55-59 采选1600吨/日
江西西华山钨矿 新建 大余 56-59 1856
江西岿美山钨矿 新建 定南 56-59 1570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新建白银 56-62 电铜3万吨硫酸2.5万吨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 新建 洛阳 57-62 铜材6万吨
化工(7项) 合成氨15.4万吨硝酸铵18.8万吨
吉林染料厂 新建 吉林 55-58 合成染料及中间体7385吨
吉林氮肥厂 新建 吉林 54-57 合成氨5万吨硝酸铵9万吨
吉林电石厂 新建 吉林 55-57 电石6万吨
太原化工厂 新建 太原 54-58 硫酸4万吨
兰州合成橡胶厂 新建 兰州 56-60 合成橡胶1.5万吨
太原氮肥厂 新建 太原 57-60 合成氨5.2万吨硝酸铵9.8万吨
机械(24个)
哈尔滨锅炉厂1-2期 新建 哈尔滨 54-60 高中压锅炉4080吨/年
长春第一汽车厂 新建 长春 53-56 解放牌汽车3万辆
沈阳第一机床厂 新建 沈阳 53-55 车床4000台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新建 哈尔滨 53-54 量刃具512万付/1032吨
沈阳风动工具厂 改建 沈阳 52-54 各种风动工具2万台/554吨
沈阳电缆厂 改建 沈阳 52-54 各种电缆3万吨
哈尔滨仪表厂 新建 哈尔滨 53-56 电气仪表10万只汽车仪表5万套电度表60万只
哈尔滨汽轮机厂(1-2期) 新建 哈尔滨 54-60 汽轮机60万千瓦
沈阳第二机床厂 改建 沈阳 55-58 各种机床4497台/1.6万吨
武汉重型机床厂 新建 武汉 55-59 机床380台
洛阳拖拉机厂 新建 洛阳 56-59 拖拉机1.5万台
洛阳滚珠轴承厂 新建 洛阳 54-58 滚珠轴承1000万套
兰州石油机械厂 新建 兰州 56-59 石油设备1.5万吨
西安高压电瓷厂 新建 西安 58-61 各种电瓷1.5万吨
西安开关整流器厂 新建 西安 58-61 高压开关1.3万套
西安绝缘材料厂 新建 西安 56-60 各种绝缘材料6000吨
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 新建西安 56-58 电力电容器100千伏安6.1万只
洛阳矿山机械厂 新建 洛阳 56-58 矿山机械设备2万吨
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 新建 哈尔滨 54-60 汽轮发电机60万千瓦
富拉尔机重机厂 新建 富拉尔基 54-60 轧机炼钢炼铁设备6万吨
哈尔滨炭刷厂 新建 哈尔滨 56-58 电刷及炭素制品100吨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 改建 哈尔滨 57-59 滚珠轴承655万套
湘潭船用电机厂 新建 湘潭 57-59 电机11万千瓦
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 新建兰州 56-59 化工设备2.5万吨
轻工(1项)
佳木斯造纸厂 新建 佳木斯 53-57 水泥纸袋5万吨
医药(2项)
华北制药厂 新建 石家庄 54-58 青霉素链霉素等115吨淀粉1.5万吨
太原制药厂 新建 太原 54-58 磺铵1200吨
军工项目(43项)
航空部12项
112厂：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改建 53～57 军用飞机制造
113厂：西安航空动力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新建 55～57 发动机控制附件
114厂：西安庆安集团 新建 55～57 航空液压附件
115厂：陕西兴平秦岭航空电气公司 新建 55～57 航空电机
120厂：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 改建 53～55 喷气发动机修理
122厂：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 改建 53～55 教练机修理
212厂：宝鸡宝成通用电子公司 新建 55～62 航空仪表
320厂：南昌洪都航空工业集团 改建 53～57 教练机制造
331厂：株洲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 改建 55～56 活塞发动机制造
410厂：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 改建 53～57 喷气发动机制造
422厂：陕西422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
514厂：陕西兴平华兴航空机轮公司 新建 55～62 机轮刹车
电子部10项
715厂：四川成都宏明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55～57 通用无线电零件
719厂：四川成都新兴仪器厂 新建 55～57 导航设备
738厂：北京有线电厂 新建 55～57 自动电话交换机
774厂：北京电子管厂 改建 54～56 微波电子管
782厂：陕西宝鸡长岭机器厂 新建 56～57 飞机雷达
784厂：四川成都锦江电机厂 新建 57～60 成套雷达
785厂：山西太原无线电厂 新建 56～59 指挥仪
786厂：陕西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 新建 55～58 高射炮雷达
788厂：四川 ？ 新建 57～60
853厂：陕西华达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55～58
兵器部16项
245厂：太原北方兴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新建 53～59 TNT炸药
248厂：西安北方光电有限公司 新建 55～57 军用光学仪器
447厂：内蒙古包头第二机械制造厂 新建 55～59 高射炮坦克炮
617厂：包头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6～58 中型主战坦克
616厂：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 56～58 坦克发动机
748厂：山西？ 新建 53～58
768厂：北京大华无线电器材厂 新建 55～58
803厂：西安北方华山机电有限公司 新建 56～57 坦克
804厂：西安北方庆华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5～59 雷管火帽
806厂：甘肃天水？ 新建 56～60
843厂：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5～59 炮弹铜壳
844厂：西安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5～59 引信
845厂：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新建 55～58 单基无烟药
847厂：西安昆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 55～57 火炮炮弹
884厂：山西太原汾西机器厂 新建 55～59 水雷
908厂：山西太原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 55～58 防毒器材
航天部2项
111厂：沈阳航天新光集团 改建 53～56 火箭发动机
211厂：首都航空机械公司(属航天一院) 新建 54～57 飞机修理
船舶公司3项
407厂：河南洛阳柴油机集团有限公司 新建 56～60 高速柴油机
408厂：陕西兴平柴油机厂 新建 56～60 中速柴油机
431厂：渤海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葫芦岛）新建 56～60 生产核潜艇
“二五”时期施工3项
有色金属2项
云南昆明东川矿务局 新建 58～61 采选2万吨/日
云南曲靖会泽铅锌矿 新建 58～62 铅1.5万吨、锌3万吨
军工1项
874厂：山西侯马平阳机械厂 新建 58～66
在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时确定的156项中，由于赣南电站改为成都电站；航空部陕西422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因此实为154项。在154个项目中，有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拖拉机制造厂因厂址未定，山西潞安一号立井、山西大同白土窑立井因地质问题未建，总共4个项目未建。实际正式施工的项目为150个。
非工业项目：昆明中波发射台的设备交付时间，由1958年推迟至1960年；北京电视中心，中方原提意见保留项目，何时交付设备按协议执行，但苏方意见既然建设时间未定则可先行撤消，俟中国确定建设时间时再行提出，苏方仍可予以援助，之后中方认为此项目确可暂不建设，因此同意苏方意见撤消。苏方同意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军械部两个弹药装配站及一个靶场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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