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郯城单一财产权信托2023年收益权转让及回购（郯城县破产重组企业）

　　第十二章恶性循环

　　一、再也没有火车通往波城

　　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在1896年整个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首都自由城建于18世纪末叶临沂郯城单一财产权信托2023年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原本的目的是收容被遣返及获释的奴隶。但自由城成为英国殖民地时，塞拉利昂的内陆仍然有许多小王国。19世纪下半叶，通过与当地的非洲统治者签订一连串条约，英国逐渐将其统治扩张至内陆。1896年8月31日，根据这些条约，英国宣布此一殖民地为它的保护国，并拣出重要的统治者，给以新的头衔，封之为大酋长。举例来说，在塞拉利昂东部当今的钻石矿区科诺，有个勇猛好战的国王苏鲁谷。苏鲁谷王被封为大酋长，保护国的行政单位则设在山德尔。

　　像苏鲁谷这类的国王虽然和英国当局签临沂郯城单一财产权信托2023年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了条约，却不明白这些条约其实就是全权委托英国人建立殖民地。1898年1月，英国人开征茅屋税——每一家征收五先令——地方上的酋长群起抗争，演变成内战，爆发了所谓的茅屋税之乱。战事从北部开始，但最严重且持续更久的则是南部，尤以曼德族为主的曼德兰为最。茅屋税之乱虽然很快平息，却无异于警告英国留意塞拉利昂内陆地区的统治。当时，英国已经开始建造从自由城通往内陆的铁路。工程始于1896年3月，1898年12月开通至桑沟镇，正值茅屋税之乱期间。英国国会1904年的文件有这样的记载：

　　“塞拉利昂铁路建造期间，1898年2月爆发土著叛乱，导致工程完全停顿，人员解散。叛军攻击铁路，全部人员不得不撤退到自由城……铁路沿线的罗迪方克，距自由城五十五英里，完全落入叛军之手。”

　　其实按照1894年的兴建计划，铁路并不经过罗迪方克。由于叛乱爆发，路线才改变，从原来的东北方向转而往南，经过罗迪方克前往波城，再进入曼德兰。英国想要尽快开抵叛乱的核心曼德兰，并前往内陆其临沂郯城单一财产权信托2023年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他潜在的动乱地区，担心另外的地方爆发叛乱。

　　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英国人把政权交给米尔顿?马盖爵士及他的塞拉利昂人民党，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南部，特别是曼德兰，以及东部。米尔顿爵士之后，由其弟亚伯特爵士于1964年接任总理。1967年塞拉利昂人民党以些微票数在选举中败给由史蒂芬斯领导的反对党全民国会党。史蒂芬斯为北部林巴族人，全民国会党的主要支持者全来自北部族群：林巴人、坦慕尼人及罗科人。

　　英国兴建铁路最初的目的在于统治塞拉利昂，但到1967年，其角色已经变成经济性的，主要在于运输该国的大宗出口，包括咖啡、可可及钻石。咖啡及可可的种植户都是曼德人，而铁路则是曼德兰对世界的窗口。1967年的选举，曼德兰的选票大举倒向亚伯特?马盖。史蒂芬斯的兴趣在于抓权，至于促进曼德兰的出口，则非他所关心。他的理由很简单：凡是对曼德人好的就有利于塞拉利昂人民党，不利于史蒂芬斯。因此，他停止兴建通往曼德兰的铁路，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铁轨和车辆全部抛售，使事情再也无法逆转。今天，从自由城向东行，就会经过废弃的哈斯汀及滑铁卢车站，再也不会有火车通往波城了。当然，史蒂芬斯的激烈动作对塞拉利昂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就和许多独立后的非洲领袖一样，如果要史蒂芬斯在巩固自己的力量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做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今天，如果想要前往波城，根本没有火车可搭，因为如同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火车会把革命带到俄罗斯，史蒂芬斯相信铁路将会增强对手的力量。如同许多掌控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由于害怕自己的政治权力遭到挑战，他宁愿牺牲经济成长以阻止挑战的发生。

　　史蒂芬斯的策略乍看之下是与英国的相抵触。但事实上，在英国的统治与史蒂芬斯政权之间有着相当显著的延续性，恶性循环的逻辑尽在其中。史蒂芬斯统治塞拉利昂，其手法与英国人如出一辙。他之所以能够在位直到1985年，并不是因为他受到选民的爱戴，而是因为他在1967年之后就建立了一个独裁暴政，杀害与侵扰政敌，尤其不放过塞拉利昂人民党。1971年，他把自己弄上总统的位子，1978年之后，全民国会党成为塞拉利昂唯一的政党。如此一来，史蒂芬斯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只不过代价竟是把内陆地区搞得一穷二白。

　　殖民地时期，英国治理塞拉利昂，一如他们治理大部分非洲殖民地，用的是一套间接统治的体系，其基础则是大酋长。收税、司法、治安，全都交给大酋长。至于涉及可可及咖啡农民的事，则由殖民部成立的产销协议会统筹，这个单位号称是来协助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以可可为例，今年若是高价，次年就降低，因此，农民的收入也就随之起伏。产销协议会的作用，说得好听一点，是由他们而非农民来吸收波动的价格。当世界价格高涨时，产销协议会付给塞拉利昂的价格更低于此一价格，但当世界价格下跌时，他们的做法就正好相反。基本上来看，这套办法似乎很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塞拉利昂的产销协议会成立于1949年。当然，单位要运作就需要有收入。至于这笔钱的来源，最方便的，无论年头好坏，就是从农民应得的报酬中扣一点下来，做为单位经常开支及行政管理之用。但没有多久，扣一点却成了扣很多。产销协议会变成殖民国对农民课征重税的工具。

　　许多人都以为，下撒哈拉非洲殖民统治的劣政可以在独立后告一段落，利用产销协议会课征农民重税的情形也可以划下句号。但两者都落空了。事实上，利用产销协议会榨取农民的情况更加严重。1960年代中期，通过产销协议会，棕榈仁农民可以获得世界价格的56%，可可农民48%，咖啡农民49%。到1985年，史蒂芬斯辞职，由他亲手提拔的继承人马默出任总统时，上述的数字分别变成了37%、19%及27%。但低归低，比起之前，农民的所得还算高的；史蒂芬斯当权期间，甚至往往低于10%；换句话说，农民90%的收入都被史蒂芬斯政府征敛，全都进了他自己及权贵的口袋，用来收买政治支持，没有一丝一毫用于公共建设，诸如道路及教育。

　　隶属于英国的间接统治，殖民当局规定大酋长为终身职务，必须要是所谓的“王室”成员才有资格。酋长地位具有王室身份是逐步形成的，但基本上乃是某一地区的王族世系，而且是在19世纪末与英国签约的菁英家族。大酋长由选举产生，但并非通过民主的机制。谁来当大酋长，是由一个名为“部落署”的机构来决定，其成员为大酋长委任的低级村长、村长或英国官员。大家或许会想，独立之后此一机构若不是已经取消，至少也经过了改革。但就和产销协议会一样，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毫无变化。时至今日，大酋长仍然主管税收，茅屋税虽然已经不再征收，但却有了人头税。2005年，山德尔的部落署选出了一名新任大酋长。唯一够资格的候选人是法苏鲁谷王室，也是当前仅存的王室。当选人为歇库?法苏鲁谷，苏鲁谷的玄孙。

　　塞拉利昂和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生产之所以如此低落，其症结全在于产销协议会的行事作风，以及传统的土地所有制。1980年代，政治学者贝兹前往非洲，想要了解非洲农业生产低落的原因，即使按照经济学教科书，这里应该是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他明白，这里之所以会如此，既于地理无关，也跟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那些认为农业生产力之所以低落的内在因素无关。问题其实很简单，产销协议会的价格政策抹杀了农民的进取心，使他们失去了投资、使用肥料及保护土壤的动机。

　　产销协议会的政策极端不利于农村的利益，关键在于这些利益缺乏政治力量。价格政策与其他根本因素互动，结果使得所有权很不安全，更进一步瓦解了投资动机。在塞拉利昂，大酋长不仅管治安、法规及司法，还兼征税，同时也是“土地管理人”。尽管家族、氏族及王室拥有土地使用权及传统上的权利；但到头来，谁可以在那里种田，只有酋长说了算。只有跟酋长有关系，或许出身同一王室，土地所有权才可靠。土地不能买卖，也不能抵押贷款，如果出身不是酋长世家，不可以种植多年生作物如咖啡、可可或棕榈，以防这样一来将会让人获得“实质上的”财产权。

　　英国在塞拉利昂发展出来的榨取式制度，与它在其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发展出来的广纳式制度，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从矿产资源的管理上得到充分说明。1930年1月，塞拉利昂东部的科诺发现钻石。这里的钻石不是深藏于地下的矿脉，而是冲积矿床，因此，主要的开采方法是在河中淘洗。类似的情形，某些社会科学家称之为“民主钻石”，因为这可以让许多人加入，制造一种潜在的广纳性机会。但在塞拉利昂却不然。淘洗钻石在本质上的民主特性，英国政府乐得故作不见，整个将之纳入保护，予以独占，名之为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并转让给南非的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1936年，戴比尔斯获得授权，成立了钻石警卫团，是一支比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部队还大的私人武装。尽管如此，钻石冲积矿床随处都可以淘洗，警力不免顾此失彼。到了1950年代，成千上万的非法淘钻者涌入，钻石警卫团疲于奔命，成为冲突与动荡之源。1955年，英国政府开放部分矿场给塞拉利昂精选信托以外得到特许的采矿者，但公司仍保有岩吉马、科伊度及堂沟等矿藏最丰富的矿场。独立之后，情况越发恶化。1970年，史蒂芬斯实际上将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国营化，成立国家钻石矿业公司，政府（实际就是史蒂芬斯本人）拥有51%的股份。但这只不过是史蒂芬斯计划接收国家钻石矿业公司的开始而已。

　　19世纪的澳大利亚，引起广泛注意的不是钻石，而是1851年在新南威尔士及刚成立的维多利亚州发现的黄金。和塞拉利昂钻石一样，这里的黄金也是冲积矿床，如何加以开发必须有所决策才行。有些人，例如杰出的占地户领袖约翰?麦克阿瑟之子詹姆斯?麦克阿瑟，提议在矿区周围建立围墙，拍卖独占权。他们想要搞的是一个塞拉利昂精选信托的澳大利亚版。但另有许多人却希望开放黄金矿区。结果，广纳模式获胜，澳大利亚当局不仅不设立独占事业，而且只要每年缴交特许费，任何人都可以从事黄金的探寻及采掘。很快的，在澳大利亚的政治上，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淘金人发展成为一股力量，尤其是在维多利亚，在推动普选及秘密投票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在非洲所进行的扩张及殖民统治产生了两种恶性结果。其一，大西洋奴隶贸易鼓励非洲在政治及经济上走向榨取式制度；其二，殖民地的立法及制度，使本来可以与欧洲竞争的非洲农业丧失了商业化的机会。在塞拉利昂，奴隶确实是一股力量。殖民时期，内陆地区并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的只是许多小王国，互相敌对，侵伐不断，彼此互掳对方的男女。实际上，奴隶早已经是一种地方性现象，人口之中，以奴隶身份工作的可能占了50%。和南非（不？）一样，由于环境容易致病，白人不太可能大规模在塞拉利昂定居，因此并没有白人与非洲人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矿业经营缺乏约翰内斯堡那样的规模，农业上又不存在需要大量黑人劳动力的白人农场，因此，南非那种种族隔离式的榨取式劳动力市场制度无以形成。

　　尽管如此，别种力量却也存在。在塞拉利昂，咖啡及可可农民虽然没有白人和他们竞争，但他们的收入仍然会遭到产销协议会这个政府独占单位的剥削。另一方面，塞拉利昂还要受间接统治之害。在非洲许多地方，英国当局都属意于间接统治，他们发现，任何部族只要没有中央集权体系，他们都可以加以接管。举例来说，19世纪，英国人在东非的尼日利亚遭遇到没有酋长的伊哥波人时，马上就为他们设置了酋长，称为委任酋长。在塞拉利昂，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是建立在本土现存的权力体系上。

　　然而，尽管1896年受封的那些大酋长各有其历史渊源，间接统治及其授予大酋长的权力却完全改变了塞拉利昂既存的政治状况。举例来说，英国当局设置了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王室——一个过去不存在的阶层。在过去，酋长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政治流动性比较大。但间接统治实施后，世袭的贵族取代了原有制度，僵化的制度随之出现，弄出一批终身酋长，他们要负责的对象是在自由城或英国庇护者，而非辖内的百姓。另一方面，英国也乐得用其他方式颠覆制度，譬如说，用比较合作的人取代合法的酋长。事实确实如此，塞拉利昂独立后，出过两名总理的马盖家族，就是在茅屋税之乱中支持英国，反对当时在位的酋长尼亚马，因此取得下班塔大酋长的位置。尼亚马下台后，马盖家族从此把持大酋长的位置直至2010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塞拉利昂与独立国塞拉利昂之间不乏制度上的延续。英国设置产销协议会向农民征税，后殖民地政府依样画葫芦，而且变本加厉，税率更高。英国利用大酋长建立间接统治，独立后的政府不仅未将此一殖民制度废止，而且继续用于乡村的治理。英国建立钻石独占事业并企图排除非洲人参与，独立后的政府依旧如此。英国建铁路有利于治理曼德兰，史蒂芬斯却不以为然。英国信任自己的军队，曼德兰如果叛变，大可以派他们去应付；碰到同样情况，史蒂芬斯却不这样认为。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强大的军队往往成为统治者的威胁，基于这个理由，史蒂芬斯削弱军方的力量，压制军队，并建立只效忠于他的准军事单位而将武力私人化，也因此使得本已微弱的政府权力加速萎缩。取军队而代之的，最先是国家安全局，简称I S U，成了塞拉利昂受苦受难的人民口中的I Shoot U（我毙了临沂郯城单一财产权信托2023年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你）。接下来是特别安全局，简称S S D，到了人民口中，成了Siaka Stevens’s Dog（塞卡?史蒂芬斯的狗）。但没有军队的支持，到头来反而为政权的垮台埋下了祸根。1993年4月29日，在斯特拉瑟上尉的领导下，一群为数不过三十名的军人就把全民国会党的政权给拉了下来。

　　塞拉利昂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倒退，是恶性循环的最佳写照。首先是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了榨取式制度，独立后，非洲的政客也乐得接棒，整个模式与下撒哈拉非洲如出一辙。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以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都怀着相同的希望，然而，恶性循环却使这些国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一再重演，而且其恶性随着时间愈演愈烈。举例来说，在所有这些国家，英国人建立的产销协议会及间接统治均持续不变。

　　恶性循环有其本质性的症结。榨取式政治制度导致榨取式经济制度，肥了少数瘦了多数。因榨取式制度而得利的人一旦拥有了资源，便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及佣兵，收买司法，操纵选举，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继续掌权，更可占尽优势保护体系的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制造了平台，而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中，权力无价，因为权力可以无往不利，可以中饱私囊。

　　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可以让权力的滥用无所限制。权力是否导致腐败容或有辩论的余地，但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则是千真万确的。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纵使是为了造福社会，不惜运用总统的权力打破最高法院的限制，但广纳式的美国政治制度却不容许，打消了他想要解除自己权力限制的企图。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之下则不然，权力的运用，不论其如何扭曲及反社会，都难以予以节制。1980年，塞拉利昂中央银行总裁班古拉批评史蒂芬斯的政策漫无节制，没过多久就惨遭谋杀，从中央银行大楼的顶楼被推落到一条名叫“塞卡?斯蒂芬斯街”的马路上。因此，榨取式政治制度往往造成恶性循环，原因无他，对于想要窃取及滥用政府权力的人，这种制度丝毫无法加以遏阻。

　　还有一种力量也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就是榨取式制度制造了没有限制的权力及巨大的收入差距，其结果将会增加政治赌博的赌注。不管是谁，一旦掌控了政府，就会使他成为过度的权力及财富的收益者，因此为了掌控权力及利益，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内斗的诱因，这股推动力在玛雅城邦及古罗马就曾经上演过。由这个角度来看，从殖民政权继承了榨取式制度，许多非洲国家便撒下了权力斗争及内战的种子，一点都不令人惊讶。相较于英格兰内战及光荣革命的冲突，这种斗争大不相同。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制度、限制权力的行使，也不是要产生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抓权自肥，以其他人为刍狗。在安哥拉、布隆迪、乍得、象牙海岸、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利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及乌干达，当然还有塞拉利昂，我们将会在下一章更详细地看到，这种冲突转变成血腥的内战，制造了惨重的经济破坏，以及人类空前的痛苦——同时也导致了国家的失败。

　　二、从赐封到强占土地

　　1993年1月14日，卡比欧宣誓就任危地马拉总统，并任命卡斯第洛为财政部长，西尼巴迪为发展部长。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祖先都是16世纪初来到危地马拉的西班牙征服者。卡比欧著名的先人是卡多纳，卡斯第洛则与贝纳尔?卡斯第洛有血缘关系，后者亲身参与征服墨西哥，所写的纪事是最著名的见证之一。科尔蒂斯为酬赏他的功劳，任命他出任圣地亚哥（现在的危地马拉的安提瓜）总督。卡斯第洛与卡多纳两个人都跟其他征服者如阿瓦拉多一样，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危地马拉社会学家阿尔竺的分析指出，危地马拉有一个由二十二个家族组成的核心群体，并通过婚姻与核心以外的二十六个家族结合。她所做的系谱及政治研究显示，这些家族从1531年起就掌控了危地马拉的经济与政治。若将哪些家族属于这个菁英阶层的定义再放宽一点，那么在1990年代，这些人占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强。

　　在塞拉利昂以及多数下撒哈拉非洲，独立后，领导人承接了殖民政权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恶性循环于是形成。但在危地马拉，如同我们在大部分中美洲地区所看到的恶性循环，其形式更为简单也更为赤裸：拥有经济及政治力量的人直接架构制度，确保其权力得以延续，而且无往不利。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不仅使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不坠，使统治阶层的同一批人得以持续当权，也使得低度发展持续不变。

　　西班牙征服时期，危地马拉已经居民稠密，玛雅人的总人口数约在两百万左右。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南美洲，疾病与剥削同样导致大量死亡，总人口数直至1920年代才又恢复到此一水平。和西班牙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赐封制度下，征服者都可以分配到原住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及秘鲁所看到的殖民情况，赐封是一套强迫劳役制度，后来由产品配销制度取代，这在危地马拉又称为“诫命”制度。菁英阶层的组成包括征服者后裔及少数原住民，不但享有各种强迫劳役所带来的福利，而且通过名叫贸易领事馆的商业行会组织来掌控贸易，实行独占。大部分危地马拉人住在高山上，远离海岸。由于运输费用高昂，以致出口经济不振，刚开始时，土地并没有什么价值，绝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原住民手里，这些人拥有的大片称为“合作农场”的共有土地，其余部分则多属于无主之地，名义上为政府所有。如此一来，控制贸易并征收赋税当然要比掌控土地更能生财。

　　和在墨西哥一样，危地马拉的统治阶层也把加的斯宪法看成眼中钉，恨不得跟墨西哥的统治阶层一样早日宣布独立。在与墨西哥及中美洲联邦短暂结盟后，1839年至1871年间危地马拉处于卡瑞拉的独裁统治之下。这段时期内，征服者后裔与原住民菁英阶层大多因循殖民时代的榨取式经济，贸易领事馆并未随着独立而有所改变。虽然这是当初西班牙王室设立的机构，但共和政府却乐得将它保留下来。

　　如同墨西哥一样，独立不过是当地既有菁英发动的一场政变，他们一如往常继续掌控让他们获利良多的榨取式制度。讽刺的是，这段期间贸易领事馆依旧执掌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务。但一如独立之前，贸易领事馆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它虽然负有基础建设如港口及道路的开发责任，但就和奥匈帝国、俄罗斯及塞拉利昂一样，这种事往往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可能动摇到制度的稳定。因此，对于基础建设的开发，抗拒总是多于落实。举例来说，当时可用的港口都在加勒比海，而且全都被贸易领事馆掌控。濒临太平洋的苏奇特佩克斯计划开辟一个港口，但领事馆根本不愿意碰太平洋这一边，因为这个地区一旦有了港口，就会为高原城市如马萨特南哥及克隆尔特南哥提供更方便的出口，并为货物打开新的市场，如此一来，势将威胁到贸易领事馆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全国道路的兴建本来也是贸易领事馆的责任，但道理也一样。因此，开路根本免谈，以免强化了竞争者，或在未来危害到本身的垄断。危地马拉西部及洛萨多地区的克隆尔特南哥也有同样的交通要求。但洛萨多与苏奇特佩克斯之间的交通一旦获得改善，就会产生新的商人阶级，成为竞争者，威胁到首府地区的贸易领事馆商人。道路于是没有获得改善。

　　这种菁英统治的结果是，当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快速改变时，危地马拉却陷入了时光扭曲，停顿在19世纪。但危地马拉终究逃不过外面世界的影响。拜科技创新所赐，如蒸汽火车、铁路及更快速的新型船只，运费因而降低了，更重要的是，西欧及北美人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为许多产品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正是这些产品的潜在产地。

　　19世纪初，靛青跟胭脂两种天然染料是主要出口的产品，但咖啡显然更有利润。危地马拉有许多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咖啡栽种乃开始扩散，而且完全未经贸易领事馆的协助。等到世界市场的咖啡价格看涨，国际贸易扩张，有暴利可图时，危地马拉的菁英阶层开始对咖啡产生兴趣。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长期统治的独裁者卡瑞拉终于在1871年遭到推翻，举事者就自称是自由党。自由主义的含义或许因时而异，但在19世纪的美国及欧洲，它的含义类似今天所谓的放任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以及自由贸易。但在危地马拉，情况稍微不同。最初由格拉纳多领导，1873年之后由巴里奥斯接手，危地马拉的自由党人多半并非怀抱自由派理想的新人，大体上来说，当权的仍然是那些旧家族。他们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重整经济体系，大肆开发咖啡。他们的确在1871年废除了贸易领事馆，但整体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变。这时候，咖啡的生产及输出成了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核心。

　　咖啡生产需要土地及劳工。为了弄到土地开辟成咖啡田，自由党大力推动土地私有化，但事实上根本就是强占土地，任他们夺取原来共有的或政府的土地。尽管抗争激烈，但由于危地马拉的高度榨取式政治制度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菁英阶层还是获得了胜利。1871年至1883年间，将近一百万亩土地，大部分是原住民共有地及荒地，落入菁英阶层手中，从此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目的是要成就巨大的产业。私有化土地的拍卖，买主通常都是传统的菁英阶层以及跟他们有关系的人。至于协助大地主取得劳工，则是通过自由党政府的强制力量，将各种劳役体系加以改组或强化。1876年11月，总统巴里奥斯行文危地马拉各省省长，予以指示：

　　“国家现有广大区域的土地有待耕耘开发，需要用到迄今仍然置身国家生产行列之外的劳工，阁下当尽力协助农业的外销：

　　1、凡有辖内农田地主要求劳工，所需无论五十或一百，请阁下自辖区内的印第安人乡镇供应。“

　　独立之后，强制征用劳工的产品配销制度始终没有废除，但现在它的范围及时间都增加了。1877年117号行政命令规定，产业若在同一管区，雇主可申请并接受政府派遣最多六十名劳工，为期十五天，若在管区之外，为期三十天。雇主若有需要，可重新提出申请。劳工召集属强制性的，除非劳工出示工作薄，显示最近已服过此类劳役，且工作表现良好。所有乡村劳工强制携带工作薄，里面记载的包括服务过的对象，以及欠工记录。许多乡下劳工都欠雇主的工，欠工的劳工未经允许不得脱离现任雇主。177号命令进一步规定，唯一可以免召的理由就是出示欠工的记录。劳工完全被绑死。这些规定之外，还通过了许多游民法，任何人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有一份工作，马上就会根据产品配销制度或其他类型的强制劳役制度加以征召，或强制他接受农场的雇佣。如同19及20世纪的南非，1871年的土地政策，目的就是要破坏原住民的生计，迫使他们屈就低工资的工作。配销制度一直存在到1920年；工作薄以及全套游民法则要到1945年才废除；那一年，危地马拉第一次尝到短暂的民主滋味。

　　1871年之前，危地马拉菁英阶层的统治都是通过军事强人，咖啡产业起飞后，他们依旧如此。乌比克在1931年至1944年担任总统，任期最长。1931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乌比克完全没有对手，因为没有人会笨到跟他作对。和贸易领事馆一样，任何事情，只要会促成创造性破坏，或危及他的政权以及他与菁英阶层的利益，他都反对到底。因此，他反对工业的理由和奥匈帝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及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如出一辙：工业劳工会制造麻烦。在一项堪称空前绝后的立法中，他的压迫偏执狂表露无遗，禁止使用某些文字，诸如“劳工”、“工会”及“罢工”，任何人如果用了这类字眼，便有牢狱之灾。乌比克尽管有权，但菁英阶层才是幕后牵线人。1944年，反对力量崛起，叛逆的大学生带头，开始组织示威，民众的不满高涨，6月24日，有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菁英阶层，签署了一封谴责该政权的公开信“三三一备忘录”。7月1日，乌比克辞职下台。1945年，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民主政权，但在1954年遭到政变推翻，并导致一场血腥内战，直到1986年危地马拉才重获民主。

　　对于自己建立的榨取式政治及经济制度，西班牙的征服者一点都不感到良心不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新世界，无非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大多缺乏长远打算。举例来说，给予劳工征用权的赐封制度只是一时之计。如何建立一套能够再持续四百年的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事实上，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一路下来曾经有过重大改变，但始终不变的则是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其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榨取的形式有变，但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及菁英阶层的认同没变。在危地马拉，赐封、产品配销及贸易独占让位给了工作薄及强占土地，但多数的玛雅原住民仍然继续扮演低工资的劳工角色，没受教育，没有权利，没有公共服务。

　　如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危地马拉是典型的恶性循环，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持榨取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服务，并延续菁英阶层同一批人的权力。

　　三、从奴隶到吉姆?克劳

　　在危地马拉，在菁英阶层的严密控制下，榨取式制度一直从殖民时代持续到现代。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适应环境改变的结果，譬如强占土地就是咖啡产业起飞带动起来的。美国南方的经济制度同样也是榨取式的，直到内战为止。经济与政治由南方的菁英阶层控制，就是那些拥有大片土地及奴隶的庄园主。奴隶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经济权利，事实上，他们什么权利都没有。

　　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因榨取式的经济及政治制度而比北方贫穷得多。南方缺少工业，基础建设的投资极少。1860年，南方制造业的总产出还比不上宾夕法尼亚、纽约或马塞诸塞一个州。相较于东北部有35%的人生活在都市，南方只有9%。铁路的密度（铁路里程数除以土地面积），北方高出南方三倍，运河里程数的比例亦同。

　　地图18所示为1840年美国各州奴隶占人口的百分比。很明显，在南方的某些州，奴隶占极大比例，譬如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奴隶占人口的比例高达95%。地图19所示则是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结果之一，1880年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百分比。当然，如果拿20世纪的标准来看，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却清楚说明了北方与南方的差异。在东北方多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都超过10%，相对的，在南方，尤其是奴隶高度集中的地区，制造业的人口基本上是零。

　　甚至在南方专精的领域上，它的创新表现也乏善可陈。从1837年至1859年，与玉米及小麦相关的发明，平均每年发表的专利分别是十件和十二件；同南方最重要的作物棉花相关的专利，平均每年只有一件。工业化及经济成长何时会起步，一点迹象都没有。但内战失败之后，经济及政治的基本改革上路，奴隶制度废除，黑人也有了投票权。

　　这些重大的改变为南方开启了彻底的转型，从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并将南方带上经济繁荣的道路。但恶性循环再一次展现。榨取式制度阴魂不散，这一次不再是奴隶，而是“吉姆?克劳”（Jim Crow）在南方涌现。吉姆?克劳一词源自19世纪初期一出讽刺剧“詹璞?吉姆?克劳”（Jump Jim Crow），由戴“黑面”的白人饰演黑人，这个词后来指的是1865年之后南方为种族隔离所制订的各种法律。这些法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另一波巨浪——民权运动——兴起。同一时期，在权力上，黑人持续遭到排挤与压迫，以低工资及教育贫乏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庄园式农业仍很普遍，南方的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收入。榨取式制度的恶性循环，顽强程度远超过众人预期。

　　大卫?佛里蒙《吉姆克劳法和种族主义》

　　尽管奴隶制度已经废除，黑人也拥有了投票权，南方的经济及政治轨迹却未改变，关键在于黑人的政治力量过于薄弱，经济又无法独立。南方的种植大户虽然打了败仗，却赚得了和平。这些地主仍然极有组织，也仍然拥有土地。内战期间，解放的奴隶曾经得到承诺，只要奴隶制度废除，他们就可以获得四十亩土地及一匹驴子，有的人甚至在谢尔曼将军的著名战役期间就已经得到了。但在1865年，约翰逊总统撤销了谢尔曼将军的命令，期待中的土地重新分配从来没有发生。国会针对此一问题辩论时，众议员朱利安颇有先见之明地说：“如果贵族力量的旧农业基础仍然存在……国会又有什么办法完全废除奴隶制度呢？”这就是旧南方的“恢复”以及旧南方地主菁英阶层持续不坠的开始。

　　社会学家维纳研究阿拉巴马州南部棉花主要产地黑人带（Black Belt）五个郡的种植大户。他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资料追踪当地家族，将不动产价值一万美元以上的列入考虑，结果发现，1850年的二百三十六个种植大户中，到1870年仍有一百零一个存留。有趣的是，此一存留的比例和内战前的情形非常相近：1850年时二百三十六个最富有的种植大户家族，十年之后仅一百一十个存留下来。然而，1870年时二十五个拥有最多土地的种植大户中，有十八个家族（占72%）在1860年就已经名列菁英阶层；其中十六个在1850年就已经属于菁英集团。内战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六十万，种植大户的伤亡却只是少数。法律由种植大户设计，也为种植大户服务，奴隶主拥有的奴隶只要达到二十个，就有兵役豁免权。当成千上万的人为保卫南方的庄园经济而阵亡时，许多大奴隶主和他们的儿子却置身事外，因此也才能够确保庄园经济的持续不坠。

　　战争结束后，控制土地的种植大户还是能够控制劳动力。尽管奴隶经济制度已经废除，证据显示，南方以庄园式农业及廉价劳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仍然持续存在，并通过各种渠道维持不坠，其中包括把持地方政治及运用暴力。其结果是，用美国非洲裔学者杜波依斯的话来说，南方变成“一处恐吓胁迫黑人的武装营区”。

　　1865年，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黑人法，为压迫黑人劳工竖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危地马拉的177号行政命令如出一辙，阿拉巴马黑人法的内容包含游民法规，以及禁止“诱拐”劳工的法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劳工的流动并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竞争，确保南方种植大户继续拥有可靠的廉价劳工来源。

　　内战之后，从1865年至1877年是所谓的“重建”时期。这段期间，在联邦军的协助下，北方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推动了一些社会改革。但南方菁英阶层却以支持所谓的“恢复派”为掩饰，有系统地开始反扑，重建了旧体系。1877年总统选举海耶斯需要南方在选举人团中的支持。沿用至今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间接选举制度的核心。公民的选票并不直接选出总统，而是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在选举人团中选出总统。南方人同意支持海耶斯，但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联邦军队退出南方，一切交由南方自行处理。海耶斯同意。在南方的支持下，海耶斯当选，如约撤出军队。1877年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内战前的大种植户卷土重来，南方的“恢复”包括开征新的人头税，以及投票需接受识字测验，目的无非是要有系统地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连贫穷的白人也不例外。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得逞，结果造成民主党一党执政，政治权力大半落入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手里。

　　吉姆?克劳法制造了黑白隔离而且质量较差的学校。举例来说，1901年阿拉巴马修改州宪法，目的就是为此。令人惊讶的是，阿拉巴马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虽然已经不再施行，却仍陈述如下：

　　“立法机构有责任建立及维持公立学校体系，分配公立学校经费，区隔白人及有色人种孩童的学校。

　　立法机构应在州内建立、组织及维持自由开放的公立学校体系，造福7至21岁的孩子。公立学校经费应按学龄学生人数的比例分配各郡，并应按照此一比例分配郡内各地区或城镇的学校，尽其所能提供地区或城镇同样的学期长度。必须提供白人与有色人种孩童不同的学校，不同种族的孩童不得进入另一种族的学校就读。”

　　2004年，修改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的修正案在州议会中以些微票数落败。

　　剥夺公民权、诸如阿拉巴马州黑人法的游民法规、各种吉姆?克劳法，乃至三K党（Ku Klux Klan）的暴力行为，往往都有菁英阶层的资助与支持，这些事情将内战之后的南方变成为一个实际上的种族隔离社会，白人与黑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如同南非一般，所有这些法令与措施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控制黑人及其劳动力。

　　南方出身的政治人物在华盛顿也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南方的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存在。举例来说，任何联邦计划或公共建设，只要会危及南方菁英阶层对黑人劳动力的控制，他们必会全力阻挡，不令通过。结果是，尽管进入了20世纪，南方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教育水平低落，工业技术落后，没有机械设备的协助，仍然使用手工操作及驴子的力量。都市人口的比例虽然增加，但却远低于北方。举例来说，1900年时，南方的都市人口占13.5%，相较之下，东北部地区则为60%。

　　总而言之，建基于地主菁英阶层的权力、庄园式农业，以及低工资、低教育的劳动力，美国南方的榨取式制度顺利进入了20世纪，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动摇，并在民权运动摧毁其政治基础后才真正瓦解。也只有到了1950年与1960年代，这些制度完全走入历史之后，南方才开始迅速与北方趋同。

　　美国南方的例子充分显示了恶性循环韧性十足的另一面：如同在危地马拉，南方的种植大户菁英阶层始终大权在握，他们架构经济与政治制度，确保权力的延续。但不同于危地马拉的是，内战失败后，奴隶制度废除，彻底排除黑人参政的宪法规定逆转，美国南方面对着重大挑战。但办法不是只有一种，重要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控制着庞大的土地，仍然有良好的组织，就能架构出一套新的制度，以吉姆?克劳取代奴隶制度，达到相同的目标。事实证明，恶性循环之顽强，远远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包括林肯在内。以榨取式政治制度为基础，制造出榨取式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回过头来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为经济的财富及权力收买了政治权力，恶性循环于是形成。当四十亩地及一头驴子落空时，那就表示南方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经济力量丝毫未变。既不令人惊讶而又十分不幸的则是，南方黑人的命运与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样丝毫未变。

　　四、寡头铁律

　　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历史悠久的所罗门王朝，为首的是一群马克思主义军官组成的统筹委员会。统筹委员会所推翻的政权，仿佛是冻结在某个遥远的世纪，错置了时代。王朝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每天抵达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在19世纪所建的大皇宫广场时，宫外挤满显要朝臣，躬身等候他的莅临，渴望得到他的青睐。皇帝在议政厅听政，高踞宝座之上（塞拉西身材矮小，为了不使他的双脚悬空，因此特别设置一名仆役，皇帝所到之处都带着垫子跟在一旁，确保皇帝脚下必有安稳的垫子可踏。仆役所携带的脚垫多达五十二个，以应付各种不同状况。）在塞拉西的领导下，是一套极端榨取式的制度，治理国家有如一己私产，顺者昌，逆者亡。埃塞俄比亚在所罗门王朝统治下，毫无经济发展可言。

　　统筹委员会最初由全国各个军事单位的一百零八位代表组成。海拉尔省第三团的代表是一名陆军少校，名叫孟吉斯图?马里安姆。1974年7月4日，统筹委员会的军官们最初宣布他们效忠皇帝，但没过多久就开始逮捕政府官员，测试反弹的强度。等到他们发觉塞拉西根本就得不到支持时，就把矛头指向皇帝，并于9月12日将其逮捕，接下来，处决开始了。旧政权的核心政治人物纷纷遭到杀害。到12月，统筹委员会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1975年8月27日，塞拉西身亡，可能死于谋杀。1975年，统筹委员会开始将财产国有化，包括全部的都市与乡村土地，以及绝大部分私有财产。随着政权的威权行径不断提高，反对力量开始在全国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势力大肆扩张期间，孟尼利克二世挟阿杜瓦战役胜利的优势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北部的厄立特里亚、提格里及东部的奥加登。统筹委员会的暴政统治点燃了独立运动，厄立特里亚与提格里趁索马里军事入侵讲索马里语的奥加登之际发动独立。同一时期，统筹委员会内部发生派系分裂。孟吉斯图少校以其残酷及聪明脱颖而出，他在1977年中击败主要对手，实际掌握整个政权，并于年底接获大批苏联与古巴武器及军队才免于瓦解。

　　1978年，统筹委员会筹备推翻塞拉西政权四周年庆典。此时孟吉斯图在统筹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挑战。大皇宫自逊王罢黜之后就空着，他拿来当作自己统治全埃塞俄比亚的官府。庆典当中，只见他端坐镀金大椅，俨然旧朝诸皇，在那上面检阅部队。政务如今又重回大皇宫处理，坐在海尔塞拉西的宝座上，孟吉斯图自比19世纪中叶中兴所罗门王朝的皇帝特沃德罗斯。

　　当时的一位部长乔吉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

　　“革命之初，旧朝遗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屣，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1978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然后就开始要求。欧洲最佳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成了政府高级官员及军事委员会大员的制服，我们拥有的全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威士忌、香槟及食物。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孟吉斯图成为独裁者的变化，乔吉斯也有生动描述：

　　“孟吉斯图露出了原形：睚眦必报、残忍、霸道……我们当中许多人以往跟他聊天都是手插口袋，一副哥儿们的样子，如今却发现，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立正站好，毕恭毕敬。以前跟他说话，我们总是你呀你的，现在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改称“您”了。他搬进了孟尼利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坐车……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从海尔塞拉西到孟吉斯图，从塞拉利昂英国殖民总督到史蒂芬斯，这中间的转移，道尽了恶性循环的模式，其极端与怪异实在值得奉上一个特别的称号。如同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提过的，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之为的寡头铁律。米歇尔斯强调，寡头统治以及所有的阶层组织，其内在逻辑就是它们会复制自己，不仅在当权的群体内部会如此，甚至一个全新的群体接手之后亦然。米歇尔斯或许没有想到，这恰好呼应了马克思的一段评论：历史是会重演的——首演是悲剧，重演则是闹剧。

　　非洲许多后独立时期的领袖，和他们取而代之的殖民地政权及皇帝如出一辙，不仅搬进同一座宫殿，运用同一个恩庇网络，使用同样的手法操纵市场与榨取资源，而且往往变本加厉。坚定反对殖民的史蒂芬斯竟然也想掌控曼德族，跟英国一样；他所依赖的一批酋长，也正是英国人赋予权力控制内陆的同一批人；处理经济事务他也亦步亦趋，用同一个产销协议会剥削农民，用相似的独占事业垄断钻石；这确实是一场闹剧。还有卡比拉，同样也是闹剧，悲惨的闹剧：他挥军反对蒙博托的独裁，誓言解放老百姓，终结导致国贫民困的贪污腐化，甚至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更荒谬的是，他居然听信蒙博托时代的新闻部长伊隆哥，在他的怂恿和协助下，大搞个人崇拜，而蒙博托政权剥夺大众的模式，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刚果自由国国王利奥波德创造的。还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军官孟吉斯图，有朝一日也住进了皇宫，自比皇帝，还如同海尔塞拉西与之前的帝王一样积累自己和亲信的财富，这当然也是闹剧。

　　这全都是闹剧，但其悲惨更胜于原版的悲剧，而且不只是因为希望破灭而已。史蒂芬斯与卡比拉和非洲许多统治者如出一辙，都是以杀戮政敌开始，然后以屠杀无辜百姓告终。孟吉斯图与统筹委员会的政策使得原本土地肥沃的埃塞俄比亚一再发生饥馑。历史在重演，但演出却扭曲变形。1973年瓦娄省发生饥荒，海尔塞拉西视若无睹，最后导致群起反对他的政权。塞拉西视如无睹也就罢了，孟吉斯图更把饥荒视为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历史不仅是闹剧，是悲剧，对埃塞尔比亚及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的老百姓来说更是异常残忍。

　　寡头铁律——恶性循环的特殊面向——就是新领袖承诺做激进的变革，但在推翻旧统治者之后，不但承诺落空而且变本加厉。就某种程度来说，相较于恶性循环的其他形式，寡头铁律更令人难以理解。美国南方与危地马拉榨取式制度的顽强持续，其逻辑非常清楚。同一个群体几百年来不断宰制经济与政治，譬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大户，即使碰到了挑战，他们的权力仍能不动如山，继续维持并重新创造一套类似的榨取式制度，让他们再度获利。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些打着激进变革的旗帜取得权力，却又再度使用相同制度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度显示，恶性循环比初看起来要更加强韧。

　　但并非所有的激进变革都注定失败。光荣革命就是激进变革，其结果堪称两千年来最重要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激进，尽管有无政府状态、恐怖暴力以及拿破仑的蹿升，但并未让旧制度败而复活。

　　在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为广纳式的制度之所以出现，与三个因素大有关系。其一，新一代的商人都希望释放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由此获利。这些新人本身就是革命阵营的关键人物，自不希望看到另一套榨取式制度出现，使自己再度成为牺牲品。

　　其次，这两个个案都是以广大的联盟为基础。例如，光荣革命就不是小团体或特定利益所发动的政变，而是一次获得商人、实业家、士绅，以及各种政治团体支持的运动。大体上来说，法国大革命亦然。

　　第三个因素则和英国及法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有关。这两个国家为自己打造的环境都有利于更广纳式的新政权得到发展。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国会和分权的传统，在英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法国则可以推至显贵会议。更重要的是，两次革命发生时，专制政权或有利于专制政权发展的条件都已经弱化。惟其如此，其政治制度才不利于新统治者或小团体控制政府，滥用当时的经济财富，建立既不受监督又能维持长久的政治力量。法国大革命后期，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所领导的小团体虽然大权在握，而且制造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毕竟只是暂时的，并未阻断通往更广纳式制度的道路。相对地，在有些社会中，极端榨取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行之多年，统治者的权力不受节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类社会中，既没有新一代的商人支持并资助反对力量，抗衡现行政权，争取更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广泛的联盟足以构成彼此的牵制，更没有政治制度足以遏止新统治者篡夺并滥用权力。

　　其结果不难想象，在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及刚果，恶性循环更加难以抵抗，往广纳式制度的移动更不容易展开。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手握大权掌控政府的人，这些地方也没有传统的制度可以加以节制。非洲某些地方存在这类制度，有的地方，如博茨瓦纳，甚至在殖民时期都还存在。但在塞拉利昂的整个历史中，这类制度就不发达，就算有，也被间接统治扭曲了。在英国别的非洲殖民地，诸如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情形也是如此。至于埃塞俄比亚，在专制王朝的统治下，这类制度根本就付诸阙如。在刚果，原住民的制度则被比利时殖民统治者及蒙博托的独裁政策阉割殆尽。在这些社会，也不会有新一代的商人或企业家支持新政权，并要求保障财产权，终结旧的榨取式制度。事实上，只要是殖民时期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根本就不会有太多的企业或商业留下来。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独立国家，通过政府的计划及私人部门的经营，将可以带来经济成长。但事实上根本没有私人部门——除了农村，但农民在新政府中却又没有代表，因此也就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个猎物。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些地方，只要有权在手，就会有巨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不但吸引肆无忌惮之辈，譬如想要独揽大权的史蒂芬斯，另一方面，一旦当权了，他们连最坏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恶性循环因此无法打破。

　　五、负向反馈与恶性循环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大体上是因为它们在过去三百年里的某个时间点，成功发展出广纳式制度。这些制度经由良性循环的过程而续存下来。即使开始时广纳性有限，有时候甚至极为脆弱，但却产生了动力，创造出正向反馈的过程，逐渐扩大广纳性。英格兰没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变成民主政体。差得远了，只有少数人拥有正式代表，但关键的是，它是多元的。政治多元化一旦站稳脚跟，自有一股趋势推动制度愈变愈具有广纳性，纵使过程颠簸曲折。

　　在这方面，英国是典型的良性循环。广纳式政治制度对权力的行使及滥用形成节制，同时也有利于创造广纳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头来增强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力。

　　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由于财富不是集中在小群体的手里，他们无法利用经济力量不成比例地扩充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利用政治权力谋取到的利益相对有限，因此也削弱了每个群体或野心勃勃的人企图掌控政府的诱因。各种因素在关键时期汇聚，包括既有制度与关键时期带来的机会及挑战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都是广纳式制度的肇因，如同英格兰的例子所显示。但是当广纳式制度到位了，便不再需要相同因素的汇聚才能保障制度的续存。良性循环虽然依旧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但却能够使制度延续，甚至释放活力，带领社会走向更大的广纳。

　　良性循环使广纳式制度得以持续，恶性循环则产生巨大的力量使榨取式制度得以延续。我们将在第十四章看到，历史并非定数，恶性循环也非不能打破。但恶性循环是具有韧性的。它会创造强大的负向反馈过程，以榨取式政治制度打造榨取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续存打下基础。在危地马拉，这种情形再清楚不过，同一批菁英阶层的人，先是在殖民统治下，然后在独立之后，持续把持权力不放，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榨取式制度充实了他们的荷包，他们的财富则为他们的统治支配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美国南方的庄园经济，恶性循环同样一览无余，唯一不同的是，这里也展现了恶性循环遭到重大挑战时的韧性。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的种植大户失去了经济与政治控制权，庄园经济的基础——奴隶制度——遭到废除，黑人获得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只不过内战并未彻底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政治力量或其经济基础，到头来，他们仍然能够改头换面重建其体系，凭借其当地的政治力量达到同样的目的：用之不竭的低价劳工供庄园使用。

　　当然，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菁英阶层控制榨取式制度并因此获利，进而得以持续壮大——并非恶性循环的唯一形式。一种刚开始令人想不通，但同样恶性也同样真实的负向反馈形式，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发展，例如大部分的下撒哈拉非洲，特别是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这种形式为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这种类型的恶性循环，其逻辑在事后来看也很容易理解：榨取式政治制度对于权力的行使并没有什么限制，因此，推翻前独裁者并承接国家政权的人，使用权力或滥用权力基本上也不会受到节制；至于榨取式经济则意味着，只要大权在握、剥夺别人的资产、设立独占事业，利益及财富就会滚滚而来。

　　当然，寡头铁律并非真正的定律，不像物理学定律那样。它无法指出某种必然的结果，譬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或日本的明治维新告诉我们的。

　　在许多转向广纳式制度的例子当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一个取得权力的广泛结盟，能够挺身反对专制统治，并以更广纳、更多元的制度取代专制统治。唯有广泛结盟所发起的革命，才比较可能产生多元的政治制度。在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寡头铁律之所以可能不只是因为既存的制度是高度榨取性的，同时也因为前者的独立运动及后者统筹委员会的政变都不是由广泛的结盟所发起，而是由想要夺取权力以便自己榨取利益的个人及团体发动的。

　　恶性循环还有另一个面向，更具有毁灭性，我们在第五章讨论玛雅城邦时曾讨论过。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统治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与不受限制的权力，因而会有许多人想夺取政府、掌控制度。所以，榨取式制度不只为下一个更高榨取性的政权铺路，同时也会引发不断的内斗及内战，造成人民的更大痛苦，甚至摧毁这些社会所达到的些许中央集权。这往往也会导致法纪荡然，政府失灵，政治混乱，把经济繁荣的希望摧毁殆尽。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谈。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