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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到新古典霸权》
从多元到新古典霸权
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张林 著
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出版
编辑推荐:
作者为什么要把20世纪上半叶拿来研究?因为,这一时期,美国从一个欧洲经济学的学习者,飞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学的领航人。
19世纪末,美国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严重、农民境况恶化、道德沦丧。面对这些问题,一部分人坚持古典经济学;一部分人支持新古典经济学;还有一部分青年学者来到德国,跟随历史学派学习,学成归国后,他们将理论与美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制度主义。于是,美国经济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景象。
这本书详细分析了多元时代主要学派的兴衰历程及其根源。古典学派希望对理论进行修正,以适应现实。但是,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从根本上与当时美国对外贸易扩张的战略是相悖的。
制度主义一度占据上风,曾获得了多个机构的巨额资助。然而,作者认为,他们把精力主要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积极,以致他们的研究,并不足以支撑起领导经济学界的理论大厦。
与此同时,新古典内部经历变革,不断创新。张伯伦批判继承了马歇尔,提出垄断竞争理论;欧文·费雪发展了数理经济。
作者指出,美国经济学的多元时代,随着“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而终结,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学,进入“新古典霸权”时代,直到今天,依然看不到这个时代将要结束的明显迹象。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美国经济学中的故事。
美国在经济学研究中确立核心地位,是发生在1950年代左右的事。其实,此前的50年当中,还遗留有很多问题,在我们熟悉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中都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比如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美国经济学为何表现出不同于正统经济学的特征?美国自己的经济学——制度主义——在经济学史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美国经济学的多元时代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制度主义为何衰落下去,新古典正统经济学在美国又是如何重新取得支配地位的?
本书作者独辟蹊径,将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美国经济学兴起阶段、美国经济学的多元时代、美国经济学的转变时期。在每一个阶段,都梳理了美国经济学的概貌,然后选取每个阶段代表性的事件进行研究,准确而深刻地呈现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学的全貌。
作者简介:
张林,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思想史专业取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经济思想史和西方非正统经济学。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秘书处成员、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执委。在《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专著(译著)多部。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次获得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的价值和方法
一段时期以来,曾经在中国经济学界处于重要地位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日益衰落,这一方面表现在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日渐减少,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往往在重复前人的发现,鲜有创新。另一方面,当国外学界产生了新理论或者新的研究方法,我们的学者便开始从思想史的角度去探寻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源泉。这种研究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满足于这样的研究,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很容易沦落为经济理论的配角,丧失其独立性,更谈不上通过思想史研究寻求理论的突破。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及这一学科的衰落与学科的特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限定在某一个时间界限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研究素材必然会不断枯竭。但这不足以成为放弃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理由。我们看到,国外经济学界在“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这一名称下开展的思想史研究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蓬勃发展之势。国外学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并没有因为素材的不断枯竭而减少,那是因为国外学者不断寻找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本书称之为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某些方法,可以大大拓展经济思想史研究,从而为外国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新方法。
什么是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
按照中国的学科划分,“经济思想史”属于理论经济学这一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下设“外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两个三级学科。与之密切联系的两个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是“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这三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通常被界定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是经济理论的历史,或者历史上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是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前沿理论。“经济史”则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更为接近。这三个学科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经济思想史”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史”则是研究“西方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照此定位这三个学科,不可避免地会把“西方经济学”放在中心位置,其他两个学科成为陪衬,使得其他两个学科之势渐微。
学科之间本无主次、贵贱之分,但在“西方经济学”处于强势的学术环境中,“经济思想史”又难以取得突破,学科之间自然也就有了等级差别。经济思想史研究之所以日渐衰落,与国内过去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或者所强调的研究内容)不无干系。
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补充
国内学界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理论和重要人物,理论与人物相结合产生了对经济学的贡献或者突破。将理论和人物结合起来进行纵向研究,就能梳理学说或者学派的发展史;将理论和人物结合起来进行横向研究,就能弄清不同学派的差异,也能涵盖经济学的更宽范围。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便跃然纸上。同时研究模式往往还会附带提到理论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也可能谈到其他学科在某一历史阶段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由于我们研究的是西方经济思想史,因而研究者往往会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所涉及的理论进行评论。这就是国内过去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习惯做法。
理论和人物是经济思想史主要的、恒久的研究对象,也正是从这两个研究对象出发,参照国外学者的成果,我国学者建立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的代表性文献之一是初版于1965年、鲁友章和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经过修订,本书至今仍然作为许多高校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在培养经济学研究者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果让经济学研究者了解经济学的发展史,加深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同时通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比,完成了评判优劣的任务。但是,经过长期的研究,随着内容日臻完善,素材逐渐枯竭,以理论和人物为主线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给后来者留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在今天经济思想史研究日益边缘化的形势下,引入新的学科元素,才能让这一学科重现生机。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者学科元素,除了理论和人物之外,还有方法和事件。
在过去的成果中,对思想史上的经济学方法(以及方法论)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多是以更为明确地阐述理论为目的。更重要的是,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难度很大,不仅要求研究者熟练掌握经济学理论,而且还要具备扎实的哲学基础,要熟悉其他相关学科的相关知识,同时对大多数人来说,方法研究也是一件枯燥的工作。换言之,即使认识到方法研究的重要性、对此有浓厚的兴趣,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也不一定能胜任这种工作。因此,我并不强调通过方法研究以取得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突破。我推荐补充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元素是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
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的界定
经济思想史事件(event)是那些在经济学这一学科内部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事情。
经济学历史上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一个理论的提出、一个流派的建立或者瓦解、一个重要经济学家的出现或者重要文献的出版(发表)、一种研究工具或者方法的形成等等,都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事件。此外,相关学科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等也会对经济学产生影响,这些也属于经济思想史上的事件。鉴于此,必须对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作相对严格的限定。
首先,我将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元素的事件研究限定在经济学学科内部发生的事情。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他学科的发展往往会引发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变化。此外,特定时期的经济理论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也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是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之一,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典范。我们在这里把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视为经济思想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条件。过去的研究省略了这些背景和条件与经济理论的变化之间的一个环节。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的是背景和条件的变化使经济学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又如何影响了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学科(当然,事件研究离不开这些背景和条件,但它们不是事件研究的主要对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取得了全球支配地位,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从英国转向了美国。传统的研究探讨的是美国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一背景与美国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表现,但却省略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美国原生的制度主义与外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之间“触及灵魂的斗争”这一事件。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新古典经济学得到巩固,美国随之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在这场斗争这一大的事件下,还包括制度主义的兴衰、欧洲移民经济学家的影响、库普曼斯与米切尔之争、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的成立等一系列小的事件。通过对这些经济思想史事件的研究,我将在传统的背景—影响研究中增加一个中间环节,使经济思想史研究更加完整,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学为什么按照某一个方向发展。
其次,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更加关注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的主体,但经济学这个学科并非只由理论构成。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主线,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并非总是连续的,从一个时期的理论向另一个时期的理论的过渡也不是自然的。正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系列事件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阶段串连起来,使其表现出连续性,从而也使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史不至于断裂。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关注的正是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那些关节点。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内容。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划分,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英国)和西斯蒙第(法国)之后就完全转变为庸俗经济学。这个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串连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思想史事件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如果不研究这个事件,经济学学科史就会断裂。但是,如果按照目前流行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阐述,经济学学科发展史上确实存在一些“断裂”:比如1848年约翰·穆勒完成经济理论的第一次综合,到1871年发生边际革命之间的20多年就是一个断裂,只有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这一事件才能填补这个裂隙;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从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的独树一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昌盛之间也有一个断裂,要将其填补就必须研究经济学在美国的多元时代向新古典霸权的转变这一事件。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理论发展上的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是经济学史(history of economics)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把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独立为经济学史的又一重要元素。
约翰·贝茨·克拉克
第三,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要综合思想史上的理论、人物和方法研究,但又与这三个学科元素有不同的视角。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传统思路是:哪些人用什么方法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强调的是,那些人采用某些方法提出的各种理论通过什么事件塑造了经济学这一学科。因此,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要联系特定时期的人物、方法和理论,但它关心的是使某一理论结合到某一经济学体系中去的那些经济学学科内部的因素,关心的是哪些事件巩固了(由人物、方法和理论构成的)某一经济学体系的地位,哪些事件又使某一经济学体系被边缘化或者抛弃。这一研究视角的一大好处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把研究的兴趣转向那些“失败”了的经济学体系,探讨它们为什么“失败”?它们的“失败”是否是必然的或者自然的?(下文将指出,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答案是否定的。)那些“成功”了的理论又是如何取得的成功?在“成功”后它们又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体系?如果不去研究经济思想史事件,这些问题就很难进入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
归结起来说,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具有如下性质:它是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的一个元素;它要结合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和熊彼特界定的“经济分析史”的各元素进行研究,但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它与经济理论史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相结合,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经济学史的研究内容。
(摘自本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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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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