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枣庄台儿庄财金投资债权资产城投债定融（台儿庄财金集团）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台儿庄涅槃

　　作者：徐锦庚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国抗战史上山东枣庄台儿庄财金投资债权资产城投债定融的名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重建为线索山东枣庄台儿庄财金投资债权资产城投债定融，回顾了1938年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台儿庄大捷的前因后果，重现了中国军队在抵御外侮的正面战场上取得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场胜仗，从而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全过程。同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台儿庄古城浴火重生、古城涅槃的艰苦历程。作品反映了在国家、民族的大命运中，一座小城以及与这座小城息息相关的几代人的命运。

　　作者简介：

　　徐锦庚，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各类作品四百余万字，分别被《新华文摘》、《学习活页文选》、《红旗文摘》等转载，并入选多个纪实文学年度选本。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与铁流合著）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与铁流合著）获第十三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

　　书摘正文：

　　历史总是在最精彩处呈现（序）

　　何建明

　　有些书的厚重，是因为它定格在一个特定的重要历史点上。山东枣庄台儿庄财金投资债权资产城投债定融我手上的这本书，属于这种厚重之书。

　　《台儿庄涅槃》讲述的是中国抗战期间的一个大战役——台儿庄战役以及之后的故事。提起20世纪的那场触目惊心的日军侵华战争，相信在每个中国人心底都会留下深深的烙印，包括曾经经历过的先辈以及不曾经历的后代。任时光荏苒，再飞速的时间也抛不却中国人民的那段沉痛的记忆。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更是中国成千上万人命运的转折点，几千万中国人民以及军队在战争中受到损失。

　　台儿庄战役历来在抗战史中被称为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战役、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徐州会战中国民革命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台儿庄血战是“大捷”，但是我方的代价是巨大的。书中这样写道：在1938年春，国民党杂牌军3.6万多将士，在临沂与日本王牌军厮战，消灭日军3000多人，牺牲的士兵是两万人。台儿庄大战第一阶段历时16天，歼灭日军1万余人，中国参战部队4.6万人，牺牲1.9万余人。台儿庄捷报传开，国民政府和全国各界及海外一片欢腾。但是看到这些死去的将士数字，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我们的士兵和人民牺牲了太多，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

　　好在台儿庄大捷有效地振奋了国民精神，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首次败退，在当时其意义非同一般。如此看来，台儿庄如此重要的战役在整个抗战史中也是有重要地位的，它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和记录。目前有关抗战的书很多，但是专门写台儿庄战役的还是少数，写好的就更少了。而这本《台儿庄涅槃》，正是写台儿庄战役的为数不多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它资料翔实，纪事大开大阖，再现将士英勇抗战、共赴国难的画面，又不失情节的细腻性，读来荡气回肠，尤其是战争场面，波澜壮阔，惊天动地，异常生动精彩，是难得的文学好叙述！

　　第2页 :序

　　对于战争史的描写，可以是多维式的，但把握和展现决定整个战争命运的决策层的风采，毫无疑问是最主要和根本的。徐锦庚做到了这一点。书中很准确地树起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等人的战时形象，同时又不惜笔墨展现了很少被人所知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在台儿庄战役中的重要作用。过去在评价台儿庄大捷时，经常突出的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却忽略了共产党的作用。台儿庄大捷其实是国共合作抗战的战果。台儿庄战役前，第五战区的司令李宗仁早已谋划在先，当时他正是采纳了周恩来提出的作战方针：“固守据点，各个击破，要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把敌人歼灭在台儿庄”。书中详细描写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向李宗仁提出作战计划的过程，如果不是他们不厌其烦地积极推动，李宗仁也许就与台儿庄的胜果失之交臂了。

　　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台儿庄涅槃》不只拘泥于单纯的描写战争场景本身，而是从中挖掘出战争中的人性与问题，反思战争的前因后果，使得这部书有了较强的艺术延伸力。比如书中所讲到的建川博物馆，这是国内目前投资最大、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很难想象这个民间投资的博物馆已建成抗战、“红色年代”等25座场馆，占地500多亩，让人不由得对樊建川这个人肃然起敬。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应该时刻记得这些人所做的贡献，它时刻提醒我们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而这个博物馆其中之一就是要兴建汉奸丑态馆，这不得不再次引起我们的兴趣和思考，抗战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汉奸？时至今日汉奸现象国人有无深刻反思过？正如书中樊建川所说的：抗战胜利都70年了，对汉奸没有一个声讨的场所，殊不知日本人打仗用的金银铜铁锡全是在中国拉的，上海、天津等地的税收全给他们充当了军费。一个县里只有几十个日本人，却把整个几万人的县城搞得鸡犬不宁，很多野蛮行径全是有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中国人在帮他们。不敢说民族基因里有无汉奸文化，但如果历史重演时，这样的汉奸还会一样多吗？我在创作《南京大屠杀》时，有同样的感受，因而也提出了“中国为什么多汉奸”这样的责问。

　　除了整个作战过程的全记述，该书还通过国内外记者的角度来评价台儿庄战役的意义和极大的国内外影响力，同时对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令人费解地限制台儿庄大战宣传的动机作了分析。书中还提及了除川军和西北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的作用外，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滇军在战役中的英勇事迹，并记述了张自忠与庞炳勋并肩作战时，由于价值观、思想境界的不同，而导致的两条截然相反的结果：前者在战斗中英勇就义，后者由于投机圆滑而苟且偷生…………这些细节描写，都显示出作者写这部书时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细腻的思维视角。

　　当然，《台儿庄涅槃》不只讲战役，还有战后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故事。从“流亡陷孤岛”这一章节中，我们看到了因为战争而导致海峡两岸众多亲人分离至今仍相隔天涯的浓浓乡愁。而书中提到的流亡学生，也是那个年代的独特标记，因为战争的缘故，国内千余所学校不得不停办，学生们和民众一样，开始了命运的大迁徙。这让我们看到战争对一个民族几代人的影响。“房产变遗产”一章中，如今的革命战区台儿庄已经融入商业化大潮流当中，台儿庄政府并没有盲目紧跟大肆兴建房地产项目，而是努力把它打造成红色文化产业，这也让我们想到当今的红色资源文化的重要性。书中还借用了波兰华沙和苏联斯大林格勒城的例子，告诉我们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台儿庄在战争年代经历过激烈的敌我厮杀，现如今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生。

　　这也许正是书名所说的台儿庄的“涅槃”吧！

　　回过头来，再来看书中这么一段话：日本占领东北后，“1917年，日军派出间谍潜入台儿庄，在此生活了半年，把台儿庄的情况摸了个透，连羊肉汤多少钱一碗、热豆腐多少钱一碗、信天主教的人数、信耶稣新教的人数、清真回民有多少、有多少房子多少店铺、商业怎么样，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还有手绘的台儿庄地图”…………要知道，这离1938年日军入侵台儿庄早了整整20多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作家们也创作着各式各样的只顾描写战争如何如何精彩的作品。再想想上面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吗？

　　其实，对作家来说，也有一个“涅槃”的过程。锦庚同志是人民日报的一名大记者，写报告文学的时间不长，但其出手不凡。去年与铁流合作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获鲁迅文学奖后，又推出《国家记忆》，后者比前者写得还要好，令人振奋！这部作品又是他的一次重要“涅槃”，相信锦庚的创作会有自己在中国文坛上的份量，我充满信心地期待着。

　　2015年6月16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引子

　　梦圆当可期

　　2010年5月4日，山东枣庄，台儿庄。

　　这个时节，季春正向孟夏交棒，鲁南大地开始换装，褪去梨花的雪白，缷下桃花的绛红，铺上油菜花的金黄，树枝上弥漫着浓郁的翠绿。

　　这天下午，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温柔地笼罩着万物，古色古香的台儿庄披红挂绿，空气中氤氲着节庆喜悦。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前的广场上，碧草如茵，松柏苍翠。广场中央，喷泉潺潺翩翩，犹如曼妙少女的优美舞姿，数百个喷嘴状似枪炮壳，凸显出战争馆的特点。

　　此时，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正一个个伸长脖子，望着前面的路口。

　　“来了，来了！”有人喊道。人们纷纷让开一条道。

　　几辆小车鱼贯而至。车门开处，一位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儒雅长者探出身来山东枣庄台儿庄财金投资债权资产城投债定融；另一侧，出现一位身着鲜艳连衣裙的靓丽女性。人群骚动起来，密集的摄像机、照相机蜂拥而上，顿时把他俩团团包围。

　　这对伉俪，便是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他的夫人连方瑀。

　　从后面的车里，陆续走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徐立德、丁懋时，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陈元丰，海协会副会长李炳才等人。

　　1938年3月27日，当台儿庄战事吃紧时，蒋介石曾亲临台儿庄一线慰问。连战的到来，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国民党首脑首次出现在台儿庄，出现在这块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也让中国国民党引以为豪的血染土地上。

　　纪念馆前，铺设着38级汉白玉大理石台阶。连战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听着讲解员的解释：38级的寓意，是指台儿庄大战发生在1938年；平台上这24根立柱，顶着白色天棚，寓意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展馆顶部的球形建筑物，告诉人们这场大战是举世瞩目的壮举。

　　听说纪念馆奠基于1992年10月，竣工于1993年4月8日，1997年6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连战“哦”了一声，显得若有所思。

　　此时的连战，或许想起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5年前的讲话内容。那是2005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第一次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的贡献。

　　纪念馆分展览馆、书画馆、影视馆和全景画馆。连战步入展览馆，一边听着讲解，一边不时发问，看得非常认真，在一些历史画面前驻足。

　　展览馆里，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72年前：1938年3月23日至4月8日，在方圆不足50公里的地域内，日军先后投入两个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共3万人；中国军队投入近10个师，约10万人，双方展开血腥厮杀，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歼灭日军一万余人，创八年抗战之伟绩，扬中华民族之雄威。

　　一面庞大的烈士墙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是部分为国捐躯的将士英名。连战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嘴角紧抿，表情凝重，似乎思绪已穿越时光隧道。

　　连战停在一组实物照片前。讲解员解释：早在1918年，日本特务机关就对台儿庄一带的经济、资源、气候乃至民风等十几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调查，为他们后来的侵略打下了基础。

　　连战叹道：大战20年前，日本人就打这里的主意，开始收集情报了。

　　一组残垣断壁、弹痕累累的照片，吸引了连战的目光。讲解员说：在这场战役中，台儿庄变成一片焦土、一片废墟，这面布满弹孔的墙是清真寺的墙，现在还存在，1988年8月，从上面取走一块，陈列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台儿庄大战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光辉结晶，展览馆里的珍贵文物，印证了国共两党的精诚团结。台儿庄战役之前，白崇禧曾拜访周恩来、叶剑英，共商作战方略，张爱萍专赴徐州会见李宗仁，促使作战方略的实施。整个战役中，新四军张云逸部在津浦线南段协同李品仙阻击日军北进，山东的抗日武装在津浦线北段也展开游击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周恩来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

　　离开大战纪念馆，连战一行驱车数分钟，来到一座古城前。连战下车后，牵着夫人的手，踏上护城河上的石拱桥。前面，是一座巍峨的城门，两侧城墙连绵。

　　“这就是重建的台儿庄？”连战问。

　　“对。去年8月正式动工，一期工程刚刚竣工，咱们站的地方，是西城门。”陪同者介绍道。

　　连战抬起头，望着城门上方的横匾，口里念念有词：“天下第一庄。”

　　“好响亮的名字！这是谁的字？”

　　“乾隆皇帝。”

　　“乾隆来过吗？”

　　“康熙、乾隆都来过。乾隆一生六下江南，走水路必经台儿庄。第四次路过台儿庄时，留下了‘天下第一庄’的御笔。”

　　进入城门，前面有一幅很大的图，上面写着一行字：台儿庄古城胜迹复原图。

　　“这是台儿庄原来的样子？这么繁华的一座城市？”连战问。

　　“大战前，台儿庄是这个规模，可惜在战火中被毁了。”旁边的人回答。

　　连战缓步前行，转过一个弯，左面一棵古柳树旁，有一座官式建筑，门前横卧着一条沟渠。讲解员是位灵秀端庄的姑娘，她向客人介绍：“这是参将署，俗称大衙门，始建于清朝康熙二十二年，为清朝正三品参将行署，现在是‘台儿庄古城重建博物馆’。门口的这条古街，被称作大衙门街。1947年，进驻台儿庄的国民党军队，将街名改为中央大街，1958年，改为繁荣街。重建古城时，恢复旧名。”

　　第3页 :引子

　　一个沿运城镇，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位高官进驻呢？讲解员卖个关子，随即道出缘由：“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管辖从微山湖湖口至江苏邳州260华里的漕运治安，二是这段运河一度盗匪横行，官船和商船都受到侵扰。”

　　讲解员以考据家的口吻，讲述清朝初年发生在台儿庄的一宗大案：清朝顺治八年，一支号称“九山王”的反清队伍，在台儿庄附近劫持朝廷的船队，把专为顺治皇帝绣制的龙袍抢走，震动朝野。

　　为此，朝廷开始在台儿庄驻军，负责河道防务，后来不断升格，到康熙年间，驻守台儿庄的武官为三品参将。

　　前面出现一座牌坊，上面写着“水路通衢”几个字。从牌坊往东望去，大衙门街石板铺就，水渠依偎，曲径通幽。街道两侧，风格迥异的古式建筑鳞次栉比：弧形卷棚的拐角楼，是京津冀风格；白墙黛瓦的久和客栈，是徽派建筑；敦实质朴的三恪堂，是鲁南风格；低调内敛的文汇酒楼，是京城风格…………

　　台儿庄是一座移民城市，南来北往的客商，把原乡的建筑风格带到台儿庄，使这座两平方公里的城市，拥有8种风格的建筑，台儿庄被誉为“中国民居建筑博览城”，现在都原样重建了。听了陪同人的介绍，连战频频点头，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生动。

　　穿过大衙门街南侧的小巷，眼前出现一条窄窄的河道。这是台儿庄古城特有的水街，水街两侧建有许多私家码头，通往各家各户的后院，成为古城的独特景观。水街与运河相连，在古城内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构成一幅碧水灵动、以河带路、以船代步的东方水城风貌。一条摇曳的小船，在一位船妹子掌舵下，正沿着水街徐徐而行，船上几位游客怡然自得。

　　连战立在二楼的阳台上，俯瞰水街上摇曳的小船，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由衷感叹道：“大战后，国民政府曾经打算重建台儿庄，但是没有如愿，是共产党帮国民党圆了一个梦。”

　　顿了顿，他又补充一句：“共产党胸怀博大！”

　　跨过水街上的石拱桥，从小巷往南步出，前面豁然开朗，一条清澈河流静静流淌。陪同的人向连战介绍：“这段河是古运河，全长3公里，有400年历史，号称‘活着的运河’。1959年，国家改造京杭运河，将河道取直，这段古运河保留在旧城内，成为景观河，世界旅游组织称它是京杭大运河仅存的清代文化遗产。大战之前，运河上有座浮桥，战斗进入白热化时，守军将领为了决一死战，命令工兵炸掉浮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连战肃然起敬，对着运河注目良久。他的耳边，是否响起愤怒的呐喊声和悲壮的嘶吼声？

　　运河之畔，有一排深宅大院。其中最气派的，是晋派建筑“扶风堂”，俗称万家大院，分四合院、过庭院、偏正套院，有60多间房屋，青砖青瓦加梁柱，楼高院深，墙厚基宽，设计精巧，雕刻考究，豪华程度为台儿庄之最。讲解员介绍：“这座建筑是在原有的地基上重建的，被专家称为‘文化基因复活的成功范例’。”

　　进到院内，院中央挺立着一棵古银杏，树冠如巨型华盖，树枝上正绽放着嫩芽。陪同人员介绍，院中原有两棵银杏树，一棵毁于1938年的战火，留下的这一棵，连续7年没有结果，直到抗战胜利，才重新结果。现在，每年结果200多斤。

　　连战笑了：“哟，有这么神奇？看来，这棵银杏很有气节。”他仰头观望，发现树枝上还有一只鸟窝。旁边人说：“那是喜鹊窝。每到夏天，喜鹊就会在院里喳喳叫，十分喜庆。”

　　嘉宾们一听，啧啧称奇。

　　第一期建成的“台城旧志”景区，已全部投入运营，街巷里随处可见游客。连战一行在游客中穿行，饶有兴趣地观看柳琴戏、运河大鼓和皮影戏的表演后，进入正在施工的二期工地。此行，连战还有一项重要活动：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标志性建筑泰和楼奠基。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是经国台办批准，2009年12月在台儿庄挂牌成立的，系大陆首家。随后，大陆各地陆续建立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泰和楼位于古城核心区，由海峡两岸知名专家联袂设计，主体高度38米，寓含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内部楼梯设计为大运河造型，西北侧设计有“交流桥”，寓意两岸的交流沟通。

　　宾主一行来到工地，共同植下一棵香樟树纪念，并为泰和楼挥锹奠基。奠基仪式上，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刘伟、海协会副会长李炳才、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后致辞。

　　刘伟激情四溢，语调铿锵：

　　台儿庄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经过这里，带着千年沧桑，在这座城市静静流淌了400多年，见证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沧桑巨变；台儿庄是一片英雄的土地，72年前著名的台儿庄大战，见证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顽强精神。

　　今天的台儿庄，是一片充满生机和活力、充满希望，也是让我们充满期待的土地，作为一个新平台、新载体，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的建设，必将进一步促进鲁台交流合作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儿庄将见证海峡两岸中华儿女共怀手足之情，携手走向未来的新努力、新历程，这是台儿庄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做出的新的贡献！

　　李炳才说：“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泰和楼是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激励着两岸同胞凝心聚力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连战款款上台，沉稳中掩饰不住激动：

　　今天，是我头一次偕同我的家人和朋友来到台儿庄，我们感到非常振奋，能够来到千古的名城，一个交通枢纽，一个充满丰富的文化历史的地方，同时看到各方面现代化脚步快速向前迈进，感佩，振奋。

　　连战顿了顿，加重语气：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心中也充满了崇敬、感怀以及感恩。因为，在1938年，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惊天地、动鬼神的一场中日战争。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种种，今天实在充满了崇敬和感恩。那场战役，可以说是继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第一次打败日本人的战役，也是日本侵略中国头一次面对重大挫折的一次战役，是一次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同仇敌忾、牺牲奉献、为国为民的民族精神的一次战役！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连战继续说：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回想从小的时候开始，在历史书籍上面，在传播媒体上面，看到了好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叙述，因为战地的乡亲最了解，山东枣庄台儿庄财金投资债权资产城投债定融你们最深入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感到荣宠，能在今天为过去的光荣出席这个活动。

　　今天，泰和楼的兴建，是因为在去年12月时，两岸交流基地首创成立，那是一个历史时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刻，尤其是在枣庄、台儿庄。

　　连战环顾台下，将人们的思绪引到过去的岁月：

　　因为让我们回想起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全体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就在这个地方，建筑起了我们心里面的长城，我们当时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一心一意、贯彻始终地要把侵略者打败，要重新恢复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尊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大家团结奋斗，一心一德。我们在那种精神下，浴血抗战8年之久，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那种精神，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复兴、兴盛、进步、发展来的一个指标？我个人感到非常兴奋！

　　连战语带感慨地说：

　　在过去几年，我和胡锦涛总书记有过一系列谈话、交换意见。最近几年来，大陆各界能够正面介绍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卫国家、抵抗日寇所做的一些贡献，让我们大家共同尊重历史、珍惜历史，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财富。

　　连战提高声调，坚定有力地说：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文化遗产之下、文化财富之下，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深化交流，共创未来。今天，泰和楼的兴建，可以说是一个最美好的开始。

　　掌声再次回响。一群和平鸽腾空而起，“中华龙”风筝随风飘摇。

　　仪式结束后，台儿庄的群众万人空巷，自发地集聚街头，向客人们鼓掌欢送。连战一手牵着夫人，一手频频向人群挥动，脸上依依不舍。

　　第4页 :第一章 携手御外侮

　　上篇 浴火

　　第一章 携手御外侮

　　祸起萧墙

　　1936年12月13日。山东枣庄。

　　在神州大地，以“庄”命名的城市，数量不多，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枣庄因枣得名。早在东汉时期，袁绍的爷爷袁安在峄县（今枣庄市峄城）任阴平长时，从家乡汝阳引进优质枣种，推广栽种。因枣树耐瘠薄旱涝，百姓视枣为歉收之年的救命果、丰收之年的吉祥物，感念袁安恩德，称此枣为“袁安枣”。据说，明朝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路过峄县时，百姓向朱棣献上袁安枣，称颂“袁安枣助大王早安天下”，朱棣闻罢大悦，登基后把袁安枣列为贡品。

　　今天，人们往往把“村”和“庄”混为一谈。在古代，村和庄是两个概念。村，是由家族聚居而自然形成的居民点，后来成为最基础的行政单位；庄，是朝廷、贵族所拥有的土地，在这些圈定的土地上居住的居民，是军人或雇农，如果土地易主，“庄”演变为“村”，庄名往往依旧使用。

　　一百多年前，枣庄仅仅是古峄县境内的一个普通田庄。因为有煤，田庄成为矿区，成为城镇，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1872年，张之洞、李鸿章在这里创办了中兴矿局。6年后，中兴矿局改为中兴公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民族企业，发行了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中兴公司开启使用机器采煤的先河，是中国民族工业步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最令中兴公司自豪的是，徐世昌、黎元洪两任民国总统曾任中兴公司董事长，周自齐、朱启钤两任民国总理任财务总监。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足见当年枣庄的辉煌地位。

　　火车站是枣庄最气派的建筑。车站前面，有个不大的广场。广场西侧，有一家新中华饭店。饭店后面，是旅馆、戏院、戏班子，还有妓院。

　　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金黄色的朝阳，斜斜地掠过火车站广场，投到新中华饭店的铺面上。几块门板长了脚似的，一块跟着一块，移动起来，挪到屋里的角落。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灰长衫的年轻男子，捂住嘴打了个哈欠，探出头来。阳光懒洋洋地停在他的身上，把脸庞映衬得棱角分明。

　　他叫郁德义，是饭店的老板，刚满30岁。郁老板是个勤快人，虽然夜夜被饭店后面的戏院、妓院闹腾得睡不好觉，可还是天天起早贪黑，早点的小本买卖照样做。

　　“新中华”店面不大，店堂里摆着五六张桌子。在枣庄，这样的饭店有好几家。趁着客人没到，郁德义拿起鸡毛掸子，一张张桌子掸过去，店堂里的几缕光柱，原本是静止透彻的，这会便滚动着粗壮起来。

　　店堂角落的柜台后面，靠墙摆着一张长条高茶几。茶几上，一台崭新的台式五灯收音机，显得很耀眼。前些日子，郁德义去上海时，见这玩意儿很俏，很多人排着队买。他是读过私塾的，算是个文化人，所以便狠狠心，捎了一台回来。这是一种电子管收音机，在上海的家庭已是常见，在枣庄却是稀罕物，是郁家的值钱家当。

　　收拾停当后，阳光已铺满门前的马路，店堂里也洒满一地金光。郁德义撮几片茶叶，放进紫砂壶里，泡了一壶茶。这是龙井茶，也是他从上海捎来的。枣庄人喝茶没南方人讲究，大多喝的是低档红茶，茶叶尽是些碎末子，里面掺杂些茉莉花。

　　泡罢茶，郁德义拧开收音机开关。这收音机外壳是红色木质的，左边是个音箱，外面蒙着一层格子布。右边是个玻璃窗，里面有一格格的数字，还有一根细细的红针。窗子下面有3个黑色旋钮。

　　可供选择的频道不多，且杂音大。郁德义耐心地调到最佳位置。他最爱听里面那个女中音，温温柔柔，慢声细语，腔调像南方口音，判断不出真实年龄，经常会告诉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在郁德义的想象中，这应该是个烫着卷发、描着口红的时髦女郎吧？就像他前些日子在上海滩上见过的那样。

　　奇怪！刚听了两句，郁德义就觉得不对劲。今天这个时髦女郎怎么了？声音不再那么淡定，显得局促不安，语速也比原先快了许多。他把脸贴到收音机的音箱上，支棱起两只耳朵：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听到这里，郁德义不由得心惊肉跳：糟了，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抓起来了！

　　他捂了捂怦怦直跳的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歪着脑袋，继续听下去：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渐渐地，他听出个大概。原来，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昨日发动兵谏，拘捕了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刚才播报的，正是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各地和南京国民政府发的通电。

　　郁德义感到纳闷：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却不抵抗，把东四省拱手让给日本军队，使东北成伪满洲国，3000万东北同胞当了亡国奴。天下都在骂张学良是卖国贼呢，这会儿怎么逼蒋委员长抗日了？

　　别看郁德义是个商人，心里却装着天下事。那些天，他心思不在生意上，天天守着收音机，听着那个时髦女郎用不自信的语气，梦呓般地播报着事态进展：

　　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万耀煌、蒋作宾、蒋百里、张冲等一大批军政要员悉数被扣押；

　　南京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兵变事件震惊国内外，社会各界纷纷函电交驰，要求讨伐；

　　南京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向西安压迫；

　　何应钦称事变系延安共匪与张、杨内外勾结，命令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邻城市，逐渐转向西安；

　　有人大骂何应钦暗通日本，唯恐天下不乱，浑水摸鱼，火中取栗，欲借机除掉蒋介石取而代之，并嫁祸共产党，达到“一石双鸟”目的；

　　延安的共产党幸灾乐祸，主张公审杀蒋；

　　宋美龄邀请澳大利亚籍友人端纳斡旋，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抵达西安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

　　这些消息，显然来自不同的渠道，有的自相矛盾，有的前后矛盾。

　　郁德义发觉，外面的世界，像是一本猜谜的书，只知道开头，不知道结尾。他不知道哪条消息是真，哪条消息是假。但有一点，他确信无疑：每一条消息的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

　　终于，郁德义听到好消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力主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承诺今后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经洛阳抵达南京，张学良亲自陪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郁德义高悬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他钦佩共产党的深明大义，也为国共两党这对昔日冤家对头握手言和而欣慰。从那以后，他开始密切关注国共两党的互动。

　　转眼到了1937年6月初，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正在庐山筹办暑期训练团的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庐山谈判。

　　庐山？郁德义想起苏东坡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是一座崛起于平原的巍峨的孤立山系，自古以雄、险、奇、秀闻名于世。《太平寰宇记》说它“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百五十里，其山九叠，川亦九派”。《开山图》说它“山四方周四百余里，叠嶂之岩万仞，怀灵抱异，苞诸仙迹”。古人说得有些夸张。经精确测量，山体面积为280平方公里，主峰大汉阳峰海拔高度1474米。

　　庐山北部山势平缓，相貌寻常，而山南到处都是兀立千仞的绝壁、飞流直下的瀑布，这里层峦叠翠，万壑葱茏，多巉岩、峭壁、清泉、碧潭之胜。李白歌咏的庐山瀑布、雄奇的三叠泉、《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原型康王谷、苏轼称为庐山胜景之最的青玉峡与三峡涧，都在山南。山南的人文景观也非常丰富。相传周朝时匡俗在此筑庐读书，故庐山又名匡庐。古往今来，慕名而至的文人墨客或栖鸣泉畔，或筑庐篁林，饮清泉，啸山谷，吟诗赋词。

　　19世纪以前，庐山除了处于山腰处的大林寺、仙人洞、天池寺等寺观外，大量的寺院道观都在山下，以南部为最多。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交通不便，山上游人寥寥。1841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深入内地瓜分中国，相中庐山中段牯牛岭东谷的长冲一带，这里林木茂盛、风景优雅、地势平坦。英国驻九江领事趁清廷甲午战败，逼九江道台签订庐山英租界条约。英人结合“牯牛岭”之音，将之英译为“KULING”，取“COOLING”即“清凉”之意。于是，“牯牛岭”便被人叫作“牯岭”。那时，“牯岭”之名比庐山还有名。不几年，牯岭租界便出现20多个国家的别墅群。

　　国民政府收回牯岭租界后，择地盖起大型会堂和宾馆。因庐山地处长江之侧，水陆空交通方便，牯岭便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从1926年起，蒋介石每年都在这里度夏，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各党派的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使此山又成为闻名中外的政治名山。

　　“中国人不要再打中国人了，但愿国共从此能齐心协力，让天下安宁。”郁德义自言自语。他隐隐约约觉得，千里之外的庐山国共谈判，与自己所处的弹丸小城，似乎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5页 :

　　美庐交锋

　　1937年6月4日，一位头戴礼帽、浓眉大眼、面庞俊朗的年轻人，出现在庐山牯岭镇河东路94号的仙居饭店。他就是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这一年，周恩来刚39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与他同行的，还有林伯渠和博古（秦邦宪）。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游览庐山大林寺时，曾经留下这样的佳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前两句意思是说，农历的四月，庐山下的桃花已经凋谢了，而山上的桃花刚刚盛开。

　　此时，虽然已是农历四月末，庐山处处仍可见到妖娆的桃花。放眼望去，满山遍野青翠葱茏，令人赏心悦目。空气清新馥郁，吸一口让人痴迷陶醉。周恩来的心情，与大自然的美景融为一体。

　　这是自西安事变以来，周恩来第三次面见蒋介石。对此次庐山之行，周恩来抱着很大的期望。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人生最大的噩梦，也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候。几年前，我去西安采访时，曾去过临潼华清池，参观了“五间厅”、“捉蒋亭”等历史遗迹。在五间厅的一块玻璃上，还保留着一个破洞，这是事发时被子弹打穿的。这些遗迹，都成了老蒋的耻辱。陪同的朋友熟谙西安事变历史，绘声绘色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事发当天凌晨，夜宿华清池的蒋介石穿着睡衣，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东北军发现活捉。指挥过5次“剿共”的陈诚也丑态百出，慌不择路，居然钻进一只装啤酒的纸箱里，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翻箱倒柜才找到。

　　被活捉后，蒋介石原以为必死无疑，得悉是周恩来极力游说才保全性命，自然感激不尽。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之余，专程探望软禁中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躺在床上，瘪着嘴在哼哼唧唧，看到周恩来进来，犹如见到救命稻草，连忙欠身而起，请周恩来坐下。一张嘴，周恩来才发现他满嘴没牙，原来是事发时忙于逃命，顾不上戴假牙。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谁见了都会心生恻隐。

　　这是他俩分道扬镳10年后的首次相见。对周恩来，蒋介石可谓爱恨交加。在黄埔军校，蒋介石最器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演达，一个便是周恩来。可惜，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人，与他不是一条心，道不同不相为谋。经历西安事变后，患难见真情，他俩的关系得到很大修复。

　　1937年3月，蒋介石在杭州与周恩来第二次见面。事隔3个月，蒋介石惊魂甫定，对周恩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见面的气氛很好。蒋介石满脸笑容，称赞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一些条件，答应得也比较爽快，还让周恩来回延安后，尽快拿出一个共同纲领，然后再见面细谈。

　　蒋介石的态度，给了延安很大鼓舞，中共中央认真研究拟订《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这份草案顾全大局，充分考虑到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利益，比如在蒋介石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

　　此次上庐山，周恩来就是带着这份纲领草案来的，满心以为能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陪同上山的张冲，把周恩来一行送到仙居饭店后，客气地说：“你们休息一会，我马上去禀报委员长，安排你们尽快见面。”

　　周恩来简单洗了一把脸，把那份纲领草案取出来放在桌上，随时准备去面见蒋介石。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张冲露面。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冲终于出现。敏锐的周恩来察觉，张冲脸上暗藏一丝沮丧。

　　“这个，”张冲吞吞吐吐，“委员长说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让你们稍等几天。”

　　周恩来皱了皱剑眉：“你们委员长这是唱的哪出戏啊？”

　　张冲连忙摆摆手：“哪能，哪能，他纯粹是公务繁忙，抽不开身，特地嘱咐我，陪你们各处看看风景，庐山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我哪有心思逛风景！”周恩来望着窗外美景，深深地叹一口气，“风景再美又有什么用？再这么内耗下去，这里迟早会飘起膏药旗！”

　　张冲心头一震，张了张口，却不知该如何应答，便咽了回去。

　　此话被周恩来不幸言中。就在周恩来叹气的一年之后，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从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中国军队为保卫庐山，与日军浴血奋战200余次，千余名官兵献出生命，在固守9个月后，“夏都”最终失守。九江一带，被日军统治长达7年。

　　6月8日下午，张冲兴冲冲来到仙居饭店，顾不得礼节，一把推开周恩来房门：“周先生，委员长答应今晚见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略带嘲讽：“他老人家还没得健忘症，终于想起我来了。”尽管已经对这次谈判的期望值大打折扣，他仍然要努力争取。

　　晚饭后，周恩来一行在张冲和戴笠的引领下，顺着蜿蜒的长冲河，来到牯岭东谷。在绿荫深处，有一座英国券廓式的别墅。

　　张冲悄悄在周恩来耳边说：这里便是“美庐”。

　　周恩来“噢”了一声，恍然大悟。原来，他对闻名遐迩而又充满神秘感的“美庐”早有所闻。

　　“美庐”建于1903年，最初的主人是英国勋爵兰诺兹，1922年转让给巴莉女土。1934年，巴莉女士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好友宋美龄。蒋介石给它取名为“美庐”，据说意为“美的房子”，但也有一种说法，是“美龄之庐”。久而久之，它便成了蒋介石的夏都官邸、主席行辕。

　　周恩来发现，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他暗暗一乐：看来，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吓得不轻，胆子越发小了。

　　站在门口的宋美龄和宋子文笑容可掬，快步迎上前，远远地伸出手。经过西安事变后，兄妹俩对周恩来印象极好。

　　按张学良、杨虎城的初衷，如果兵谏未达目的，将除掉蒋介石。周恩来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的严峻局势，力劝张、杨二位，杀蒋会造成群龙无首，导致全国混乱，中国会一盘散沙，让日本坐收渔利。张学良对周恩来佩服至极，他晚年回忆时说，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

　　西安谈判时，参与谈判的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该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当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时，在场的宋美龄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所以，她是十分乐见蒋介石与周恩来和谈的。

　　周恩来随着宋氏兄妹步入会客室。身着长衫的蒋介石站起身来，与周恩来握了握手，客气地让了座。周恩来坐定后，其他人也依次坐下。

　　周恩来张目一瞧，发现蒋介石的气色明显好多了，但是脸上的笑容显得矜持，甚至有点僵硬，远不如3个月前那般真诚。

　　寒暄过后，周恩来示意博古取出那份纲领草案，接过来双手递给蒋介石：“委员长，我回延安后，汇报了您的意见，大家都很受鼓舞，认为您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根据您的意见，我们认真协商，拟订了这份纲领草案，请您仔细过目，补充完善，尽快批准实施。”

　　蒋介石接过来，顺手搁在茶几上，端起茶杯，揭开杯盖，轻轻呷了一口。

　　“恩来哪。”蒋介石拉长声调，耷拉着眼皮，“听说你们的武装经常与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嗯，这是怎么回事？民众怨言很多啊。”

　　周恩来微微皱起眉头，很快就恢复常态，微微一笑，也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

　　“委员长啊，您的信息好像不灵呀。”周恩来不紧不慢地回敬道，“据我所知，自您下令停止剿共后，你们的军队依然故我，到处挑衅骚扰我们。是我们一直以大局为重，次次忍让、步步退让呀。”说到这里，周恩来掰着手指，一五一十地举起实例。

　　末了，周恩来又嘲讽了一句：“外界说，蒋委员长自西安受惊后，威信顿挫，说话不像以前管用了。”

　　“这个，这个，有这事？”蒋介石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干咳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我这几个月都在养伤，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些事。”

　　见蒋介石陷入被动，宋美龄赶紧朝周恩来欠了欠身，打起圆场：“周先生，国共两党交恶这么多年，心结没这么快打开，互相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冲突在所难免，咱们还是摒弃前嫌，团结起来，共同御敌。”

　　周恩来朝宋美龄点头微笑，接过话头：“夫人言之有理，这也是我党的心愿，我们抱着最大的诚意，认真拟订了这份纲领草案，就是期望国共两党能再度合作，携起手来，团结一切有生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你们不要整天打打杀杀的，就凭你们那几条破枪，还想同日本真刀真枪干？”蒋介石显得有些不屑，“我想提醒你们，不要借抗日之由，乘机扩大地盘，这样做，我是绝不容许的！”说到这里，他重重拍了一下扶手，以示不满。

　　周恩来有理有节：“我们共产党向来是讲信用的，大敌当前，我们希望委员长以中华民族大业为重，彻底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只要委员长勇于担当，带领全国民众奋起抗击，我们保证服从您的指挥！”

　　蒋介石口气软下来：“我看日本人的目标是东四省，在东四省建立起傀儡政府，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应该会收敛些，我们的国力还太弱，还没法同他们对抗，不要再刺激他们，先维持现状，以和为贵，待国家强盛后，再争取把东四省要回来。”

　　周恩来一针见血：“豺狼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日本的胃口绝不只是东四省，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中国，指望与日本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委员长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

　　“我天真？哼！”蒋介石面露愠色，“我是一国之领袖，我要站在全国大局考虑，不能让无辜的百姓卷入战火，遭受生灵涂炭。不似你们在小小的延安坐井观天！”说到这里，他端起茶杯。

　　坐在一旁的张冲和戴笠早已局促不安，见到这个送客的动作，连忙站起来，戴笠朝周恩来做了一个手势：“周先生，委员长今天忙了一天，有些累了，请。”

　　涵养极好的周恩来毫不介意，朝蒋介石微笑颔首，坚定地说：“那好，我明天再来。”站起身来，与宋氏兄妹一一握手道别。蒋介石顾自低头喝茶，纹丝不动。

　　宋美龄和宋子文将周恩来一直送到门口，歉意地朝他笑笑，再次握手告别。

　　宋氏兄妹的身后，传来茶杯重重落下的声音。

　　出尔反尔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一行在张冲的陪同下，又来到蒋介石下榻处。宋美龄和宋子文依然在门口笑脸相迎。

　　不知是意识到了昨晚的失礼，还是经宋美龄提醒过了，蒋介石今天态度变得和蔼了些。周恩来进门后，他往前迎了几步，握着周恩来的手，晃了晃：“恩来来了，请坐，上茶。”

　　周恩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关心地问：“委员长昨晚睡得好吧？公务繁忙，还得多注意休息。”

　　蒋介石摇摇头：“年纪大了，容易失眠，你睡得咋样？”实际上，他年纪并不大，才51岁。

　　“委员长正值盛年，怎能言老？”周恩来逗趣道，“看样子，我还太年轻，一觉睡到天亮，哎呀，这里空气清新，又很清静，怪不得委员长舍不得离开，原来是要做活神仙哪！”

　　蒋介石刚喝了口茶，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大笑，口里的一口茶水喷出来，把胸襟弄湿了。在座的张冲、戴笠等人，先是跟着笑出声来，见到蒋介石的胸襟湿了一片，又慌忙闭住嘴，手忙脚乱地掏出手绢，抢着帮他擦。宋美龄难得见到蒋介石这么开怀大笑，也掩嘴而乐。只有宋子文沉得住气，一没笑，二没动。毕竟是大舅哥，此等小事上犯不着取悦妹夫。

　　气氛顿时变得融洽起来，话题也自然转到正事上。

　　“委员长，3个月前在杭州时，记得您亲口对我承诺过。”周恩来趁热打铁，重复着蒋介石当初的话，“我们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我们推荐南京政府的人任正职，我们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绝不派人破坏我们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您还提到永久合作应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我们拟订的这份共同纲领草案，基本满足了您的要求。希望您能认真审核。”

　　蒋介石岔开话头：“恩来啊，这几个月事态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促使我认真思考，有了一些更成熟、更符合我们合作的想法。”

　　周恩来不动声色，看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蒋介石顿了顿，缓缓道来：“我打算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两党推出数量相同的人组成，由我任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纲领问题也由同盟会来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同盟会将来还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周恩来心里咯噔一下。这岂不是要把共产党溶化于国民党之中，最终消灭共产党吗？战场上真刀真枪消灭不了共产党，如今又设计出一个兵不血刃的圈套，还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周恩来刚想反驳，蒋介石一摆手，制止其开口，继续顺着他的思路说下去：

　　“你们先发一个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番号，人数嘛，定为4.5万人。”他干咳一声，“至于原先议的在3个师之上设总司令部，不妥，改为设政治训练处。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然由你们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至于参加国民大会，你们可以派代表参加，但不得以共党名义出席。”

　　听着蒋介石高谈阔论，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张冲更是显得诧异。这段时间以来，张冲在与周恩来的多轮谈判中，大多是围绕蒋介石之前的意图展开的，对他今天抛出的这些主张深感意外。

　　蒋介石还要继续说下去，周恩来打断他的话：“您的这些主张，等于是全盘推翻3个月前您自己的意见，这让我们很意外。您所提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事关重大，我必须请示中央后才能答复。还有，不设总司令部，光设一个政治训练处，怎么能够指挥军事行动呢？”

　　蒋介石刚愎自用惯了，平时说话，哪容得别人打断甚至反驳？他刚想发作，看到宋美龄向他使了个眼色，这才想起对面这个人不是他发作的对象，瘪了瘪嘴，强迫自己住口，但鼻子里还是忍不住哼了一声。他用手指敲了敲桌面：“政训处可以代行指挥权嘛，我要你们指挥，你们就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周恩来听明白了，蒋介石这是要架空中共中央啊，真是一厢情愿！他强忍住内中的愤怒，冷静地问：“您把中共中央摆在什么位置呢？”

　　蒋介石面无表情，加重语气，从口里蹦出几个字：“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在场的人一个个都惊呆了，他们都把眼光转向周恩来，看他有什么反应。

　　周恩来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他微微一笑，语带讥讽，连称呼和语气也改变了：“蒋先生，我想提醒一句，我这次来庐山，是代表共产党中央，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的事，而不是来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的！”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既然蒋先生如此没有诚意，我们之间的距离相差太大了，很难再谈得拢，我看还是改日再谈吧。”博古和林伯渠也跟着站起来。

　　宋氏兄妹和张冲、戴笠连忙起身。宋子文朝宋美龄努努嘴，宋美龄会意，这个时候只有她才能表态，她连忙上前一步：“周先生，你不要性急，谈判嘛，总是讨价还价的，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嘛。”

　　说到这里，她转向蒋介石：“达令，你说呢？”

　　蒋介石正不知所措，听宋美龄这一说，便顺坡下驴：“嗯，恩来啊，我只是提个概要，具体问题，由你和淮南（张冲）他们谈吧。”

　　有人把蒋介石对共产党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说成是他品性低劣，这恐怕有失偏颇。事实上，蒋十分重视人格、慎独、隐忍方面的修炼。从《蒋介石日记》里不难看出，他平时非常注重自身的反思，甚至有“见艳女心动，记大过一次”这样的记载。看来，仅仅用普通人所理解的“品德”、“品性”来衡量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一个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政治人物，还远远不够。

　　如果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立场来审视，蒋介石百般刁难共产党、处处与共产党为敌，似乎又能理解。大凡统治者，概不能容忍对其政权造成威胁的人，总是想方设法设置重重障碍，极力扼制其发展，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剥夺共产党的军事指挥权，也正是出于削弱共产党的威胁、巩固国民党统治地位的需要。

　　从6月10日到15日，周恩来一行与张冲等人反复磋商。这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又见了几次面，每次都谈得不欢而散。宋美龄和宋子文虽然居中调停，奈何蒋介石固执己见，始终不肯松口，谈判难以深入。

　　谈判间隙，张冲建议周恩来到庐山各景点走走，周恩来哪有这个心情？中共中央对他这次庐山之行寄予厚望，原以为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商谈而已，未料蒋介石竟如此言而无信。

　　那些天，庐山天气一日三变，早上还是阳光明媚，下午却大雨倾盆，到晚上又浓雾弥漫。林伯渠打趣道：“这庐山的天气，跟老蒋的秉性一样反复无常，令人捉摸不定。”

　　博古嘟囔了一句：“这呀，叫近墨者黑！”

　　周恩来做出决定：“谈判已陷入僵局，再谈下去已无意义，我们明天就下山，向中央汇报，商量对策。”

　　博古和林伯渠点点头。林伯渠叹了口气：“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第6页 :

　　周恩来有所不知的是，当蒋介石放出那句“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狠话时，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想让3个人出洋，另一个便是周恩来！只是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便说出口。这个心思，他记载在日记里。

　　蒋介石20世纪50年代时的侍卫长、担任过台当局“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后来在解读蒋介石八年抗战日记时，这样评论道：“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意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应离开延安出洋，当然不可能。”

　　蒋介石能在西安事变中得以平安无事，周恩来功莫大焉。对这一点，不仅宋美龄感激不尽，连曾经应宋美龄请求参与斡旋的端纳，后来也回忆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1936年西安御驾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这个端纳，不是平庸之辈：早年曾做过孙中山的顾问，后来又做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他成为蒋介石的顾问。

　　对这样一位救命恩人，蒋介石居然不能容忍，意欲迫其出国，足见老蒋心胸之狭窄。

　　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无论是口头回忆，还是文字回忆，对周恩来的恩情却都绝口不提。

　　离开前，周恩来环顾了一下庐山。此时，桃花已谢，鲜嫩的绿叶爬满枝头，满山遍野愈发青翠欲滴。美景虽然依旧，却与他的心境格格不入，与刚上山时大相径庭。

　　为周恩来送行的张冲，努力挤出一点笑容，打开车门，恭敬地说：“周先生，请上车。”

　　张冲的心情，也与周恩来同样沉重。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与周恩来本来是对立面的。但是，从西安事变开始，他在与周恩来的频繁接触中，既深深折服于周恩来的机警睿智和人格魅力，也十分赞赏共产党的深明大义。若不是囿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不得不为蒋介石背书，他可能早就与周恩来达成高度一致。

　　自从与周恩来熟识后，张冲的内心深处还生发出一种歉疚之情。1932年2月，上海各大报纸相继刊登《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这则“启事”既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共产党的伎俩，也是恶毒离间共产党的阴谋，玷污周恩来等共产党员的清白。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便是张冲。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1941年3月，张冲兼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英年早逝，年仅37岁。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联名挽联：“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然而，张冲所炮制的“伍豪事件”，却如挥之不去的阴影，影响了周恩来的一生。此事虽经陈云等出面辟谣，毛泽东也出面宣告，说明此事纯属诬蔑，但“文革”期间，江青一伙又以此栽赃周恩来，对周恩来造成很大困扰。身心疲惫的周恩来，在身患绝症进手术室前，还要被迫为此签字。这大概是张冲一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深明大义

　　宝塔山下，月色朦胧。

　　夜已静谧，一个端着枪的年轻士兵，正在警惕地巡视着周围的动静。他身后的窑洞，大门紧闭，门上方的窗口里透出昏黄的亮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从门缝里飘出。哨兵隐约听到，里面时而高声争辩，时而慢声细语，但听不清在说什么。对这个战士来说，他并不关心里面在说什么，他关心的是外面的任何动静。

　　屋里，已是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透过烟雾，可以看到，炕中央摆着一张矮桌子，桌子上点着一盏马灯。盘腿坐在炕桌左侧，手上端着根烟杆的，是朱德；坐在炕桌右侧，正伏案疾书的，是周恩来；紧挨着周恩来而坐，正与周恩来细声交谈的，是洛甫（张闻天）；手指间夹根纸烟，在地上来回踱着步的，是毛泽东。炕下的几张高低不等的矮凳上，坐着林伯渠、博古等人。显然，这个会议已开了不短时间。

　　毛泽东的身影投到墙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他边踱着步边说：“西安事变后，最初我是主张公审杀蒋的，因为老蒋对共产党欠下的血债太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是恩来有眼光，力主不杀，并最终促使这次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本来以为，老蒋会投桃报李，放共产党一条生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枪口一致对外。现在看来，我们天真了，老蒋骨子里依然仇视共产党，没有放弃赶尽杀绝的念头，仍然固守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观念。”

　　“润之，你走了一晚上，也不嫌累？晃得我脑壳都大喽。”朱德往角落挪了挪，腾出位置，“来来来，你坐一下子嘛。”

　　毛泽东顺从地坐在朱德身边，对着马灯点着纸烟，美美地吸了一口。正伏案疾书的周恩来，不小心被呛了一下。毛泽东歉意地笑笑，身子往后仰了仰，尽量离周恩来远点。

　　洛甫挠挠头：“现在他强我弱，我们缺少谈判的筹码，很难叫他让步。”

　　周恩来转过头，接过洛甫的话茬：“前些日子，我们请斯大林帮忙找到蒋经国，促成小蒋回国，让他们分别多年的父子得以团聚。对这一点，老蒋还是心存感激的，这次在庐山见面时，还特地向我们表示感谢。小蒋也确实做了些工作，只是老蒋太固执，小蒋的效果不明显。”

　　林伯渠和博古也补充了一些在庐山的所见所闻。

　　毛泽东眯着眼，小心地将纸烟抽到只剩一小截烟蒂，掐灭后，又把烟蒂收起来，用纸包起来塞进口袋，以备缺烟时继续享用。听完林、博二人的补充后，他朝周恩来凑了凑：“恩来，你对老蒋最了解，又是具体当事人，你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果断地说：“洛甫说得对，我们缺少谈判的筹码，很难让老蒋让步。日寇占领东四省后，正蠢蠢欲动，强兵压境，随时都可能制造借口，大举进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尽快形成统一战线，我们只有对老蒋做出妥协和让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是啊，一些开明人士，也含蓄地向我表示，希望我们委曲求全，做出些让步。”

　　朱德接过话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犯不着与老蒋争一时之短长。我看，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也没啥子了不起，他飞机大炮都奈何不了我们，一个狗屁同盟会就想把我们吃了？做的美梦！”

　　洛甫赞同道：“我看可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

　　林伯渠建议：“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老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毛泽东点头同意，接着说：“老蒋不是提出我们应先发表宣言吗？我们就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宣言，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

　　洛甫建议：“陕甘宁边区可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我们推荐国民党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副长官林老担任比较合适。”

　　毛泽东一击巴掌：“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虽然我们共产党的本钱不多，但是，只要有利于尽快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有利于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我们共产党人不要说牺牲些自我利益，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又算得了什么！这不是委曲求全，这是深明大义！”

　　“有些方面，我们是坚决不能让步的。老蒋要你们两位出洋，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周恩来说，“我看是否可以这样，我致电老蒋，专门谈军事指挥权机关的问题，就说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是，朱老总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老总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我再致电张冲、顾祝同，让他们帮忙向老蒋进言，就说朱德去留影响极大，朱不离军队为好。”

　　毛泽东说：“恩来考虑得很周到，就这么办！”

　　朱德诙谐地说：“那老子就等着坐这把交椅，不跟老蒋谦让喽！”

　　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南京方面很快给延安回电：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

　　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这对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则喜讯。他们分析，估计是蒋介石态度有所松动，谈判有了转圜之地。

　　在周恩来负责下，中共中央很快起草了一份《两党关系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围绕蒋介石的主张，对国民革命同盟会的设想做了进一步细化，表示愿由国民革命同盟会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同时要求同盟会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显然，这是一份开明务实、充满诚意的方案，既顾全大局，充分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又公平合理，给两党各自留下一定的自主空间。

　　周恩来似乎已经看到：读罢方案内容后，蒋介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看到一份资料，在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达33.7万人，到1932年，这个数字急速膨胀至百万以上！如此血腥的屠戮，即便是蒋介石同一阵营的人，也不忍卒睹。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曾经愤然而起，痛心疾首地指责：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维护他的政权，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可谓不择手段、冷酷残暴。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遭受蹂躏的危急关头，却毅然抛弃党派之恩怨，顾全大局，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委曲求全，千方百计与国民党谋求和解之路，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如此宽广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就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之际，远在鲁南枣庄的郁德义，这天照例打开收音机。一则消息引起他的注意：蒋委员长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

　　郁德义反复咀嚼着这则新闻的含义。前些日子是邀请共产党谈判，现在是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看来蒋委员长要有大动作了？

　　大敌当前

　　1937年7月7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经西安飞抵上海。就在这天，日寇终于撕下伪装，张开血盆大口——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也从这一天开始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7人还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萧克、徐海东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

　　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廿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上述电文充分宣示了中共的诚意，为第二次庐山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7月13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到达庐山。此时，庐山轿舆如梭，人来车往，应邀参加谈话会的代表陆续抵达，可谓群贤毕至。周恩来见了，十分振奋。

　　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在陈诚别墅，接待他们的仍是张冲。再次见面，双方都显得很亲热。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给张冲，请他转呈蒋介石，希望能与蒋介石尽快面晤。

　　这份《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

　　（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第二天，张冲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因要接见出席谈话会的各方代表，这几天安排不出时间会谈，关于中共所拟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可以讨论，但是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周恩来一愣：“一个月前，他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说，3个师以上的政治训练处可以代行军事指挥权吗？怎么又变卦了？”

　　张冲支支吾吾，竭力辩解。平心而论，他并不认同蒋介石政策上的朝三暮四，但各为其主，他必须忠实贯彻蒋的意愿。

　　周恩来一摆手：“算了，咱们也别辩论了，我知道你的难处，不为难你了。请你转告委员长，大敌当前，强兵压境，希望他早做决策，振臂高呼，号召全国民众奋起抗击！”

　　张冲连忙说：“我这就去禀报。”

　　当天晚上，周恩来把博古和林伯渠叫到一块，商量应对之策。他说：“老蒋这是有意避见我们。这样吧，我们立刻把这里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建议向中央报告，我再给老蒋写封信，表明我们的态度。”

　　会议结束时，已过子夜时分，进入7月15日，庐山万籁俱静，只有昆虫在墙角旮旯里撒着欢叫。

　　周恩来用冷水洗了把脸，铺开信笺，略一思索，笔下行云流水：

　　“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乃昨据张君转告，部队在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7月15日下午，蒋介石从张冲手里接过周恩来的信，展开看了一遍后，哼了一声，未置一词。

　　7月16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大学校长、名流学者等158人出席，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却未受邀请，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

　　周恩来对此十分愤慨。1945年4月30日，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曾回忆这次谈话会：

　　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谈，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3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蒋介石为什么可以广泛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却唯独把共产党晾在一边？因为那些社会各界名流已臣服于他，不会给他带来威胁，而他把共产党视作他政权的最大威胁者，所以极力将共产党边缘化，极力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力。

　　7月17日，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面对着社会各界人士，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笔挺地站在麦克风前，发表了一番大义凛然的演说：

　　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台下的人，个个群情激愤，有的热泪滚滚。此时，距东北失陷已有6年时间，亡国奴的屈辱深深刺痛了国人之心。

　　在演说中，蒋介石既表示出准备抗战的决心，也表示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希望：

　　“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不过，他最后强调：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庐山讲话的精神仍是此意。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说：

　　蒋公今日决定发表谈话，盖判断日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伎，已暴露无遗，我须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但表不惜全面抗战决心之时机已至，使日寇知我最后立场，或可压制日本野心…………当时汪精卫亦在庐山，表示慷慨激昂号召抗日，故7月17日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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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发表演说的第二天，郁德义从收音机听到他浓重的奉化口音。虽然听得有些吃力，但郁德义不敢漏掉一个字。听完之后，他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蒋委员长终于下决心抗日了，东四省收复有望；担心的是，万一同日本人打起来，战火会不会烧到枣庄呢？他把店铺里里外外看了一遍，虽然算不上很值钱，毕竟是养家糊口的全部家当。

　　枣庄距东四省远着呢，应该不会有事的。郁德义这样自我安慰一番后，心里宽松许多。他最盼望的是，蒋委员长指挥棒一挥，中国军队立刻开赴前线，很快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峰回路转

　　就在蒋介石慷慨陈词时，周恩来收到洛甫、毛泽东来电：

　　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立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

　　周恩来把电报递给林、博二人。博古看过后，摇了摇头：“就怕老蒋不答应。”

　　周恩来说：“我们尽力争取吧。”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他们拟订了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

　　这天下午，蒋介石终于在美庐与周恩来等见面。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张冲也在场。

　　周恩来握着蒋介石的手，由衷说道：“委员长上午的演说慷慨激昂，道出了全国民众共同抗战的意愿，中共中央非常赞同，愿意团结在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大旗之下，赴汤蹈火，冲锋陷阵！”

　　蒋介石脸上泛着光：“好，好，从社会各界的反响来看，我上午的讲话，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我这个讲话，一是向全国发一个动员令，二是向日本政府发一个信号，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不要扩大战事。我还是希望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中国国力衰弱，一旦战事扩大，会祸及民众，造成生灵涂炭呀。”

　　周恩来道：“就怕日本政府不领这个情，恃强凌弱，得陇望蜀，觊觎整个中国啊。”

　　一句话触到蒋介石的痛处。他默默地坐下，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沉默了好一会，缓缓开口：“如果这样，中国就没有退路可言，只有玉石俱焚了！”

　　这时，周恩来吃惊地发现，说完这句悲怆之语，两滴清泪竟涌出蒋介石的眼眶，顺着瘦削的面庞滚了下来。

　　周恩来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不苟言笑、外表威严、性格坚强的人，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来，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心肠的人，只是他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变成一副铁石心肠。

　　周恩来朝张冲一示意，张冲赶紧掏出自己的手绢，轻轻塞到蒋介石手心里。

　　蒋介石拭了拭眼睛，将手绢递给张冲。只一刹那间，他便恢复常态，口气又变得坚硬起来：“恩来呀，你们的宣言我看了，贵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很好，说明你们对合作是有诚意的。看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障碍已没有了。”

　　周恩来朝他微微一笑，静静地听他下文。

　　“既然你们愿意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他朝张冲看了一眼，“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已经研究决定——”

　　张冲摊开公文夹，操着温州口音照本宣科起来。周恩来端起茶杯，一边轻轻地品着茶，一边仔细倾听张冲的话，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听着听着，他拧起了眉头。

　　依照这份决定，红军将被改编成3个师、12个团的编制，共计4.5万人，不设独立指挥机关，归属西北行营管辖。师、团二级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由国民党方面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共产党方面派人担任副主任。另由国民党方面委派人担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

　　在张冲宣读决定时，蒋介石微闭着眼睛，并不看周恩来的反应。显然，他对周恩来的反应是心中有数的。他也十分清楚，如果红军改编后一切听命于西北行营，要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两手空空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但共产党不是傻瓜。

　　张冲宣读完后，周恩来放下茶杯，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们对编制和人数没有意见。但是，要我们放弃对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这是我党所不能接受的。换成委员长，您会同意吗？关于这一点，我已反复向委员长申明过，这是我党的底线，恳请委员长体谅。”

　　蒋介石知道奈何不了周恩来，心里也许已经放弃这个非分之想，可又不想轻易松口。他故作轻松，指了指邵力子和张冲：“这些细枝末叶的事，留着你们继续商谈吧，只要贵党能与国民政府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不要借机与政府争抢地盘，我们可以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切等赶走日本人再说。”

　　说罢，他站起来，微笑着向周恩来伸出手。

　　第二天，周、林、博与邵、张等人，就两党合作的一些具体事项详细沟通。邵力子和张冲都是开明人士，双方商谈得十分融洽。周恩来提出，希望在国统区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和刊物。邵力子是国民党中宣部长，这些事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他痛快答应。

　　很快，《新华日报》就开始在南京筹办。后来，由于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国民政府要迁都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便转移到汉口进行。当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正式出版。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也在武汉与读者见面。这是中共第一次在国统区发行党报和党刊。

　　除了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未谈拢外，此次谈判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周恩来一行与邵力子、张冲热情告别，离开庐山，飞往上海。蒋介石也于7月20日自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军政人员，商讨抗日之策。

　　有人可能不解，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6年，为什么在东北沦丧、国难当头之时，蒋介石对日本忍气吞声、妥协退让，与共产党和谈时却得寸进尺、毫不退让？

　　如果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角度考虑，对此也不难理解。慈禧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折射出这种心态，即宁愿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甘于偏安一隅，甚至宁愿做日本人的傀儡政府，也要对共产党兵戎相见、赶尽杀绝，不愿与共产党分享天下。

　　因此，蒋介石始终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担心心腹之患未除，又与比自己强大的日本交恶，会造成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面对日军的一次次挑衅，他一直坚持“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只是被动应战，决不主动求战。可以肯定，如果日本只满足于在东北经营伪满洲国，不要贪得无厌妄图吞并全中国，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相逼，逼得蒋介石无退路可走，他决不会竖起抗日大旗，自然不会有庐山这一番慷慨激昂。所以，说蒋介石“消极抗战”，一点也没冤枉他。

　　从这个意义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摆脱被国民党迫害的天赐良机，也是中国共产党充分伸张民族大义的天赐良机。

　　1964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见智见仁，解读不一。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骄傲的胜利者举重若轻式的诙谐幽默，当然不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者。

　　同仇敌忾

　　此时的中国，烽烟四起。

　　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华北，国民党二十九军将士奋力英勇抵抗，华北乃至全国民众强烈要求抗战，反对动摇妥协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将领和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要求抗战。蒋介石表现出强硬态度，开始调兵遣将增援华北，并向河北、山西和绥远投入大量的兵力，以阻止日寇的进攻。全国上下展开一致抗日的行动。

　　7月26日，周恩来一行从上海返回西安，立即把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的详细情况电告中央，并对下一步国共合作事宜提出建议。

　　7月27日，刚接替顾祝同代行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奉蒋介石之命面见周恩来，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迫于日军的全面进攻，需要共产党协同配合，遂机敏地说：“这没有问题，国民党应当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蒋鼎文回答：“我立刻向委员长报告，争取尽快发表。”

　　第二天，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详细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商讨如何利用此时机迅速推进国共合作，决定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立即集中陕西三原进行改编，出师抗日。同时决定，不再征求蒋介石意见，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短短几天，局势急转直下，华北战事日趋紧迫。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沦陷，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

　　蒋介石深感形势的严重性，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他令张冲给中共中央拍去邀请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这是蒋介石首次秘密邀请中共商讨国防和抗日问题。

　　此时，周恩来正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与朱德、彭德怀安排红军改编事宜。根据中央的意见，他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他与朱德、叶剑英同去；如系谈话，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复电说召开国防会议。

　　8月3日，延安的毛泽东、洛甫紧急会商后，电告云阳的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如下问题：（1）发表国共合作宣言；（2）确定政治纲领；（3）决定国防计划；（4）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5）红军作战方针。

　　周恩来与同在云阳的朱德、林伯渠、博古、彭德怀、任弼时商议后，拟订了《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8月4日电告延安。这两份意见提出，抗日战争的方针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去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次日，周恩来收到洛甫、毛泽东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按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8月6日，周恩来、朱德从云阳红军前指总部到达西安。9日，他们偕同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的叶剑英和从云南来的龙云等，同乘一架飞机抵达南京。邵力子和张冲等人亲到机场迎接，并设欢迎午餐招待周恩来一行，这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破天荒的事。

　　8月11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部的谈话会上，周恩来和朱德代表中共分别做了发言。对于周恩来，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并不陌生。但朱德出现时，会场上出现小小的骚动，与会人员伸长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住朱德。

　　自南昌起义以来，在国共两党的10年较量中，朱德已成为国民党眼里的一个神话般的人物。有把他描绘成三头六臂、呼风唤雨的神人，也有把他丑化成青面獠牙、豹头环眼的恶煞。见了面后，他们对这位慈祥中透露着威严、憨厚中折射出刚毅的老对手肃然起敬。

　　谈话会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在当前的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战斗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一线或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

　　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共提出的战略意见，对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日后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也产生积极的影响。难怪国外一位资深的军事评论家在评论周恩来时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外交家，而且还是一位智谋超人的军事战略家。”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攻上海，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战火已燃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带。

　　焦灼的蒋介石知道，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日子已经来临。为了能调遣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他同意中共的一些重要意见，同时还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骚扰和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国共两党高层谈判长期拖而不决的状况，也在共同抵抗外敌的形势下迎刃而解。

　　8月18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南京再次谈判，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蒋介石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中任职，只在总部和3个师之间各派联络参谋一人。争执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中央，并建议至少应派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中共中央当即同意这个建议，并派由红一军团改编成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为先遣部队，日内出动。

　　从8月下旬起，改编后的八路军3个师主力，陆续由陕西三原、泾阳向韩城芝川镇和禹门口一带集结，并在那里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4.5万名红军将士挥泪告别红军帽，开始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60年后的1996年8月，在当年八路军出师抗日、东渡黄河的芝川镇，在面对黄河的山梁上，竖起一座造型别致的纪念碑。3根立柱，共同托起一个红星军帽。碑上，镌刻着14个镏金大字：“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征抗日纪念碑”。这是萧克将军90岁高龄时亲笔题写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享年101岁。当年，身为一二零师副师长的萧克，与贺龙、关向应一起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中华民族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在看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时欣慰无比。1937年9月29日，他在延安窑洞晕黄的灯光下，一边吸着粗劣的卷烟，一边奋笔疾书《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文章中说：

　　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第8页 :第二章 国难思良将

　　第二章 国难思良将

　　瑜亮情结

　　1938年8月，天气又闷又热，令人躁动不安。这天，郁德义从收音机听到一则惊人消息：国军与日军在上海发生激战，敌我实力悬殊，国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损失惨重，渐居下风！

　　郁德义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如果上海被日军攻陷，南京也危在旦夕。南京离枣庄不过几百里，一天的车程，万一南京不保，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仿佛听到了隆隆的枪炮声。那些天，他惶惶不安，夜不能寐，嘱咐妻子打点行装，以备战祸来临时逃难。

　　夜不能寐的岂止是郁德义。自淞沪会战爆发以来，蒋介石更是寝食不安。

　　当第一缕熹微的晨光，透过树隙和浓影照射到雕花窗棂时，蒋介石悄悄起床，蹑手蹑脚走到书房，两臂扩胸做深呼吸，望着窗外出神。老天爷昨晚动了脾气，一整夜都是狂风暴雨，把院内的花草苗木打得七零八落，直到现在还没消气，淅淅沥沥地击打着窗外的芭蕉树叶，发出噼噼啪啪的繁杂噪音，就像是蒋介石此时的心情。

　　唉，烦心的事太多。昨夜，美龄与美国朋友的越洋电话打了半宿，英语他听不懂，耳朵却没闲着，跟着支棱了半宿。电话是他授意打的，让她托人游说美国国会，最好是向罗斯福总统进言，希望美英等国能出面干预日本的军事行动。

　　自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事变中，为了营救他，她力排众议，反对军事讨伐，坚持和平谈判，后来又不顾安危，亲赴西安安抚张、杨，真是患难见真情！这一事变也造就了她，使她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博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的好感。

　　蒋介石深知，美国人一向与他合不来，自中日爆发冲突以来，美国人一直怀疑他私下与日本谈和，也质疑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次，他之所以下决心与日本在上海决一死战，一方面是形势所迫，他没有退路可言。更重要的考量是，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多个大国在这里有租界，欧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果他在上海摆出一副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姿态，不仅可以改变欧美国家一向轻华之心，也不再质疑他对日妥协，他们还会考虑到自身利益，出面居间调停，甚至武装干涉，可以让他体面地与日本坐下来谈和。所以，他想利用宋美龄受西方国家欢迎的优势，为他当回说客。

　　但是，从通话情况来看，并不乐观。西方国家对淞沪会战的评价是，这是中国军队在上海非军事区主动挑起的战争，是破坏和平的行为，责任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愿意居间调停。

　　宋美龄悻悻然放下电话，向一直竖着耳朵在旁听的蒋介石道了原委。

　　蒋介石手上正端着茶杯，闻听此言，气得将茶杯往地上一摔：“娘希匹，明明是他们不想得罪日本人，反过来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宋美龄嗔怪地看了他一眼，俯下身子捡起碎片，放到旁边的茶几上，柔声劝解道：“现在西方国家正盛行绥靖之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犯不着为了咱们得罪日本人。现在战事吃紧，咱们还须多想些应对之策。”

　　蒋介石长叹一声：“这世道哪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自己救自己。”

　　这一夜，他俩几乎通宵未眠。直到天快亮时，宋美龄才沉沉睡去。

　　雨停了，蒋介石推开房门，走到阳台上。一股清新而湿润的空气，使他混浊的大脑清醒了许多，思维的马达又开始快速运转起来：第五战区是统管战略要地津浦路重镇徐州为中心的枢纽，假如那里一失，等于东部大门洞开，后果不敢想象，谁能堪当第五战区的重任？

　　自己统领军队多年，黄埔出类拔萃的弟子也不少，但真正可以放心使用、堪当大任的统将之才也不多呀！像周恩来、林彪、陈赓这样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俗话说，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如今正是国难当头，这良将又在哪呢？

　　他首先想到一个人，继而坚决否定。接着，脑海里闪现出一张又一张面孔。可是，无论出现谁，都被最初那个人比了下去。他努力不想那个人，可那个人却总是顽固地占据着，绕不过去。他一拍栏杆：罢了罢了，田单《为士卒倡辞》云：“可往矣，宗庙亡矣！云日尚矣！归于何党矣！”是啊，如果国家灭亡了，无家可归了，还有什么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现在到了事关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岂能再纠缠于个人恩怨？非常时期只能起用非常之人。

　　是什么人，让蒋介石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是李宗仁。

　　纵横江湖几十年，蒋介石阅人无数，无论多么飞扬跋扈的人，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唯有这个李宗仁，外表温良随和，谦恭有礼，内心却桀骜不驯，如今虽然归于自己麾下，仍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如果把近代中国比作一座高楼大厦，李宗仁无疑是大厦中的一根重要支柱。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其基础是“两广统一”。“两广统一”，则归功于之前的广西统一。无论是广西统一，还是“两广统一”，李宗仁都功不可没。

　　广西的统一，得益于3个青年才俊：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史称“广西三杰”。1925年秋季，“广西三杰”统一广西后，没有像其他省份那样割据自雄、自立为王，而是毅然投靠广东的国民党，形成两广“共同革命”的局面。那个时代，个人行为足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广西三杰”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国民党根本经不起吴佩孚、唐继尧、陈炯明的三面夹攻，更不可能那么快形成气候、挥师北上。

　　“广西三杰”中，李宗仁无疑是灵魂和核心，一“黄”一“白”，是他的左膀右臂。其中，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关系更加密切，两人长期合作，亲如兄弟，世人因此称他俩是“李白”。当时，中国政坛还因他俩而成一则谜语：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两人，是两人乃是一人。

　　北伐时期，李宗仁的取舍偏废，对中国局势起着改写历史的作用。当时，国民党、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几股势力互相纠缠在一起，暗潮汹涌。李宗仁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中间力量，无论偏倚哪一方，天平都会跟着倾斜。而他所做的拥蒋的个人决定，也支配当时中国历史所走的方向。这当中，包括支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反共清党”。这是蒋对其念恩之处。

　　然而，由于蒋介石忌惮桂系势力，处处压制、掣肘桂系扩张，李宗仁十分不满，遂利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逼蒋下野，蒋、李从此结下梁子。蒋重新上台后，自然不会善待李，双方矛盾日渐加深，最终导致蒋桂战争爆发，进而演变为蒋、李、冯（玉祥）、阎（锡山）“同党操戈”，打了3年内战，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让日本人坐收渔利，乘机占领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

　　1932年初，李宗仁因不满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广西党政军联席会上发表了抗日反蒋的讲话。他大声呼吁：“现在我们的国贼是独裁者，故我们要消灭他，才可以抵抗外敌。”

　　此话表明，李宗仁主张先反蒋而后抗日，蒋对此当然忌恨。

　　1933年，李宗仁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焦土抗战论》，就抗日战略问题明确公开自己的抗日主张：

　　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累日必败无疑。

　　“焦土抗战”一词，在后来抗战期间风靡一时，被频频引用，成为最悲壮的抗战口号。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焦土抗战”，并非是指自行将所有的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火拼。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不计旧恶，与白崇禧、李济深联名通电，提出政治解决事变的5点基本立场：西安事变主张政治解决；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开赴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

　　1937年1月，李宗仁又与刘湘等联名通电，吁请“中央军停止入陕，消弭内战，团结对外…………共同致力于抗敌御侮”。

　　可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除了共产党起重要作用外，李、白态度之审慎，对张、杨也起到重要影响。

　　李宗仁虽然在蒋桂战争中吃了败仗，但在地方势力中资格最老、威望最高，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诸马，都视他为“龙头大哥”，亦步亦趋。所以，桂系对西安事变的鲜明主张，对正在观望中的地方实力派起了积极的影响。对这一点，蒋介石又是心存感激的。

　　李宗仁对日作战的决心一直坚定不移。1937年2月，他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交《抗日救亡之方案》，要求：立即发动对日抗战，以救危亡；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日总动员之基础；保障人民爱国言论，解放民众爱国运动，扩大救国力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之下，桂系积极投入抗日大业。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进行军事总动员，一个月内即扩编武装达40个团。

　　这年6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所派代表多次会谈后，表示完全赞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达成“一致挥动，实现抗日”的六条纲领草案。

　　8月4日，白崇禧在南京中央军事长官联席会议上表示：桂省可立即出动全部兵力的七分之五共5个师投入抗日作战，“俟第二次征兵实行可望增加若干”。

　　8月6日，桂军抗日部队被整编为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三十七集团军，先后开赴淞沪等地投入抗战。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二十一集团军与敌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表现出广西人民誓死卫国的英雄气概。

　　正是由于广西军队所表现的坚决抗战态度，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遂成为国民政府内公认的主战派代表人物。

　　别看李宗仁在蒋桂战争中打不过蒋介石，那是双方力量相差太悬殊。论治国用兵的才智，李宗仁并不在蒋介石之下。论治国，他早年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论用兵，正如唐德刚在李宗仁口述、他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的序言中所说的：

　　如把国民党政权中数十员翎顶辉煌的“上将”，以传统所谓“将才”标准来排排队，则桂系这两位首领，实应分居第一二位。“小诸葛”白崇禧，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已数十年。不过纵是真诸葛当年亦不过是羽扇纶巾的戎幕之才。若论威镇三军之“主帅”的风范，则李宗仁还应居首位，非白参谋长所能企望也。

　　抑有进者。论将兵、将将，则李氏的本领亦非他的上级蒋中正所能及。蒋公熟读《孙子》，细玩《国策》。驭人每重权谋；将兵时轻喜怒。在疆场之上率数万之众，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于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战役中，亦不失为一员猛将；然统大军百十万，转战千里，进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则蒋氏便不逮李、白远矣。

　　所以，在蒋介石心目中，他对李宗仁怀有复杂的情感，既有爱恨交织，也有瑜亮情结。危难时刻，他的决策清晰而坚定：只有李德邻（李宗仁）才能胜任第五战区司令官，也只有他才能撑起这个危局。

　　雨打芭蕉的噼啪声，宛如蒋介石心里的算盘声。

　　天色渐渐亮起来，阳台外，满院子的名贵古木，被淡淡的白雾缠绕着，显得朦胧而神秘。这让蒋介石想起同样朦胧而神秘的白崇禧。白崇禧以能征善战、机智过人而闻名，人称“小诸葛”。

　　对，就让这“小诸葛”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主持制订抗战计划，参与抗战军事决策指挥！蒋介石果断做出决定，转身返回室内。

　　慷慨赴任

　　李宗仁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马上把白崇禧叫到办公室，将电报递给他。

　　白崇禧看罢以后，见李宗仁正用征询的目光看着自己，试探道：“你是不是担心这是老蒋的圈套？”

　　与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李、白焉能不知蒋之为人？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时，与李宗仁关系密切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跑到南京当和事佬，劝蒋介石不要同室操戈。蒋介石勃然大怒，以李济深勾结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扣押李济深，软禁在南京东郊的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后迫于多方压力将他释放，但仍将他软禁在南京鼓楼家中。

　　李宗仁沉吟一会，字斟句酌：“嗯，刚接到电报时，我闪过这样的念头，前面有任潮（李济深）、张学良的前车之鉴，我们不能不防。可仔细想想，这回老蒋应该是情势所迫，不会再玩这个伎俩。”

　　说到这里，李宗仁拿起指挥棒，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地图，分析说：“日本人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

　　白崇禧点点，若有所思：“是啊，中央和老蒋纵使有意拖延，日本人也未必容许。如果中央这一次仍然无心抗战，而打算走投降路线，不仅全国军民不会同意，即使老蒋的嫡系部队恐怕也会自动抗战。”

　　李宗仁将指挥棒往地图上轻轻一敲：“就凭这两点，中央和老蒋唯有奋起抗战，此外并无其他路可走。如今，既然老蒋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

　　白崇禧两掌一击：“好，就这么办！”

　　两人当即商议妥当，给蒋介石复电：“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健生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德邻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就在他们俩与蒋介石电报往返之时，消息传到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耳朵里。他俩急了，赶紧来电劝阻：“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

　　刘、龙二人对李、白颇为尊重，国是意见都愿听李、白的主张，故对李、白北上特别关切。在他们看来，蒋介石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李、白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

　　接到刘、龙二人的电报后，李、白在复电中据此分析时势，打消他们的顾虑，同时希望他俩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不要迟疑不决，给蒋介石落下他们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

　　白崇禧立刻收拾行装，乘广西省府所购的法国制6座小飞机直飞南京。李宗仁则暂留桂林，主持动员计划。

　　不论是带兵，还是治疆，李宗仁都很有一套。从1933年起，广西开始实行寓兵于农政策，新兵训练一年后退伍，平时只保留常备军14个团，其中两团还被用作兵工，在贺县开采锡矿。“七七事变”前，已有四届经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抗战爆发后，李宗仁决定编成40个团，开赴前线。一声号令，各县农民呼啦一下涌到县政府，抢着报名入伍。因为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取舍。不到一个月，便迅速编成4个军，共40个团，后来又改编为3个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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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着妙棋，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即使到今天，这种“寓兵于民”的思路也不无借鉴意义，与现在实施的预备役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平时不注重储备兵源，一俟兵员不足时，动辄以粗暴的方式强抓壮丁，充兵扩军，搞得民怨载道，其兵员素质能好到哪里？

　　1937年10月10日，李宗仁出席各界人士庆祝双十国庆节后，立即乘专机飞离桂林前往南京。此时，淞沪会战已持续两个月，中国军队伤亡很大，损失惨重。

　　当飞机跃升天空时，李宗仁俯瞰窗下的桂林，百感交集。自1913年秋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自己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粤桂战争和定桂讨贼战争中出生入死，从排长做起，一步步成长起来，直至完成统一广西任务，成为新桂系军队首脑。后来，又与蒋介石分分合合，打打和和。但戎马倥偬20年，一直都是在打内战，无论孰是孰非，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大多是灾难。这一次，终于可以枪口对外，有了一个为国出力、为民立功的机会。

　　飞机在云彩中穿行，李宗仁头枕着座位，双手轻轻地梳理着两鬓。虽然不到50岁，连年的征战和操劳，已使他两鬓染雪。他忽然想起陆游那句悲怆之诗：“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李宗仁眼睛微闭，心潮澎湃。“纵使马革裹尸，我也要为国为民重筑功勋！”

　　飞机在湖南长沙机场经停时，大雨滂沱，持续不停，致使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心急如焚，为了尽早赶到南京，不得不改乘火车北上，打算到达武昌后，再乘船到南京。

　　李宗仁到达武汉后，又遇轮班开航无定期，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闻讯后，指示建设厅厅长伍廷飏找到一艘小火轮。李宗仁在武汉耽搁一天，次日一早急急登船而行。

　　此时，雾锁长江，小火轮在江中摸索着顺流而下。行至途中，狂风骤起，白浪滔天，小火轮摇摇晃晃，险情不断，战战兢兢而行，船上的人提心吊胆。直到第二天晚上，小火轮才精疲力竭地靠上南京下关码头。

　　早在码头翘首恭候的白崇禧，这才把心放回肚里，欢天喜地地把李宗仁接到自己所住的洋房。这座洋房，据说是张学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

　　李宗仁向蒋介石领命后，蒋介石并没有让他北上徐州赴任，而是把他暂留南京。此时，淞沪激战正酣，中国军队死伤甚巨，南京也常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向来要强的蒋介石，虽然彻夜难眠、寝食不安，但在李宗仁面前却硬撑着，还不时大发豪语，一再对李宗仁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

　　李宗仁心如明镜，不以为然：“如果能这么容易把日军赶下黄浦江去，日军也不敢来侵犯我们了，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不过，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李宗仁不便浇他冷水，但强烈的责任感，又告诉他必须仗义执言。

　　这一天，李宗仁见蒋介石兴致颇高，赶紧将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伺机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李宗仁一边字斟句酌地陈述，一边偷眼观察蒋介石的表情。他发现，蒋介石脸上的肌肉慢慢僵硬起来，嘴角紧抿，眼睑低垂。多年以后，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依然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赶赴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十分失望。他已经痛心地预料到：淞沪一战，国军必然惨败！

　　1937年11月12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这场战役，日军投入30余万人，30艘舰艇（其中航母3艘），作战飞机约390架，其中陆航210架、海航180架，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万人，实际到达战场的兵力为40万左右，约有200架飞机、40余艘舰艇，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在检讨淞沪会战的教训时，李宗仁将责任归咎于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进而评道：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现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

　　李宗仁进一步评述道：

　　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

　　从李宗仁的这些话中不难看出，对蒋介石，他是从心底里瞧不起的。

　　李宗仁所言不无道理。让蒋介石指挥如此规模的一场大战，确实超过他的能力和经验范围之外，加上中日两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人素质上的实力都相差悬殊，如此硬碰硬地打阵地战，中方必败。

　　虽然后人对淞沪会战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淞沪会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的斗志，令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决心和实力刮目相看，也动摇了日本的民心士气，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重庆转移，赢得了3个月的宝贵时间。

　　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分歧。

　　李宗仁、白崇禧不主张固守南京，认为无论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日军必然以优势兵力攻占南京，而南京又是一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有长江所阻，无路可退，难于固守。

　　但是，唐生智等慷慨激昂，认为南京是国府所在地，一旦失守，事关全国民心、全军士气，影响国际形象，主张死守南京，与敌人血战到底。

　　急欲一雪淞沪之耻的蒋介石，赞同唐生智的主张，遂任命他为南京城防总司令，立刻筹划防务，以迎战日军对南京的进攻。

　　听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李宗仁叫苦不迭，深感南京危如累卵。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的主张是理智的。

　　战争年代，几乎所有经验和教训，都是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只是，这次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排兵布阵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开始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蒋介石这才决定，让李宗仁北上就任，镇守徐州。

　　李宗仁久经沙场，善于谋划战略。当时，军中同僚纷纷猜测，日军一旦占领南京，会长驱直入，直取武汉。李宗仁则认为，这是纸上谈兵的谬论，沪宁战事一旦结束，日军必定先夺取、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的威胁，然后才会西进武汉。所以，他深思熟虑后，做出充分的战略谋划。

　　离开南京前，李宗仁以恳切的语气，向蒋介石晓以利害：“津浦线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如能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数月，或歼其主力，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部署，则抗战还可继续；如津浦线上国军迅速瓦解，日军一举攻下武汉，占领中原，则抗战前途将不堪设想。所以，津浦线不可轻易失守。”

　　“但是，”李宗仁话锋一转，顿了顿，见蒋介石正侧耳倾听，加强了语气，“津浦线处于日军南北夹攻之中，日军还可在海州、青岛随时登陆，而目前第五战区只有7个军的兵力，长期坚守是非常困难的。”

　　听到这里，蒋介石抬头瞧了他一眼。这回，他把李宗仁的话听进了耳朵，当即表态：“将来沪宁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指挥。”

　　忧心忡忡的李宗仁，匆匆赶往徐州。他知道，南京必不能久守，津浦线上的战事已无法避免，一场与日军的拼搏战迫在眉睫。

　　此时的徐州城，笼罩在战前的恐慌之中。为躲避战祸，百姓有的背井离乡，有的投亲靠友，市面显得很萧条。李宗仁果断部署：“我们一定要稳定军心，唤起民众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勇气！”

　　声势浩大的民众大会召开后，一些南北流亡的学生闻风而至，踊跃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为安抚人心，李宗仁巧施一计：每天清晨或午后，他骑马上街，巡视市容，有时还下马与街边小贩拉呱几句。沿街市民看到司令长官尚且如此悠闲淡定，相信战局必可稳定，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陆续返回徐州城开店复业，城内人心很快安定下来。

　　为了稳定军心民心、便于指挥协调，李宗仁还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婉拒将长官部迁到交通、通讯落后的归德和亳州，全然将个人安危抛到脑后，不惜背水一战。

　　1938年3月下旬，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乘火车来到徐州时，惊讶地发现，虽然这里距台儿庄前线仅30公里，已经能够听到枪炮声，车站月台上还躺着许多死亡的战士。但是——

　　城市里充满活力，所有商店都开门营业。墙上书写了许多强烈爱国主义的标语，街道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士兵、自卫队员和市民，报童叫卖报纸，剧院做三明治的广告，妇女和儿童在城里两个公园散步和游玩。男女中学生散发传单，他们扛着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巨幅标语。郑州已遭受过一次严重的轰炸，那里深度的沉寂伴随着恐惧和失望。徐州更接近敌人，遭受着更严重的轰炸，若是敌人攻进台儿庄，则可以期待一两天之内完成对敌军的合击。然而这里和郑州相比，却有着不可比拟的轻松气氛和信心，也较汉口更具有稳定的气氛，这就很能说明这里的情绪了。在汉口人们不希望敌军打过去，而在徐州，他们准备好了迫使愚蠢的敌军冒险去接近这个城市，这个仅仅距前线30多公里的城市，他们没有接受失败教训的可能。

　　这一切，功在李宗仁指挥若定的大将之风和临危不惧的安抚之策。

　　在百姓面前谈笑风生的李宗仁，一回到军营，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他内心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处在矛盾和焦虑之中，哪里还笑得出来？

　　李宗仁反复掂量得失：是在津浦线上不惜血本，与日军硬碰硬打一场恶仗呢，还是守不住便撤，只图拖住敌人，延缓日军西进攻占武汉时间呢？如果是前者，搞得好，歼敌精锐壮我军威；搞不好，可能会一败涂地，甚至拼光家底，血本无归。如果是后者，或许能保存实力，但会落个败军之将的名声，被国人唾骂。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路军阀的兵员是靠自己招募、自己供给的，谁的兵力强，谁的拳头就硬，谁的底气就足。所以，抗战期间，一些军阀遭遇日军强敌时，一击即溃，望风而逃，大多是为了保存实力，不舍得拼光家底，未必会想到是否丧失民族大义尊严。我们这些后人在评价历史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关起门来说风凉话。

　　但是，李宗仁非等闲之辈。以他的血性和睿智，第二条路显然非他所愿。所以，他早早就开始运筹帷幄，排兵布阵。

　　首先是网罗人才。善用人才是李宗仁的特长，这也是桂系军队骁勇善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相中的第一个人是徐祖诒，提议由他担任第五战区参谋长。

　　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李宗仁从未与徐祖诒谋过面。既然如此，怎么会想到用他呢？

　　一是对徐早有耳闻。徐祖诒是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又入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调至国民党中央军委，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对日作战事宜，十分了解日军的状况，加上处事干练，军事学识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都很丰富，是一流的军事参谋干才，完全能够胜任参谋长一职。

　　二是李的高明之处。他是桂系将领，平时与国民党中央多有隔阂，蒋对李一直抱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次起用他，与其说是对他器重，不如说是别无选择。他挑选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任过职的徐祖诒，一来可减少蒋的猜忌心，二来有利于与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蒋介石欣然应允。徐祖诒受命后立即奔赴徐州，筹建司令长官部。当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时，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组建就绪。

　　善于谋划军队，是李宗仁带兵打仗的又一特点，他在桂系军队中的威望也由此而来。在第五战区，归李宗仁直接管辖的部队只有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下辖一三一师、一三五师、一三八师。这个军是李宗仁在广西亲自征调成立的部队，团长以上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班底，颇有作战经验，具有桂系部队的特点。虽然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农民子弟，缺乏训练，更缺少作战经验，但因为一直归李宗仁直接领导，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抗战开始后，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在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日军登陆侵占苏北地区。

　　其余的部队，则都是临时划归的杂牌军。

　　第十二军和第五十五军，军长分别为孙桐萱、曹福林，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所管辖的部队，驻扎在山东省境内。论训练和装备，远不如桂系军队，并且军纪不严，士兵自由散漫，在地方称王称霸。韩复榘原是冯玉祥嫡系，现在划归第五战区管辖，能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李宗仁十分担忧。他还获悉，韩复榘曾暗地里派人到天津与日军联系，有妥协投降的企图。所以，李宗仁初到徐州上任时，曾亲自去济南会见韩复榘，为日后指挥这两个军作战做准备。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下辖两个师，原为张学良管辖下的东北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较弱，驻守在苏北地区。

　　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下辖两个师，原非正规部队，是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成立的，战斗力很差，也无作战经验。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下辖两个师，原为东北军，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战斗力也较强，虽算不上劲旅，但在各军中可列为上乘，驻扎在青岛地区。

　　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5个团，原为西北军，由于庞炳勋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军团作战能力有限，驻扎在江苏砀山地区。

　　编制大，兵力少，是国民党部队的通病，这7个军更是兵员少、装备差、派系多、人心乱。面对这样一支杂牌军，李宗仁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和当时参加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

　　想当年，秦王为让大将王翦重新出山灭六国，爽快答应让他统兵60万，这几乎倾全国之兵。看来，蒋介石的气度比秦王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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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今天看来，这也不能完全怪蒋介石。《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么深爱黛玉，气急时骂挂在脖子上的宝玉是“劳什子”，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要送给黛玉。枪杆子是带兵人的命根子，李宗仁与蒋介石嫌隙又这么深，蒋介石岂肯把王牌和精锐拨给他指挥？

　　这倒罢了。问题在于，李宗仁洞察到蒋介石更隐秘的用意：欲借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之机，消灭非嫡系的“杂牌军”，排斥异己，保存实力。正如他后来在回忆时所评价的：

　　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用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我和蒋先生共事数十年，对蒋先生的手法领教太多，所以他一举一动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观火。

　　对这支杂牌军，李宗仁怀着深深的同情：一方面，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与生存，必须与日军决一死战，以尽军人的天职；另一方面，又担心蒋介石不给补充给养，还以作战不力的名义治他们罪。

　　大敌当前，不能让弟兄们流血又寒心啊！李宗仁深入各部队巡视，安抚军心，激励士气，与各路将领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并晓以利害，成功地将这个“草堂班子”聚拢在一起。

　　正当徐州市面恢复正常的时候，传来南京失守的噩耗。紧接着的一个月内，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屠杀，30多万军民惨遭屠戮！刚刚趋于平静的徐州城，又变得惶恐不安起来。

　　战事骤紧，李宗仁反倒从容不迫。他把准日军的脉搏：本来就不可一世，这回更骄狂无比。他深谙“骄兵必败”古训，定要抓住日军这一弱点，在津浦线上缜密布兵，充分运用数万哀兵的力量，给予日军以痛击！

　　根据最高统帅部确定的战略方针，李宗仁制订第五战区的作战计划：

　　（1）保有鲁省大部分及苏北地域，与敌行持久战。（2）作战初期，应把守黄河及沿海要点，直接阻止敌人之侵入；不得已时亦须逐次诱敌深入鲁南及苏北地区，准备会战，予以极大打击，获得最后胜利。

　　根据此计划，第五战区做了3个阶段的部署：第一阶段，以第一线兵团将日军阻止在黄河北岸及沿海地区，延缓日军南进速度，使第二线兵团有充裕时间在徐州附近部署完毕；第二阶段，如黄河失守，第一线兵团退至莱芜、泰安、新泰一线，设防固守，会同朝邹县、滕县推进之第二线兵团的有力部队在兖州附近同日军会战；第三阶段，兖州附近会战万一失利，则在徐州进行决战。

　　李宗仁确定了决战方针：以少数部队固守徐州，以大多数部队沿津浦路侧击，开展运动战、游击战，阻敌南进。

　　历史证明，这些作战方针和部署，体现了积极防御的作战精神，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的正确的作战方针。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继占领南京后，随即渡江北进，攻占浦口、滁县一带，显示出沿津浦线北上的作战意图。

　　第五战区根据敌情变化，适时修订作战指导方针，提出“以一部仍守备海岸及黄河沿岸，以大部转移淮河之线，拒止北上之敌，相机转移攻势”；“第三集团军以主力配备于济阳、东阿、泰安，沿黄河右岸设防…………竭力拒止敌之渡河，以巩固本战区北面”；“第五十一军即日以主力向临淮关、蚌埠间地区转进待命”；“战区直辖之各部队，仍位置于徐州附近，司令长官部仍在徐州”。

　　1937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五战区：

　　（一）战区范围修订为：南界自长江口沿长江至湖北阳逻止，西南自阳逻至礼山沿豫鄂边境迄吴山镇，东北自黄河口，沿黄河至兰封、陈留、鄢陵、郾城、沁阳至吴山镇，与第一战区为界。（二）战区根据地，为泰安鲁南间山地及豫皖边境固始、立煌（今金寨）、经扶（今新县）间山地。（三）战区作战方针，为阻止侵入之敌，粉碎其打通津浦铁路线之企图，战区主力应配合地方武力，并用刚性与柔性之战法，展开全面作战，坚守战区根据地，与敌持久抗战。

　　李宗仁一声令下，第五战区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第一分区（山东省境）以第三集团军为基干，沿济南、泰安间铁路线两侧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开展游击，胁敌侧背，使其不能越过泰安南进，同时为本战区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

　　第二分区（江苏省境）以第二十八集团军为主干，沿运河南段纵深配备阻敌南进，必要时主力退入徐州西南山地，随时乘机出击，挽回局势。

　　第三分区（安徽省境）以第十一集团军为主干，于津浦线南段、淮南铁路北段及淮河间，以有力部队纵深配备，阻敌前进，于两侧展开游击战，务使敌不能深入至霍山、六安、正阳关、颍上、阜阳之线，同时于固始、立煌、经扶间山地构成根据地，以为战区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

　　青岛、东海守备队于敌登陆后开展游击，阻敌西进或南进；战区并在砀山、商丘间控置有力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作预备队），掩护战区左侧背，支援第一、二分区之作战。

　　杀一儆百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镇守山东的韩复榘，虽然身为第五战区副司令，却不听李宗仁调遣，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一逃再逃，先弃济南，后离泰安，几天工夫就跑出几百里。李宗仁急令其重入泰安，以泰山为根据地打游击战，部队不得进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竟复电称：“南京且不守，何有于泰安？”“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把大半个山东拱手让给日军，使日军第十师团轻易占领济南。

　　济南是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处，济南一失，日军便可沿铁路长驱直入，打通津浦线，把华北和华东连接起来。

　　第十师团装备精良，因师团长叫矶谷廉介，又被称作矶谷师团。矶谷师团占领济南后，一路东取青岛，一路南逼徐州。而在南线，由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已渡过长江北上，沿着津浦线向北推进。第五战区面临南北之敌的两面夹击，华东战场局势十分险恶。

　　李宗仁叫苦不迭，原订的作战计划成为废纸，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以部分兵力在南线顽强阻击敌人，延滞敌人北上；以主要兵力在北线抗击敌人，寻机吃掉一路敌人。

　　蒋介石极为震怒。在蒋介石眼里，韩复榘一直是个桀骜不驯的角色，阳奉阴违，拥兵自保，还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挟洋自重，早就对他不满。这次，蒋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儆百，遂带着白崇禧飞到河南开封，在归德召开军事会议，要求第一、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全部到齐。

　　接到开会通知时，韩复榘心存疑虑，赶紧派人到徐州，请示李宗仁是否要亲自去。李宗仁明知蒋介石的真实用意，并不说破，而是要求韩必须去。

　　1938年1月11日，两个战区的80余名师以上军官齐集归德会议。李宗仁发现，才一个月不见，蒋介石憔悴了许多，眉头紧锁，声音嘶哑。他知道，这一个月来，国府南京正陷入人间炼狱，作为国家和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所受的压力和煎熬，比任何人都大。

　　会议先由蒋介石训话。面对着满屋子一身戎装的将领们，蒋介石威严地干咳了一声，语气低缓，一字一句：

　　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就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但是我们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如果津浦、道清两路失守，武汉就失了屏障；屏障失了，武汉就受威胁！所以津浦、道清两路，我们无论如何要抵死固守，决不容敌人进犯！

　　接着，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和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报告战况。此时此刻，李宗仁知道，自己必须坚决维护最高统帅的权威。报告完战况后，他坚定地表态：

　　抗战至今日，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如果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使武汉、重庆后方地区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果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攻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军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徐州不是能否守住的问题，是必须守住！我身为战区司令官，决心率全战区将士死守徐州，直到统帅部在后方筑起新的防线。

　　两人报告完毕，蒋介石便宣布散会，起身先离去。

　　坐在门边的韩复榘一看，蒋介石并没有难为自己，松了一口气，连忙站起来，欲溜之大吉。这时，第一战区副司令刘峙忽然高声唤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

　　韩复榘脸色一变，僵立在原地。与会者个个心里一凛，偷偷打量他一眼，不敢在会场多停留，出门后，纷纷交头接耳：“韩复榘这回糟了，肯定凶多吉少！”

　　这时，从门外进来几个便衣卫士，站在韩复榘的身边。刘峙对韩说：“韩总司令，你跟他们走吧。”

　　韩复榘顿时脸色发青，张了张嘴，似乎要申辩什么，却没发出声音。两个卫士向韩复榘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在前面带路，韩复榘低着头，跟着卫士出门，另外两个卫士押后。

　　当天，韩复榘即被解赴武汉，关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二层小楼上，共关了七八天，当武汉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审判他的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呢。

　　韩复榘被关押期间，别人唯恐避之不及，只有他的把兄弟孙连仲冒着风险去探望，给了韩复榘很大宽慰。他俩见面时，韩复榘不知自己死期将至，还愤愤不平地说：“济南不守，这是我的责任，我负责。那么，南京、上海不守，谁负责？”

　　孙连仲无言以对，只好说些宽心话安慰他。

　　此前，韩复榘天真地以为，就算自己没听命令，丢了济南，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淞沪会战，不是也没守住上海吗？南京不是也没守住吗？所以，他以为大不了受蒋介石一顿呵斥，不至于被一撸到底，更没有意识到会因此丢了性命。

　　在蒋介石授意下，鹿钟麟任审判长，何成濬和何应钦任副审判长，徐业进、贾焕臣任军法官，组成最高军事法庭，对韩缺席审判，于1938年1月24日将其处死。

　　韩复榘不是被公开处死，而是在禁闭室里被人背后偷偷枪杀。这天，有人来告诉他，何审判长请他去。他下楼走到楼梯拐弯处时，看到下面的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感到不妙，说了句，“我回去换一下鞋，这个鞋不合适”，转身欲上楼。刚转身，后面就响起枪声。他大叫一声：“有，有刺客！”后面又连响几枪。他身中7枪，倒在血泊中，死时48岁。

　　事后，蒋介石假惺惺地说，他嘱令不准打韩的头部，因为韩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被葬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鸡公山（1954年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达官显贵无人敢去参加葬礼，唯有孙连仲赶去送行，足见孙连仲义重如山。

　　韩复榘被处死的第二天，郁德义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他还听到，军事法庭给韩定了十大罪状：（1）违抗命令，擅自撤退；（2）按兵不动，拥兵自保；（3）勾结日寇，阴谋独立；（4）收缴民枪；（5）纵兵殃民；（6）派销鸦片；（7）破坏司法独立；（8）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9）侵吞国防经费；（10）扰乱金融。

　　在处决韩复榘之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枪毙8名旅以上军官，其中职务最高的是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他们当中，有的在作战中严重失职，有的临阵脱逃。另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撤职查办40多名旅以上的军官。

　　韩复榘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韩被处死的消息传开后，全军将士受到极大震动，令人头疼的军纪涣散状况得到很大改观，统帅部的各种军令也迅速畅通起来，全国军民的民心士气为此大振。

　　我在山东工作多年，经常听到人们拿韩复榘开涮，给他编排了很多笑话，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说他胡乱断案、信口雌黄的，有说他胸无点墨、粗鄙不堪的，有说他孤陋寡闻、洋相百出的。

　　比如，有一次，韩复榘手下抓了两个小偷，一个偷牛，一个偷鸡。韩复榘审理时，判偷牛的释放，偷鸡的有罪。偷鸡者当然不服，连呼冤枉。韩复榘振振有词：“牛没有反抗，乖乖地跟着走了。鸡又叫唤又扑愣的你都敢偷，还说你冤枉？”

　　有一则笑话说，韩复榘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后，第一次用上电灯。当天晚上，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亮了一夜，外面的人以为他在办公。第二天早上，勤务兵端着洗脸水，拿着牙膏、香皂进到他房间时，见他正光着膀子对着电灯吹，身上汗流浃背。还边吹边骂：“奶奶个熊，什么灯呀！俺吹了一宿都吹不灭！”过了一会，勤务兵进去倒洗脸水时，韩复榘苦着脸说：“今天的早点，方的不好吃，太苦；长的还行，有点甜；汤我喝了，太淡，好像没搁盐。”

　　还有一则笑话说，有一回，韩复榘视察齐鲁大学，校长请他给师生训话。他装模作样地说：“你们都是喝墨水长大的，每个人都懂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是吃枪子儿长大的，连中国的英文也不懂，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训话，要训话，也是对牛弹琴，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新生活当然好，要提倡。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我刚才进门时，看到十几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打篮球），成何体统！一个球才几个钱？犯得着这么抢吗？你们多买几个球，每人发一个，省得你争我抢的。还有，那个篮子也太破了，丢一个，漏一个。这不是丢球，是丢人哪。再没钱，补一补篮子总行吧？”

　　听这些笑话，似乎韩复榘纯粹是个混世魔王、草莽英雄。事实并非如此。韩复榘祖父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他本人1891年出生于河北霸县（旧称霸州）东山台村，在本村小学毕业后，又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了七八年，能诗会文，书法也很见功底，曾在县衙当过“帖写”（即文书）。他能在冯玉祥麾下由一名低级军官逐步被升为拥兵数万的将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能诗文、善书法，因为这在旧军队中十分难得。1937年，国民政府批准在北京西郊建立“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陵园”。韩因参加过滦州起义，遂奉冯玉祥之命，亲笔撰写纪念碑文。

　　1994年，《炎黄春秋》发表陆立之的一篇文章。陆早年曾受国民政府派遣，到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与韩接触过几次。他在文章中回忆：“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人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找到第二人。”

　　韩复榘年轻时骁勇善战，是冯玉祥手下最能打仗的“韩石二孙”（即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四大将军之一。冯玉祥常对人炫耀说：“这是我的4只老虎。”

　　韩复榘也为山东做出过不少事。他治鲁7年，实施过“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4项计划，有一定成效，尤其是教育事业起色很大，并且没在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友，殊为难得。韩复榘仰慕梁漱溟的道德学问，还大力推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梁漱溟曾这样评价他：“他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由此看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韩复榘“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的评价，有失偏颇。

　　韩复榘有一妻两妾，共育有4子。长子韩嗣燮在他被处决后受到刺激，后来死于精神病院；次子韩嗣燠新中国成立后就读军政大学，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在兰州教书；三子韩嗣烽受过军事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交通部门任职；四子韩嗣煌曾留学奥地利，后定居国外。

　　韩复榘被抓的那天下午，蒋介石在归德行辕里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仅有程潜、李宗仁和白崇禧参加。

　　坐定后，蒋介石仍然余怒未消，眼露杀机：“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

　　程潜愤愤不平：“韩复榘应该严办！如果将领都像他这样各行其是，把上司命令当耳边风，我们的仗还怎么打？”

　　李宗仁和白崇禧只顾低头喝茶，没有吭声。

　　过去，李宗仁很少与韩复榘打交道，自担任第五战区司令成为韩的上司后，韩不把他放在眼里，关键时刻还公然抗拒他的命令，这令他非常窝火，私下与白崇禧密商，由白向蒋介石告发韩的问题，利用蒋对韩的不满，鼓动其严厉处置。此次借归德会议之名诱捕韩复榘，便是白崇禧出的主意。但韩毕竟是一省政府主席，又是第五战区副司令兼集团军司令，如何处置，李、白公开场合不便过多表态。

　　军家最忌临阵换将，此时日寇虎狼之师大军压阵，韩复榘留下的部队更不能因军中无将而自乱阵脚，必须尽快安排人顶上。

　　按理说，这是第五战区管辖的部队，应先由李宗仁提出人事安排。蒋介石当惯大家长了，事先并没征求李的意见，在会上直接做出安排：让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当第三集团军司令，五十五军的曹福林当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

　　见蒋介石如此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李宗仁心里自然不悦。不过，他是个有涵养的人，蒋是他的上司，他俩的关系又那么微妙，何况孙桐萱和曹福林的作战能力都不差，他不好表现出不满情绪，遂外表平静地表态：“行，这几个人都是第三集团军的，他们升任，部队不会乱。”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留下几位晚宴。他平时烟酒不沾，吃得也比较清淡，加上又是上下级之间的饭局，所以这顿饭吃得寡淡无味，草草了事。

　　蒋介石示意几个人随他去书房。这时，机要秘书早就在书房门外恭候，手上捧着一个文件夹。

　　蒋介石在沙发上坐定后，机要秘书趋步上前，打开文件夹，递上一份电报。蒋介石眼角余光一扫，见李、程、白仍在旁边垂手立着，心里很满意，就当没看到，顾自低头看了几分钟，然后签上名，抬起头来，机要秘书接过电报，快速瞄一眼，夹进公文包，迈着小碎步，悄无声息地出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4个人。

　　蒋介石好像这才发现似的，故作惊讶地说：“咦，你们怎么还站着？坐，坐。”他指指旁边的沙发，示意李宗仁坐到他身边。

　　其实，李宗仁心里明镜似的。蒋这是故意要摆摆自己的威严，挫挫他们的锐气，但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他也给足蒋的面子，谦推了一番，然后面向蒋侧身坐下，依然挺直着身板。程、白依次坐下，个个身板笔直。

　　蒋介石身子往沙发后一靠，双手摩挲着面颊，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德邻哪，韩复榘公然抗命，一逃再逃，不光动摇军心，还丢失大半个山东，后果很严重哪，现在日本人已经逼到济宁，你看徐州还能守住吗？”

　　程、白的眼光都齐刷刷地转向李宗仁，看他如何表态。

　　这个问题，李宗仁早就思考过，布下应对之策。他斟词酌句地说：“是啊，这个损失已经无法挽救了，津浦线的局势更加严峻了。不过，徐州的压力虽然加大，我认为徐州还是能守住的，起码短期内没问题。”

　　蒋介石一听，停止摩挲的动作，侧身盯着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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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让蒋介石感到意外。他原以为，李宗仁会向他诉一番苦，他也准备好一番话，要借着拿下韩复榘的余威，给李一点颜色。李的回答，让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愣了愣神，问道：“你这么有把握？”

　　李宗仁没有马上回答，先是略作思考状，然后转向蒋介石，字字千钧：“如果给我充足的补给，我保证守3个月，甚至还有可能获胜。”

　　蒋介石一下坐直起来，身子转向李宗仁，目光犀利，盯住他看了足足有一分钟，阴阴地说：“德邻啊，军中无戏言哪。”

　　李宗仁从这几个字中品味出杀气，不由得心里一震。毕竟是久经沙场的人，他不动声色：“如果韩复榘不丢济南，我可能守更长的时间，获胜的把握更大。”

　　“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显得有点急迫。

　　李宗仁回答：“上海、南京失守，损失固然惨重。但是，淞沪一战，打出了我军士气；南京遭屠，全军将士义愤填膺，对日寇恨之入骨，急于复仇，一雪国耻。这种激昂的士气和复仇的决心，是我们与日军连续作战的最重要条件！”

　　这话说到蒋介石的心坎上。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他压力空前，经常彻夜难眠。此刻，如果是他的嫡系将领说这番话，他会当作是安慰和奉承，但从李宗仁嘴里说出来，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所以，他的心情一下变得舒畅起来，兴奋得身子晃动了几下，笑容满面，态度也变得亲切，指指茶杯，对在座的将领说：“喝茶，喝茶，这茶香郁味醇。”

　　难得见到蒋有这样的大好心情，原本压抑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几个人边喝茶边聊天。守候在外面的两个侍者，大概是听到茶杯声，推门进来，添上热水，退出门去。

　　蒋介石还是有点不放心，放下茶杯，叮嘱道：“话虽如此，你们第五战区毕竟南北受敌，不能掉以轻心啊。”

　　李宗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啊，正因为如此，我不敢说守更长时间。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比日军熟悉地形，可以借助徐州外围的地形，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尽量拖住他们。”

　　蒋介石双手猛地一击沙发扶手：“好！你有什么困难？只管说，我来解决。”

　　李宗仁微微一笑，提出一个要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恳请委员长在军事补给上，向我第五战区倾斜一下。”

　　“没问题！”蒋介石十分干脆。

　　蒋介石身子后仰，脸上露出愉悦的表情。他这次拿韩复榘开刀，一方面是为整肃军纪，另一方面也是想杀一儆百，警告那些怀有异心、阳奉阴违、桀骜不驯者，李宗仁就是他想警告的对象之一。他安排的这顿宴席，一是安抚李、程二人，二也是给他们施压。没想到，李宗仁对战局的把握比他更精到，反倒大大舒缓了他的压力，给他增强了信心。真是响鼓不用重锤敲啊！

　　蒋介石心里暗暗宽慰：看来，这第五战区司令的人选没有挑错！

　　后来的事实是：李宗仁不是坚守3个月，而是4个月。

　　仁厚将将

　　无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便是例证。现在，“蒋婆婆”就是在难为“李媳妇”，只给他一点五谷杂粮，却要他做一顿可口之炊，供一大家人吃饱吃好。不过，这“五谷杂粮”实在是良莠不齐，有的油滑苟营，有的互存芥蒂，有的破屐烂履。捉襟见肘的李宗仁，凭着自己的一颗真诚、包容之心，见招拆招，尽显“巧妇”之能。

　　庞炳勋，便是一个被人认作油滑苟营的人。他还有一个绰号：“庞瘸子”。

　　庞炳勋生于1879年10月，河北省新河县南阳庄人，幼年读书，后投笔从戎，参加清军，毕业于东北测绘学院，在清军第三镇充当测量官。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后因受当局怀疑，被迫弃军还乡。由于家中经济拮据，兼做小本生意，有小商人的精明。内战时期，他从一名下层军官一步步发迹，升至军长，又当上集团军总司令兼省长，直至后来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上将。

　　对被人戏称“庞瘸子”，庞炳勋是愤愤然的。

　　大凡起外号，因其个性突出、技艺超群，便呼他如“拼命三郎”或“小李广”等，都是褒义；那么“鼓上蚤”、“黑旋风”等便是褒贬兼含，褒其跳得高却是“蚤”，谓其如旋风却是“黑”；至于李瞎子、张聋子、王麻子之类，完全是以其生理缺陷开涮。但也不尽然，如“无脚飞将军”、“独臂将军”，都可说得上是荣耀的别称。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大战，庞炳勋担任孙岳第十五混成旅步兵营长，率部在北京以南长辛店附近的南岗洼与奉军展开激战，被奉军的炮弹炸伤一条腿，这是光荣挂彩，但从此却落得个“庞瘸子”的外号。

　　在外人眼里，庞炳勋是个投机圆滑之人，作战时见风使舵，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善于保存实力，所以在军界名声不太好。

　　对这些风凉话，庞炳勋嗤之以鼻：“你们读过《孙子兵法》吗？懂不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军事法则？保存自己是第一位嘛，不然有何本钱去消灭敌人？就说我庞某会保存实力，你们就舍得拼血本？我就这么几条枪、这么一帮人，每仗必损、拼光本钱，我不是成了光杆司令？”

　　即便如此，仍然让庞炳勋发窘的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虽然身为军团长，职位比军长要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只有5个步兵团，论实力还不如一个军。

　　对庞炳勋这些不好的名声，李宗仁早有所闻。但他想，庞炳勋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圆滑也是机警，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所谓“大匠无弃材”。李宗仁独具慧眼，看到庞炳勋的长处：宽厚待人，爱兵如子，平时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部下爱戴，兵力虽然不多，却是一支忠心耿耿、生死与共的子弟兵，将士在战场上如果被敌方俘虏，或者被友军收编，无论对方如何厚待，只要有机会，都会想方设法开小差，重新投奔庞炳勋，就像当年关云长被曹操所俘后，依然义无反顾地弃曹归蜀一样。

　　第三军团编入第五战区序列后，庞炳勋到徐州向李宗仁报到。因为久仰李宗仁威名，见面时，庞炳勋恭恭敬敬，甚至有些拘谨。

　　李宗仁张眼一瞧，这庞炳勋长得身材敦实，肥头大耳，鼻厚嘴阔，稀松的头发已经染雪，两道浓眉下，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给人以豪爽而狡黠的印象。

　　深谙统兵御将之道的李宗仁，特意为他摆酒接风，盛情款待。

　　席间，两人论起年龄，庞炳勋正巧长李宗仁一轮，都是属兔。这一论，论出一番惊喜，两人的感情马上接近了。

　　酒酣耳热之际，李宗仁端起酒，敬了庞炳勋一杯，言辞恳切：“论序齿，庞将军是兄长，德邻是小弟，本不该指挥你，此番担任要职，实是奉命行事，也是抗战需要，今后调兵遣将之时，恐有得罪老兄之处，还望老兄多多包涵。”

　　花甲之年的庞炳勋，听了这番朴实诚恳的话语，拘束尽消，激动地站起来，搜肠刮肚，说了一通不文不白的话：“李长官对庞某如此抬爱，愧煞人也！我虽是驽蹇之乘，如今能在衰朽之年，听令于长官麾下，此乃三生有幸，岂敢不效前驱，尽心尽力，即使肝脑涂地，亦无所惜！”说罢，一仰脖子，将满满一杯白酒倒进嘴里。

　　李宗仁两颊绯红，眼珠里的血丝愈加明显，已经酒意微醺，感慨地说：“打了20多年内战，当年打得热血沸腾，现在回头想想，往往敌我不分，是非不明，很难说正义或者非正义。现在日本欲亡我中华，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这一次，我们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打，这样的仗打得才有意义，即使为国捐躯，也是死得其所。所以，我们应当抛弃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把枪口一致对外。”

　　这番肺腑之言，在饱经风霜的庞炳勋听来，字字顺耳，句句入心。他也向李宗仁掏心窝子：“请长官放心，我庞某虽是粗夯之人，但‘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还是懂的，有您这样宽厚仁义的长官，庞某自当冲锋陷阵，万死不辞！这一次，我豁上全部家底，一定同小鬼子血战到底！”

　　能从庞炳勋口里听到这样的话，李宗仁十分欣慰。他给庞满满斟上一杯酒，趁势启迪开导：“当长官的会保存实力，这是爱兵的表现。这么多弟兄的性命交给我们，我们就轻于一掷？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唐人边塞诗中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这样的将军是好将军吗？”

　　说到这里，李宗仁话锋一转：“日军狂妄放言，说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毫不隐晦要在6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作为中国军人，肩负中华民族希望与四万万同胞重托，此时不拼，还待何时？我们要给敌以当头痛击，让他们尝尝中国人的铁拳！若当了亡国奴，徒有实力又有何用？”

　　李宗仁句句在理，庞炳勋频频点头，更加坚定与日军搏杀的决心。他涨红着脸孔，霍地站立起来，向李宗仁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李宗仁情有所动，也站起来，端端正正地回敬一个军礼。

　　两个老军人的这个无声军礼，胜似千言万语。

　　李宗仁示意他坐下，关切地问：“贵部的士气如何？有什么困难？”

　　“都是子弟兵，士气没问题，只是，唉！”庞炳勋叹了一口气，“我只有5个团，人马本来就不多，现在上面要把我的一个特务团归并，缩编为4个团。我每个团兵额都是足额的，这一个团的人马归并到哪去呢？如果不能归并，就只好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各部都在招兵买马搞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缩编遣散，不知是何用意？”

　　李宗仁说：“有这事？你没申诉部队的实际情况吗？”

　　庞炳勋说：“申诉了。上面说，我如不遵令归并，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粮饷呢！”

　　“荒唐！”李宗仁把筷子一放，有些生气，想了想，说，“这样吧，这件事我来处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正是用兵之际，怎么反倒不养了呢？”

　　庞炳勋喜出望外：“若能这样，我与全体官兵，对长官恩惠感激不尽！”

　　李宗仁又问道：“你的部队还缺少些什么？”

　　庞炳勋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最缺的是子弹，枪支也很陈旧了，不堪作战。”

　　“行，我尽量予以补充。”李宗仁干脆利落。

　　庞炳勋千恩万谢，举起酒杯，与李宗仁重重地碰一下，两人一饮而尽。

　　他俩一个是广西人，一个是河北人，一个绵里藏针，一个粗中有细，之前从未打过交道，这场剖腹深谈，让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肝胆相照。

　　庞炳勋离开后，李宗仁立刻向中央交涉，请求收回成命。

　　在庞部开拔海州之前，军政部复电说：“奉蒋总司令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

　　李宗仁更命令本战区兵站总监石化龙，尽量补充第三军团的弹药和装备，然后调其赴海州接防。

　　庞炳勋闻知喜讯，感激涕零，深为李宗仁的细心体恤而感动。他告诫部下：“有李长官这样知冷疼热的好长官，我庞某人为了国家安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你们记住，这是你们报效国家、报效祖宗的时刻，断不可贪生怕死！”

　　有道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李宗仁这边刚刚安抚了庞炳勋，那边又冒出一个张自忠。

　　1938年2月，奉军令部之令，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增援第五战区。不过，他在向李宗仁报到时，提出一个意外要求：“我在任何战场上都可以力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并肩作战，望长官见谅。”

　　李宗仁和在场的参谋长徐祖诒一愣，先是面面相觑，继而不解地望着张自忠。

　　张自忠恨恨地道出来龙去脉。

　　原来，庞炳勋和张自忠都来自西北军，过去都在冯玉祥的手下，彼此称兄道弟。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炳勋被蒋介石暗中收买，临阵倒戈反冯。当时，张自忠部就驻扎在庞炳勋的旁边，庞居然搂草打兔子，企图捎带把张自忠部一起吞并，竟出其不意偷袭张自忠师部，用一阵迫击炮猛轰。张自忠猝不及防，差点被迫击炮炸死。从那以后，只要提起庞炳勋，张自忠总是恨得牙痒痒。

　　听了张自忠的陈述，李宗仁一时不知如何劝解。沉默了一会，他踱到张自忠身边，紧紧地搂住张自忠的肩膀，柔声说道：“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换成我，我也是不共戴天。今后调遣时，我尽量考虑周全些。可是老弟啊，”李宗仁拍拍张自忠肩膀，“冤家宜解不宜结，你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不要被这些枝枝蔓蔓纠葛，老埋在心里，对自己也是折磨，就把它放下来吧，得饶人处且饶人。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一番知冷知热的暖心话，说得张自忠两眼潮红，连连点头。

　　对李宗仁，张自忠内心充满着敬意，不仅是敬重他的人格，更是因为他俩之间有一段渊源。

　　张自忠是山东临清人，1914年入伍当兵，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1935年兼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市长，1937年兼任北平市市长，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张自忠原是宋哲元的部下，在宋的第二十九军任师长，两人关系密切，被宋举荐为北平市市长。“七七”事变前后，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以市长身份与日本人周旋，在艰难环境中忍辱负重。华北战事爆发后，张自忠的部队南撤，他本人则被困在北平城内，好不容易才逃脱，到南京主动向中央请罪。外界不明真相，先是把他当成汉奸，后来又指责他不抵抗，舆论界对他口诛笔伐，呼吁中央严惩。听说他逃到南京，南京街头还贴出标语骂他是汉奸。军委会上，也有人主张军法审判他。张自忠百口莫辩，压力巨大。

　　这时，李宗仁刚从广西来南京，了解到张自忠乃忠义之人后，深为他惋惜，遂托人请他来面叙。开始，张自忠不敢来，说是待罪之人，没脸见李长官，经不住李一再邀请，他才前来，但见到李宗仁时，竟不敢抬头。

　　李宗仁看戏的时候，见过犯人上堂时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想不到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颇为感慨。他在回忆录中，对这个细节有清晰的记忆：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真相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京，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他俩论起序齿，惊讶地发现，竟是同年同月生的，都是1891年8月，李宗仁是8月11日，张自忠只比他小两天，感情自然接近不少。

　　果然，李宗仁随后便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对张自忠还是了解的，听了李宗仁的陈述后，没有难为张自忠，而是让他仍回本部队，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复归部队后，在第五十九军官兵组织的欢迎会上，张自忠的讲话同样是一曲慷慨悲歌：

　　在天津时，我连累了大家。我们没有为国家为民族殉职，这是我们的耻辱。现在敌人气焰嚣张，正是我们戴罪立功之时。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独我张自忠的部队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因为有这段往事，张自忠对李宗仁一直怀有知遇之恩。所以，当军令部命令他率部增援第五战区时，他欣然应允，把这当作是一次报答恩情的机会。

　　关于张自忠和庞炳勋两人的过节，庞炳勋的第四十军副官处长李凤鸣后来在回忆临沂之战时，对此说法予以否定：

　　笔者随庞将军任职甚久，对过去史实记忆犹新，庞、张从无恩怨，而中枢统帅部是因人善用，绝非是无军可派增援临沂。今张、庞均已作古，国人不可误解，使庞、张两将军地下难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李凤鸣分析：

　　可能是民国十九年春中原大战时，在河南陇海线上的巩县黑石关，韩复榘曾攻袭庞部落败，而绕道东去开封，或系因此“张冠李戴”有所误解。

　　近来也有人撰文分析，认为张自忠是与石友三结仇，而庞炳勋是与韩复榘结仇。至于张自忠与庞炳勋结仇，是系南方将领的李宗仁误听人言，把他们各自的仇人闹了个张冠李戴，并写在回忆录里，致使后人以讹传讹。

　　虽然上述两君认定是李宗仁张冠李戴，但作为当事人的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曾言之凿凿地说，他曾据此劝解过张自忠（第三章还要陈述）。我想，假如张、庞之间的恩怨是讹传，当李宗仁劝解张自忠时，张肯定会当面向李宗仁澄清。若果真如此，李宗仁不会再在回忆录里睁着眼说瞎话。因此，我还是认可李宗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