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金兑换卢布，美金兑换卢布币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目的是分析和总结新中国7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论证它的基本规律。从新中国历史来看，党在过渡时期提出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和总任务引导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同时也把自己的符号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原点。尽管“一化三改”总路线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但在其过程中已经产生或提出了许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命题，而圆满和成功回答这些命题，往往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但问题的产生和提出则是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斗争的伟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化三改” 逻辑起点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哪里开始写起，也是一个难事。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开始写起，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从社会主义商品写起呢？我以为不然。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本品格之一，它不是书斋的理论，而是革命与建设行动的指南，因此它是问题导向与目的性的统一。《资本论》要回答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还是历史的；它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和内在矛盾，论证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商品写起，就是服务于和服从于这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目的是要分析和总结新中国7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论证它的基本规律。这是研究的主题。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要把新中国前30年和后40多年联系起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张。他说，前后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的本质规定性，“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一、问题导向与实践逻辑：国家工业化的本质与规律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历史起点，最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提过，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确认：“从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基本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态。以实践论的逻辑和经济学逻辑来分析和论证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新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个国家？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从总结抗日战争的教训中认识到，国家的政治独立，必须有经济独立为保障，经济独立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经济不独立，就会成为国民党政府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他说：“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其中一节专门论述了工业问题，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建设目标是“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7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再次重申了这个目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解决国家工业化是新中国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新中国需要着手的第一个实践任务和第一个理论命题。

1951年2月，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即用三年时间（1950—1952年）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然后转入国家工业化建设。1951年12月，他明确阐述了关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根据此后一年半的实践，1953年6月，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思路正式表述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一化三改”的总路线，问题导向和实践逻辑都十分明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大文章。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角度看，国家工业化为什么要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确是需要论证的经济学逻辑问题。

国家工业化以重工业优先，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随着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工业化”研究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对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工业化”的描述契合事情的现象和过程中的某些特点，但没有揭示它的本质，所以这些现象和过程在他们看来都是自然与和谐的。对当代最有影响的两个经济学家，德国经济史学家鲁道夫·吕贝尔特（1983）认为，纺织机械化的推进和蒸汽机动力的出现，使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进而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由此出现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就称为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89）则强调工业化是农业领域富余劳动力向工业领域转移的过程，并由此资本主义世界分化为二元经济结构，一国如此，世界也如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揭示资本积累的本质入手，实际上透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史，但他的分析逻辑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论述了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逻辑，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篇论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时，指出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存在两大部类生产，而且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一定是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比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增长得更快。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说：“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马克思和列宁为什么都强调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的不同部类的生产，这与他们对“工业化”本质的理解有很大关系。

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固然工业化是科技革命孕育的新的物质生产，但这并非工业化的全部含义，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工业化的基础，只有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特别是所有物质生产部门都能够被本国制造的以机械动力为代表的物质技术装备起来的条件下，才能称为工业化，这就是工业化的本质。这与有一些工业生产存在，建立一些工业企业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工业化客观上要求第一部类生产比第二部类生产增长得更快。这就是客观规律，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首先要遵循资本的最大化利益，而未必遵循客观规律。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是从轻工业即生活资料部门起步的，因为轻工业部门比机器、冶金、燃料等重工业部门所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更容易，这就促使资本家首先把资本投入轻工业部门。当轻工业发展起来后，迫切需要重工业为它生产机器和生产资料，经营重工业的利润可以不低于甚至高于轻工业时，资本家才把在轻工业中积累起来的利润逐渐投入重工业，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从18世纪下半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工业化，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完成，前后经历了100多年。英国的工业化最早，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19世纪下半叶，重工业才在工业中占优势地位，前后近百年。法国工业化大致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实现工业化，前后80多年。此后，工业化的过程大大缩短，这不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输出有极大关系，而且也与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集中甚至国家垄断有密切联系。德国从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开始工业化，到1890年成为强大工业国，经历了40多年。美国从1776年独立战争后，开始建立本土工业，1861—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工业化加速，1880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到1890年前后也完成了工业化。如果从1861年前后算起，美国工业化只经历了30年左右。日本曾是落后的封建国家，1868年发生“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完成了工业化，前后经过近40年（马海，1956）。在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和强敌环伺的环境下，客观上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走得那么从容不迫。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有着苏联的实践依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也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26年重启工业化建设，经过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从244亿卢布提高到963亿卢布，煤产量从3540万吨提高到1.28亿吨，钢产量从400万吨增至1770万吨，电力增长7倍，机床增产20倍以上，拖拉机产量几乎增加40倍。在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总产量不仅超过了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可能超过了英国（肯尼迪，2006）。而这一切，只用了13年时间。按美元计算，1937年美国国民收入为680亿美元，英国为220亿美元，而苏联已达到190亿美元，德国为170亿美元，法国为100亿美元，意大利为60亿美元，而日本仅为40亿美元。按照钢铁产量计算，1938年美国为2880万吨，德国为2320万吨，苏联为1800万吨，英国为1050万吨，法国为610万吨，日本为700万吨；同年，美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为28.7%,苏联为17.6%，德国为13.2%，英国为9.2%，法国为4.5%，日本仅为3.8%（肯尼迪，2006）。而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始终快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并使工业化完成后的工业生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下两表：

表1 苏联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及两大部类工业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单位：%）

资料来源：陆南泉等（1988）。

表2 苏联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陆南泉等（1988）。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时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随即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挠新中国统一台湾，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这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加快国家工业化建设，特别是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优先发展的紧迫感。在“一化三改”总路线指引下，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迈开了步伐。“一五”建设计划以重工业为主，能源和轻工业也相应开展。“一五”计划得到苏联政府的直接援助，156个苏联援助的工业项目基本是重工业，但从1955年开始，中国就开始以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逐步偿还苏联贷款，在苏联的援助项目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担负了设计工作量的20%~30%；国产配套的机器设备占安装量的30%~50%。1956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方针。欢迎苏联援助，但不依附苏联，这也是中国工业化必然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的重要原因。由于国有工业企业的建立，到1956年，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19.1%提高到32.2%，工业总产值按照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704亿元，比上年增长28.2%，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所要达到的水平，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5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年平均增长25.4%。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1.3%，在5年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有27种提前一年达到或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钢产量超过500万吨。毛泽东同志萦怀心中的中国不能制造的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中国都能自己制造了。在这期间，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世界主要大国，1953—1957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8%，苏联为11.6%，美国为3.6%，英国为3.8%，联邦德国为10.1%，法国为7.9%，日本为15.0%（董志凯等，2011b）。

二、“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经济制度变革

与国家工业化相伴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1947年7月，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构想是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改造问题。他认为现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关于对农民，他认为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和细心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可见，新中国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要回答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就是，怎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同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工业化的方针确定之后，具体工作更多的是技术性和业务性的，毛泽东同志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三改”，特别是农业社会化问题，他一语中的地说“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为什么要把国家工业化与改变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呢？二战以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搞工业化，但走的道路与中国不同，除了工业化本身的技术路线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怎样对待整个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印度和中国都是二战后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大国，但在印度执政的国大党并不主张改变印度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导致它的经济发展从原来略强于中国到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

（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改造实际上从1949年就开始了。通过政府和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将私营企业从外部、即流通领域同国营经济联系，这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但在三年经济恢复阶段，这种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暴露了明显的缺陷：首先是与国家政权的矛盾。私营企业主为了获取利益，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偷税漏税等现象严重发生，导致1952年1月中央政府发起了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反“五毒”斗争（即“五反”运动）。其次是与国家工业化的矛盾。一些不法资本家在承建国家工程、完成加工订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中一些不合格药品、食品使志愿军战士致死、致残，引起公愤。再次是普遍发生的劳资矛盾、公私矛盾难以处理。正如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那样：“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

实行公私合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它的有利条件是：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已经进行了试点并取得了经验；由于不没收私有股权，资本家的抵触情绪不大；由于公私合营企业在原料、市场、贷款等方面得到国家支持，不少未合营的私营企业渐感独自经营困难，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财经委关于扩大公私合营的计划，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生产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1954年公私合营企业产值比上年增长25.5%。从此公私合营在工业部门全面推开，到1955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已达3193户，产值占私营、公私合营工业全部产值的49.7%，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的基本局面。

改造私营商业也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重要一环。1950年私营商业比重相当大，在批发领域占71.6%,在零售领域占85.3%，均占绝对多数。改造私营商业的第一个步骤是掌握货源，掌握批发。在三年经济恢复阶段，就以国营批发商业逐步取代私营批发，到1952年底，私营批发在全社会商品批发总额中的比重已经降至36.3%；实行“一化三改”后，进一步加强货源掌握，包括扩大对工业产品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对政府采购实行统一管理，脱离私商；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在主要农产品批发环节排除私商经营；重要工业原料，如煤炭、钢铁、橡胶以及化工原料等完全由国营商业控制，实行计划供应；对外贸易实行国家统制，国有外贸企业独家经营。第二步是对私营批发商采取“留、转、包”的改造。由于私营商业从业人员数量达到七八百万人，为了不因为私营批发商无业务，导致失业和社会动乱，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第二步改造计划。国营商业根据需要，可以选择私营批发商为其代理批发业务，这即为“留”；“转”就是转行他业；“包”是指私营批发商业的职工和资方代理人，经过学习培训由国营商业录用。改造私营零售商业的主要形式是代销、经销，由国营商业掌握货源，执行国家规定的零售牌价。到1954年底，国营商业已占批发经营的88%以上，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零售经营比重达57.5%。这就为在零售商业和剩余的批发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7年，全部私商都实现了公私合营，70%以上小型坐商改造为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50%以上的流动摊贩组织成合作小组。纯私营零售商业包括农民的直接贸易的经营额只占全社会商品经营额的6%（董志凯等，2011a）。

（二）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生产力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工业比重低，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大量产品依靠手工业。根据国家统计局1952年统计，全国城乡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达1930余万人，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产值由1949年的32.37亿元增加到73.1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0.6%。在广大农村，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60%~80%是由手工业生产的，由大机器生产的只占少部分。这就决定了对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重要性，实际上它成为实现农民生产生活稳定，促进农村合作化的重要条件；也是策应城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条件。

在三年经济恢复阶段，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初步探索已经有一定经验和发展。特别是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从生产中最困难的供销环节入手，通过供给原料，推销产品把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这个办法最容易得到推行。1953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总结了手工业合作化的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初级形态，由手工业生产小组通过供销流通领域广泛组织手工业劳动者；第二种是中级形态，即在购买原料、推销产品或接洽加工业务领域组织供销合作社，为生产者服务，这种形式叫“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第三种是高级形态，合作进入生产领域，其中一部分合作社的主要生产资料完全归社员集体所有，完全实行按劳分配。还有一部分采取集体所有，工具入股分红、统一经营，收益的一部分实行按劳分配。到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10.4万余个，社(组)员达到603.9万余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91.7%；合作化手工业的产值达108.76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92.9%。

（三）农业合作化

从1947年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后，全国的解放区都实行了土地改革，但不久农村中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党和解放区人民政府鼓励、倡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这是农业社会化在中国农村最早出现的原因。这个办法也被推广到新解放区，所以在1953年上半年，“互助合作已经发展起来，老区已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区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进入“一五”计划时期，工业化建设迅速扩大，1953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83.7%，工业总产值增长30%，带动城镇人口和就业大幅度增加，当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上年增加663万，居民消费量比上年增长15%。不仅消费粮食、棉花大增，而且还出现了城市蔬菜供应问题，“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经过反复权衡利弊，1953年9月，陈云同志向中央提出了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后扩及棉花）、城市实行粮食配售的建议，11月19日，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暂时缓解了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生产方面看，小农经济增产粮食的潜力很小，不适应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采用机械作业。要提高生产能力，需要搞农业合作化。从流通领域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国家要与上亿农户直接打交道，家家核定余粮，户户动员交售，交易成本极高。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进入合作社，不仅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够确保大宗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交售。这就是大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必须与农业合作化紧密结合的根本原因。从1953年开始，农业合作化快速发展，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户数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初级社户数占8.5%，高级社户数占87.8%。

毛泽东同志不仅关注农业合作化，而且亲自督促检查，他批评一些同志的保守观点，表现出来的急迫心态是有原因的。1955年7月，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论述了农业合作化的紧迫性。这就是国家工业化发展与农业合作化必须环环相扣的道理。他认为：第一，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同时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移民垦荒，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准备垦荒四亿到五亿亩。这不仅有赖于工业化的实现，也有赖于农业合作化的实现。第二，国家工业化的重工业产品，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新动力工具和煤电等产品，“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就是说重工业的市场问题有赖于合作化。第三，只有轻工业大规模发展，才能满足农民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而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既需要重工业支持，也需要大规模农业的发展。这就是农、轻、重三个产业互为提供原料产品，又互为市场的道理。第四，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道理。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1956年，国家财政预算收入270亿元，其中农业税30亿元，毛泽东同志估算由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产生的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的价格转移大约40亿元。在当时的中国，农业是最大的产业，农民是最多的人口，承担国家工业化的责任使命不可能离开农业和农民的贡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可以说是当时认识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事实上，农业合作化对于共和国的贡献远不止于这些，农业合作化的高级社形式所实行的土地制度的变革，使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集体公有制，从根本上完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为后来的（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后）土地价格资产化、资本化以及工业园区、房地产开发和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基本条件，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几十万亿的货币财富。这是今天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想要解决而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总之，“一化三改”总路线和总任务引导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同时也把自己的符号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原点。

三、中国社会主义初步实践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命题

尽管“一化三改”总路线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但在其过程中已经产生或提出了许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命题，而圆满和成功回答这些命题，往往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但问题的产生和提出则是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践斗争的伟大贡献。

（一）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在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仍然广泛存在着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总结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逻辑框架。而按照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进一步延伸，那些现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现在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会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而变成不相适应的。因此不断调整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及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二）初步认识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包括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民与国家的基本利益关系等内容。发展生产力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第一个特点。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毛泽东同志开宗明义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还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点，他与后来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论断的前半句话是一致的。但这一点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唯一特征，许多资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都主张发展本国的生产力。那么怎么区分我们与他们呢？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经验中，提出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接着说，所谓一切积极因素，就是广大人民，同时也包括国内外可以转化的消极因素。这就把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点明了。主体是人民，也包括国内外一切可以转化的消极因素；目标是发展生产力，而实现人民的获得感则是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这个认识就与邓小平同志说的后半句话“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衔接起来了。归纳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是：以全体人民（包括国内外一切可转化因素）为中心的经济活动，以及统筹协调全体人民的基本利益关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的目的。这就不仅把社会主义经济与一般的民族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区别开来；而且也为改革开放后我们支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利用外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开辟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践探索的道路

在“一化三改”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农业社会化的改造，加上从没收官僚资本中建立的国有经济，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结构。但毛泽东同志敏锐认识到这个新制度还很不完善。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宗明义地说要注意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的缺点错误，避免我们走弯路。《论十大关系》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引起讨论并成为党的八大总结“一化三改”实践的思想指导。《论十大关系》的第四个问题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是所有制结构，但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论述了工业和商业企业的独立自主经营问题。这与《论十大关系》中说的“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构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步认识。在这些关系中要兼顾两头，显然就不仅要体现在分配和交换领域中，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生产领域中，所以毛泽东特别指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主张要给工厂一定的自主权。这就涉及国有企业的经营形式问题。党的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体手工业、小商店、小摊贩，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还提出放宽市场管理，允许完成统购定购任务后的一部分农产品进入自由市场。这使个体工商户得到明显发展。1956年9月，上海只有1661个体工商户，年底就增加到4236户，随后还出现了雇工的私营企业，“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12月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中说：“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毛泽东同志把这些内容也叫作“新经济政策”。这些认识和观点的提出，实际上为改革开放初期放开个体经营，鼓励多渠道就业，允许设立私营企业等搞活经济政策的出台，以及最终形成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开辟了实践探索的道路。

（四）积累了我党治国理政的最初经验

党在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各方面工作和关系。这个经验是从“一化三改”总路线的基本实践中得来的。“一化三改”就是统筹发展与改革。国家工业化是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早的改革。第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编制，这些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70多年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建设中得到科学总结并长期坚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基本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制订了翻两番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些都是50年代初期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工作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坚持的基本经验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理论总结。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解释，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一穷二白起步，不可能很快建立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需要二者紧密互动，相互促进。上层建筑应当把握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完善的相互关系，这就要求执政党采取统筹发展与改革的工作方针，要求制订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计划。

（五）初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与阶段性规律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性和阶段性的认识，是我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基础。1955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说，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需要几十年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1956年9月他又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这是百年中国梦的最早设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步骤上，他主张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所需时间上，他从原来的五十年延长到一百年，由此他还把社会主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关于两个阶段、两步走的设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关于中国建设“三步走”战略、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的思想来源。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提法。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6年后，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些理论贡献都是对“一五”建设实践总结的发展。

（六）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人民需求的矛盾永远都存在，但在不同阶段其内容是不同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八大，它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个矛盾的实质，党的八大的论断是，在社会主义已经建立起来的条件下，这个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是中国经济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它的思想来源与党的八大的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

（七）初步认识了国民经济发展规律

第一，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新认识，这是《论十大关系》的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总结说，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等于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因此要适当调整对这三者的投资比例，从而增强重工业发展的后劲。1957年10月他再次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运用和发展。正是由于在社会总生产中存在第I部类比第II部类生产的增长更快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也指出：“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由于比较恰当处理了三者关系，1957年农业和副业总产值实现了“一五”计划规定目标的101%，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完成计划的102%。农业生产能力和抗灾能力也有明显提高，5年内开垦扩大耕地5867万亩，为计划的101%；新增灌溉面积1.1亿亩，为计划的152.8%，占1957年灌溉总面积4.1亿亩的26.8%；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21万千瓦，比1952年增长了5.7倍；农村用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比1952年增长1.8倍；化肥使用量（折纯量）达到37.3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3.8倍（董志凯等，2011b）。

第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初步认识。早在1953年7月，毛泽东同志就初步认识到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法则当然也存在，不能消灭。他这里说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指价值规律，他指示“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1957年1月，他明确地说：“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后来经过1958年“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更加警醒，1958年11月，他要求领导干部阅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求讨论商品和价值法则。在毛泽东同志的带动下，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开展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究和讨论。无论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多么深刻，多么丰富，但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晚辈，更应认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第三，对积累与消费的认识。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中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做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一五”时期，国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十分注重摸索这方面经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提出了关于积累与消费的“二三四比例”，即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不低于20%；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比重不低于30%；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支出不低于40%。最后执行的结果，中国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52年的16%提高到1957年的22%；5年内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约33%；农村购买力提高一倍；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76元提高到1957年102元；其中职工的平均消费水平从148元提高到205元，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董志凯等，2011b）。可见，“一五”时期的积累与消费关系比较合理，取得的经验更是宝贵的。

（八）提出了国家宏观调控长期适用的基本方法

“一五”建设时期，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管理，许多管理经验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今天都已经不适用了，但有些内容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便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第一，全国范围的生产力布局问题。《论十大关系》的第二个问题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主张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同时要把大部分的新工业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有利于备战。这个方针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着密切联系。“一五”计划的工业布局贯彻了这个方针，新上的工业项目大量摆在了内地，这些项目建成投产后，我国若干重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就将发生布局结构的重大变化（如下表3）。促进我国生产力布局在东中西部的平衡，特别是强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安排中的重要内容，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仍然把协调发展列为新发展理念，当然这个新理念的协调内容是广义的，但区域协调无疑仍然是重要的。在中国，区域经济成为经济学重要研究范畴和重要分支学科，与毛泽东同志总结“一五”建设的经验和《论十大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3 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区域布局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1949—1962年工业统计资料综合篇》，1963年。

第二，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这在《论十大关系》中是第五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经济社会条件很不同，发展潜力和目标也很不一样，因此毛泽东同志主张既要强调中央的强有力统一领导，全国统一的计划和纪律，同时也要给各级地方政府必要的正当的独立性和权利，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则应当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五”实践中总结出来和确立的这些原则，直至今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是任何西方经济学所不可能有的，中国的经验和道路之所以成功，这是一个重要的学问。

（九）确立了自力更生与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关系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构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如何建设工业化问题，他在党的七大上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政府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这是他最早关于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相结合的表述。后来在1958年6月，他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的主张。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和主张在“一五”建设中得到贯彻和执行。1950—1955年间,苏联借给我国11笔贷款，用以购买抗美援朝军事物资以及经济建设设备和器材。“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我国设计和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原概算总投资187.8亿元，最后竣工的实际投资为196.3亿元。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第一次3亿美元贷款主要用于抗美援朝期间中国购买苏联武器外，其余的贷款也包括一部分以实物折算的引进的苏联技术装备，用于了156个重点项目的投资，累计中国从苏联获得了66亿旧卢布的有偿援助，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其他项目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旧卢布，总共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获得了大约96.8亿旧卢布的工业化外来资本（沈志华，2002）。按照当时美元与卢布1比4的汇率（吴念鲁、陈全庚，2002）,这些外来资本约折合24.2亿美元。

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我国“一五”建设的援助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巨大。苏联对中国的第一笔3亿美元贷款用于购买苏联武器，其余主要用于经济建设。1952—1957年间，中国总共获得了46.13亿元人民币的国外借款。“一五”期间，5年国家财政收入累计1355亿元，其中69.4%来自国营经济的上缴利润，同时依靠全国各族人民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而这6年国外借款只占5年财政收入的3.4%，如果扣除1952年借款，来自国外的借款仅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7%（董志凯等，2011a）。在建设156个重大项目和其他项目中，一部分援助是以实物计价，以租赁融资的方式提供，贷款加实物折价即便按照96.8亿旧卢布计算，当时人民币与卢布的官方汇率牌价是1元人民币兑换2卢布（吴念鲁、陈全庚，2002），但是按照1954年和1955年的贸易汇率计算，人民币与卢布兑换率大约是1∶1.05与1∶1之间（董志凯等，2011b）。那么苏联的援助按人民币计算不足100亿元，往大了说它只占“一五”时期中国中央和地方、企业合计的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588.5亿元的17%（董志凯等，2011a）。而且“一五”时期的工业项目还规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自己能解决的就不依赖外援。可见，中国工业化资金主要还是靠内部积累。从1955年开始，中国一方面以出口贸易偿还苏联贷款，而且还动用黄金储备偿还，1955年以每两黄金35美元的价格拨付苏联40万两，1957年还曾以折合3125万美元的28公吨（合88.8万两）的黄金拨付苏联国家银行，委托其在欧洲和香港市场代为出售（董志凯等，2011b）。到1965年，中国提前全部偿还了苏联的各种贷款和援助。

毛泽东同志主张的独立自主包括三个含义：独立地确定经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不接受苏联指挥棒的指挥。这个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毫不动摇的建设理念。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大幕拉开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事情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阐述了独立自主的时代内涵，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确立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

195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的指示中明确强调党中央与各级党委对于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负有领导责任，这种领导不是一般意义的领导，而是“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而且还要“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早在1950年5月，他就发出指示，要求“省以上各级党委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由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党领导政府、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原则成为新中国70多年长期建设的传统，这个传统在长期坚持中不断完善和丰富，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市场万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会有失灵现象，需要政府干预；但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很好解决过市场失灵和政府有效干预问题，市场与政府始终是两张皮。在中国，通过党的领导，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西方经济治理和西方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难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四、总结

本文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应当从总结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作为逻辑起点，经济学的学理逻辑要从实践和历史中总结出来，前者是后者的产物，而不是先知先觉。毛泽东同志很不赞成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认为它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只讲物质基础，很少讲上层建筑；另一个总是从定义、概念入手；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只有形式逻辑。“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搞理论工作不懂得经济实践，“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定义和概念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先验的。而总结实践经验并回应实践的呼唤，则是与书斋理论不同的学术方向。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同志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说：“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这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努力方向。

(注和参考文献略）

文章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