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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是国之大计，也是在新形势下，世界各主要国家正在逐渐达成的共识。2021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1]

为什么要达到碳中和？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网易专业财经智库——网易研究局历时数月，对国内外碳减排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专访，并对碳中和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这篇报告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碳中和是什么？

碳中和是什么？中国能源研究会学术顾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周大地给出了一个直观的表述，“从客观效果来讲，碳中和要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但是如果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实在不能消零，可以采取补偿措施，比如增加人工碳汇产生负排放，因为正负相加等于零，从而达到净零排放。”

所以，碳中和并不是指我们从此以后不再排放碳，而是排放的碳能够被完全吸收，也就是让碳的排放量等于消除量，这个过程就是碳中和。

因此，碳的排放量这个指标就显得非常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们需要消除多少碳。世界每年到底排放多少碳？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给出了一个测算，“关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两个数字：第一个是510亿，第二个是0。510亿是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大致吨数。观察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或略高或略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0是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要想阻止全球变暖，要想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我们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2]

从510亿到0，这样的碳中和就足够了吗？畅销书《灰犀牛》作者米歇尔·渥克对网易研究局表示，“我们不仅需要碳中和，更进一步，我们需要‘碳负排放’[3]，这样我们才能停止向大气中排放超出地球承受能力的温室气体。”

二、为什么需要碳中和？

我们为什么需要举全球之力，来实现碳中和，甚至是米歇尔·渥克所说的“碳负排放”？作为碳基生物的人类，真的有必要为了碳做到这个地步吗？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人类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大量存在的固有物质，并不是污染物。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还有观点认为，寒冷地区将受益于气候变暖，所以，全球气候变暖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真的是这样吗？

气候变暖的确存在。第一，与工业化前相比，全球气温明显升高。根据联合国官网数据，气象组织调查持续记录了全球的长期气温，2011-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其中2016年、2019年和2020年位列前三，且这三个最暖年份的全球平均气温相差无几。202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约为14.9℃，比工业化前(1850-1900年)水平高出了1.2(±0.1)℃。[4]第二，过去一百多年，海平面明显升高。在过去几千年间，海平面一直很稳定，但是自从1901年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了19cm。[5]

我们需要碳中和，首先是因为气候变暖对全球来说，是自然灾害，即使对于寒冷地区，也是弊远大于利。气温上升1.2℃，听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对地球来说，已经算是“发烧”了。

周大地对网易研究局解释了温度上升对地球意味着什么，“重大自然灾害一旦真正发生，比如，等到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2度、3度、或者4度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结果。我们讲的是防止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超过2度。实际上，即使把气温上升控制在2度，极端气候事件，如陆冰融化、高温热浪、海平面上升也会出现，但是如果不去制止，气候灾害就更加严重”。

他进一步解释道，“有观点认为，全球升温对有些寒冷的地方有好处。但是冷和暖究竟多大程度对各个地方更好，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气候变暖有一个变量问题，还有一个变速问题。如果每十年气温上升超过0.1度，那么很多生物可能不能适应气温快速升高，面临死亡。还有很多地方由于海平面上升将被淹没。俄罗斯现在北部地区冰雪融化比较多，也造成了多地洪水泛滥，还造成大量冻土带甲烷喷发，加快了全球变暖速度。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度到2度，很多陆地区域气温可能要上升4、5度以上。中国也很可能出现气温上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情形。”

其次，中国化石能源结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能源体系，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效率低，与世界脱煤的潮流不符，此外，化石能源还会带来经济负担和能源安全问题。为了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人类需要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转向清洁能源，实现碳中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表示，碳中和的核心就是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

嘉庚创新实验室研究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其实中国化石能源的比例和世界平均水平差不多，都是85% ，但是中国重煤炭，煤炭的碳排放量在所有能源中最大，而国外以汽油为主，这是最明显的不同。”

尽管人们依赖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化石能源体系并不是一个理想体系。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表示，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效率低，碳的密度最高的化石能源是煤炭，1吨标准煤热值的煤炭排放2.6吨二氧化碳。“当然不同品种的煤燃烧的氧化率不一样，但是大约是2.6吨左右。”1吨标煤热值的石油大约排放2.1吨二氧化碳，汽油、柴油等有一定的差异。1吨标煤热值的天然气大约排放1.6吨二氧化碳。

所以，煤炭的能源效率是化石能源中最低的，贡献了最多的单位排放量。

潘家华进一步解释道，“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与世界脱煤潮流也不完全符合，比如，英国提出在2024年去煤，德国原先计划在2042年去煤，后来提前到2038年，现在又提前到2030年彻底去煤。中国基本不可能在2040年去煤，有可能2050年也无法去煤，那么是否可能在2055年以前去煤呢？我们需要一个有序退出的时间安排，因为不可能总让煤炭问题阻碍碳中和的实现。所以，中国应该在2055年前实现基本去煤。”

林伯强则认为，“建设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并不意味着煤炭产业会完全消失，实际上到2060年煤炭应该还会剩下很小的一部分。”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化石能源还会带来经济负担和能源安全问题。“2020年全年，中国进口石油超5.4亿吨、天然气将近2000亿方，每年都要花费两三千亿美元购买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周大地透露。

因此，要想实现碳中和，我们就必须逐渐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量，找到其他可替代的清洁能源。而这个转型过程，实际上对经济和社会都是巨大的机遇和红利。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在清洁能源技术、设备、制造业环节具有领先的地位，有望在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占有先机。从长远来讲，碳中和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未来10年、20年内，中国可能会成为能源出口国。过去出口的能源是煤炭、石油，未来出口的是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生产设备。”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表示，“推动碳中和实现，需要‘五碳并举’，第一，资源增效减碳。达到同样的经济目标，并将能源需求降到最低。第二，能源结构降碳。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比例。第三，地质空间存碳。通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来解决部分二氧化碳。第四，生态系统固碳。通过各种生态建设手段，使二氧化碳的碳汇能力巩固和增加。第五，市场机制融碳。碳市场会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各类技术更合理有效地应用。其中，‘能源结构降碳’是减碳幅度最大的一个方面，大力促进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改变产业用能结构等，将推动中国能源结构深度转型。能源结构转型，又将推动世界经济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转变。”

三、中国碳排放现状如何？

既然温室气体排放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危害，那么在中国，温室气体的来源有哪些？哪些行业贡献了最多的碳排放？

1、温室气体分类

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是一种温室效应的度量单位。关于二氧化碳当量的测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活。以美国碳排放为例，2019年，美国排放了65.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6]，其中二氧化碳占比达80%，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分别占10%、7%和3%。

2、中国碳排放总量

大多数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只统计了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各个研究机构对中国目前每年的碳排放量的测算也不尽一致，但大概的范围是在100亿吨/年左右。

3、中国各细分行业、省份碳排放数据

至于具体细分到每个行业的碳排放量有多少，各个科研机构的测算不尽相同。贺克斌院士常年研究环境问题，他向我们提供了最新的2020年中国细分行业碳排放数据[7]，如下表1所示。

表1：2020年中国细分行业碳排放数据，网易研究局制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2020年全年中国共排放103.76亿吨二氧化碳。从细分行业来看，2020年碳排放前三的行业分别是燃煤电厂、钢铁和水泥，这三个行业的排放量占比超过了全国总量的60%。其中，燃煤电厂排放量高达35.39亿吨，占比超过总量的1/3，为34.11%，是碳排放最大的行业；其次是钢铁、水泥行业，这两个行业分别排放了15.98和11.12亿吨二氧化碳，对总量的贡献均超过10%，分别为15.4%和10.71%。石油化工、工业燃煤供热和工业燃煤锅炉等20个行业贡献了剩下不到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图1：2020年中国行业大类碳排放数据，制图：网易研究局

从行业大类来看，如上图1所示，工业排放了最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51.63亿吨，占比50%；电力位列第二，排放了36.66亿吨二氧化碳，占比35%；移动源（汽油车、燃油车和非道路机械）排放了9.08亿吨二氧化碳，占比9%；最后是民用行业排放了6.4亿吨二氧化碳，占比6%。这其中比较意外的数据是，在大众印象中深刻污染环境的燃油车等交通工具移动源，实际上每年只贡献了9%的碳排放，不到电力碳排放的1/4。

中国幅员辽阔，各个省份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碳排放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由此可以推断出，各省份的碳排放量也不尽相同。各个省份究竟分别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的数据[8]，2018年中国共排放105.16亿吨二氧化碳。河北、山东和江苏是中国碳排放最大的三个省份，共排放了超过24%的二氧化碳。其中，河北排放了9.12亿吨，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省份，占比为8.67%；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山东和江苏分别排放了9.02亿吨和7.64亿吨二氧化碳，占比分别为8.57%和7.27%。在有统计的省份（不含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和西藏自治区）中，中国碳排放最小的三个省级行政区分别为北京、青海和海南，它们一年各排放了不到1亿吨二氧化碳。如下表2所示：

表2：2018年中国各省份（不含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和西藏自治区）碳排放数据，制表：网易研究局

四、如何实现碳中和？

仅靠碳汇可以实现碳中和吗？

尽管中国碳排放总量高达约100亿吨，实现碳中和的挑战非常大，但可能有人会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多种树就可以靠森林碳汇[9]吸收二氧化碳，让碳排放和吸收相等，碳中和自然就实现了，有这么简单吗？

对此，潘家华表示，中国森林碳汇一年只有4.34亿吨，对于超过百亿吨的化石能源碳是“杯水车薪”的。

那么，森林碳汇有增长的潜力吗？

潘家华进一步表示，森林碳汇应该没有增长的潜力，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所有碳汇的碳都来源于大气，从大气进入生命体，生命体消亡后碳又回到大气，所以碳是气候中性的[10]。

第二，历史上人类一直在破坏森林。而这些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大量的土地资源得以释放，于是，又有大量的资金可以用于植树造林，因此，碳汇增长的速度和幅度远超碳的释放量，形成碳汇。但从长远看，也必然形成森林吸收二氧化碳与释放的大致平衡，不可能无限增长。

第三，形成碳汇必须要有水。中国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西北一侧干旱少雨，黄土高坡、戈壁荒漠上树木难以生长，我们不可能无限栽树。

第四，森林碳汇和农作物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在本来种植农作物的地方栽树，那么种植农作物的面积必然减小。

当然，除陆地碳汇，还有海洋碳汇，人工固碳技术也可以起到类似碳汇的效果。贺克斌认为，广义上的碳汇是有增长的潜力的。“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增加生态系统的碳汇。以土地利用变化为代表的生态系统管理与增汇措施，例如植树造林、生物能源作物种植、适当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等可以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量。在人工生态系统，比如农田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改进水肥管理等提高其固碳能力。另一方面，在未来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CCS）可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也就是我们将电力、工业等部门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一定技术手段捕获，并运输、封存到适合的地层中，也可以起到类似于增加碳汇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们要重视碳汇，但森林碳汇对于碳中和“杯水车薪”。海洋碳汇中，远洋基本不受人类控制，近海碳汇相关的研究也不多。

因此，实现碳中和，更重要的是从减少碳排放入手。

如上所述，从中国细分行业的碳排放来看，燃煤电厂年碳排放量占比超过总量的1/3，贡献为34.11%，占比最大，其次是钢铁和水泥行业,占比分别为15.4%和10.71%。从行业大类来看，工业排放了50%的二氧化碳；其次是电力贡献了约35%；再其次，移动源（汽油车、燃油车和非道路机械）占比9%；最后是民用行业排放了6%的二氧化碳。因此，要想实现碳中和，就要分行业入手，分别对症下药：

（一）发电端

1、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总发电量77790.6亿千瓦小时，其中火电[11]为53302.5亿千瓦小时，占比68.5%；水电、核电分别为13552.1亿千瓦小时和3662.5亿千瓦小时，占比分别为17.4%和占比4.7%。这也就是说，清洁能源（水电、核电、光伏电、风电等）发电量加在一起不超过31.5%，其中，光伏电和风电发电量不到10%，占比有限。

2、清洁发电大规模应用的时机到了吗，难度在哪里？

（1）水电和核电

2020年，中国发电量中，水电、核电分别为13552.1亿千瓦小时和3662.5亿千瓦小时，占比分别为17.4%和4.7%。但由于水电有水力资源的限制，水电增长没有太大的潜力。周大地表示，“中国水电最多不到5亿千瓦；核电方面，严格来讲，可以扩大核电产能，包括在内陆，以后核电到3亿、4亿千瓦当然都有可能。但是即使是水电有4亿多千瓦，核电有4亿多千瓦，加起来也不够。”

（2）光伏电和风电

因为技术进步，近10年来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单位千瓦平均造价已经分别下降了30%和75%左右[12]。贺克斌表示，现阶段，光伏发电和风电的价格已经可以与煤电等化石燃料发电方式竞争，甚至低于煤电价格。那为什么光伏电和风电仍不能得到大规模应用呢？如何才能大规模应用？主要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并网成本。光伏电和风电面临着较高的并网成本问题，但弃风率、弃光率逐年降低。周大地表示，中国电力系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高压和特高压输电能力，新的发电和用电系统本身也要进行技术进步和改造。

第二，发电规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介绍道，光伏电、风电发电规模小，不能解决大规模的用电问题，不像一个火电厂发电几百万千瓦。尽管光伏电、风电发电量小且分散，但是不能忽视累积的力量。对此，潘家华表示，农村具有空间优势，屋顶装上光伏板，就近发电、就近使用，可以很大程度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自然条件。风电和太阳能电受自然条件限制，并不是一直都有的，有太阳才能够用光伏发电，有风的时候才可以用风能发电。彭文生介绍道，就发电环境而言，除光伏、风能设备造价外，还要考虑储能、调峰等成本，和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现在光伏电和风电成本还是要高很多（光伏高20%左右）。一方面，要更多地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降低储能、调峰的成本，另一方面，在整个的转型过程中，实际上需要承担一个一次性的高昂成本，还需要解决如何合理处置过去的高碳资产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灵活消纳技术体系和调峰机制发挥作用。

第四，利益分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徐晋涛表示，现在，再生能源和火电的产能都已经过剩，但可再生能源是一个新生事物，面临很多进入市场的阻力。对地方政府来说，火电厂产能闲置也意味着资产损失和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国家经济复苏，高碳行业就有很强的增长冲劲，去年疫情期间还有三十几家火电厂宣布立项，说明高碳行业还是在伺机行动。

第五，地方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规划上的割裂。在疫情期间，有三十多家火电厂立项，表面部分地区仍然在追求新上更多的高碳项目，以“充分”利用未来十年继续达峰的空间。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表示，把“达峰”与“中和”割裂开来可能带来巨大浪费，并加大碳中和的难度。“一些地方只关心碳达峰，只研究如何在未来5-10年内继续容纳一些可以产生GDP和财政收入、但属于高碳排放的项目，而对这些项目是否会加剧达峰之后实现碳中和的困难并不在意。这种做法事实上将碳达峰与碳中和割裂开来。”他进一步解释道，“比如，如果‘十四五’期间新上了许多煤电项目，使用寿命在35年左右，而我国事实上需要在25-30年之内实现电力碳中和（为其它行业通过电气化实现碳中和留下10-15年的时间），那么这些煤电项目在使用寿命结束之前都会成为搁浅资产，造成新的浪费。”

对此，马骏表示，应该要求省级单位制定碳达峰碳中和一体化规划。“目前，仅仅要求地方政府制定碳达峰规划，而不要求其同时考虑碳中和目标，事实上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争取‘再攀高峰’的行为。建议中央明确要求各省级政府在制定碳达峰规划的同时，至少要有框架性的碳中和规划，明确其主要产业（包括能源、交通、建筑、工业）从峰值到净零排放的路线图，并估算实现碳中和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在这个要求之下，一些仍然考虑在未来几年内大上高碳项目的省份，就容易看得清楚在达峰之后有多少“十四五”新建项目会成为搁浅资产、未来需要付出多少额外成本才能将这些高碳项目改造为低碳和零碳项目。”

（二）消费端

交通方面，电动车将来会替代燃油车已成为共识。

根据贺克斌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移动源（汽油车、燃油车、非道路机械）大约排放9亿吨二氧化碳，在中国一年的碳排量中占比大概在9%左右。多位专家均表示，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主席罗纳德·科恩爵士表示，“燃油车将被电动车所取代。中国是全世界拥有电动巴士的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是电动汽车领域的佼佼者。”周大地表示，“今年前五个月销售的车辆已经大概有15%是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特别是电动车，销量比例要进一步提升，才能够替代燃油车，然后才能把燃油车存量逐渐替代。这个过程可能花费20年的时间，是很正常的。”

当被问及“买电动车好还是燃油车好”时，周大地表示，“在充电条件和停车条件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比如，如果单位或者住所有充电桩和固定停车的地方，买电动车就可以。但是如果没地方充电，没地方停车，买电动车就有点风险，因为现在加油系统比充电系统更方便。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20、30年前，加油要去很远的地方，加油站也不是普遍的。当时的车也少，随着燃油车数量增加，加油站就比较普遍了，但也有的人还得开几公里去加油。充电桩是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地发展充电系统，争取使车和充电桩达到1比1。电动车停车的问题也确实要解决，现在很多大城市，找地方停车很困难。”

工业方面，贺克斌的研究发现，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和航空八大行业在碳排放中占比超过70%，其中，上文已经提到的电力行业占比35%左右，剩下的七大行业占比35%左右，也是碳排放的重点领域。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总工程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新创表示，钢铁行业在工业领域是碳排放相对比较多的行业。2019年，国内方面，中国钢铁行业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15%以上；国际方面，中国钢铁行业碳排放占全球钢铁碳排放60%以上。中国钢铁行业有两个特征，一是中国钢铁产量巨大，去年中国钢产量达10.65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57%；二是中国钢铁行业自身高碳的特点突出。单从一个行业来讲，钢铁行业本身很难进行碳中和，因为它本身就是要排放碳的一个行业，很难做到不排碳，但所谓的碳中和并不是碳的零排放，可以通过碳捕集、碳汇实现碳中和。

居民碳排放方面，第一，建造优质建筑。潘家华表示，楼房是社会碳资产，如果这个社会碳资产是永久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有新的建筑带来的新的碳排放。“你看上海很多地方都拆了，但是外滩建筑的质量好，就没有拆。所以，中国人在建东西中间不能马马虎虎、不能稀里糊涂、不能只讲表面光，得实实在在。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碳负责。必须让碳资产回到资产的长远效用，不要做表面光、形象工程。”

第二，推广绿色建筑。徐晋涛表示，目前，中国建筑行业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中国房屋比较高碳，就是房屋建设技术规程方面，有很多不符合低碳绿色发展的构造。“建筑要有一定的科学性，这可以对节能有很大的作用，绿色建筑可以节能30%-40%。比如，深圳的绿色建筑也并不是特别复杂，但可以实现在深圳几乎绝大部分的时间不用空调。”

第三，发展木制房屋。徐晋涛表示，“传统上，特别是南方的山区，房子都是木质的。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具备木结构建筑发展条件的地区可编制专项规划。[13]’木材是可再生的，把木材锁在森林里不让用，而是从山里挖铁矿、挖煤炭、挖石头发展钢铁水泥行业，造成很大的环境损害和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不可再生的材料和能源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非常多。所以得改变房地产业发展的技术构造，在建设现代木结构房屋方面多下功夫。”

四、市场化路径——碳交易所如何助力碳中和

实现碳中和需要的资金之大，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补贴，也需要市场发力。碳交易所就是一种市场化途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也于今年7月16日正式开市。彭文生、潘家华、周宏春等多位专家均表示，碳中和是一个市场信号，意义是重大的。潘家华进一步表示，“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中国的，还是欧盟的，碳市场的交易对象，都是化石能源碳，方向是准确的。”

贺克斌介绍道，根据已有规划，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首先从电力系统推进，电力工业覆盖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5%；第二步将会引入建材行业的水泥和有色金属行业的电解铝，这两个行业引入后，覆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达到47%；之后引入化工、建材、石化等八大行业，这八大行业会覆盖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未来还会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在我们生活中也会逐步引入碳市场的概念和实际应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碳足迹。

然而，碳交易所并不完美。从世界经验来看，欧盟碳交易市场早在2005年就启动，但仍然经历了价格暴跌和价格震荡等问题，而且，欧盟这16年的实践中，也并没有因为有了碳交易所，就实现了碳中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碳排放的速度。

彭文生表示，从长远来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重要机制，但是在短期不能寄予太高期望。“主要还是要考虑怎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机制。”

他进一步分析道，从其它国家的经验，包括欧洲碳交易市场的经验来看，碳交易所发展的过程——从新创建的市场走向成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这里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关键的是，过去没有碳交易市场，现在人为地通过政策或者机制的设计来创造一个新的市场，这就涉及到所谓的交易成本的问题。”

彭文生介绍，碳交易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

首先，要准确地测算不同经济主体的碳排放量，这本身就不容易。

其次，碳交易市场涵盖的范围应该如何界定。可能在开始阶段把一些主要的、相对比较清楚的碳排放经济主体或厂商包括进来，但是这毕竟不是全部，甚至可能不占碳排放的大部分，从长远来看，怎样把更多的碳排放经济主体纳入进碳交易体系，这也是一个挑战。

第三，碳排放的定价机制。目前来看，开始阶段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免费的配额，随着时间推进，对市场运行机制更加了解之后，可能会走向竞拍的模式。这些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主席罗纳德·科恩爵士表示，从全球来看，碳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起飞过，尤其是在碳补偿方面，很多机会都没有真正得以利用。“在碳中和转型过程中，公司会受到来自股东和工会的压力，促使公司减少碳排放，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在过渡期间，公司需要碳补偿来提升业绩，所以我觉得碳补偿的市场规模会进一步增加。另外，碳价要体现污染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以碳价需要定得更加合理一点。”

潘家华则表示，碳市场并不是碳中和的“灵丹妙药”，而且，可能还有副作用，需要引起重视并严加防范。“从长远看，化石能源碳是被遏制的，因为这些碳是造成气候灾难的。最后实现碳中和，就相当于没有碳了，碳市场等于是没有未来。”

潘家华分析道，从短期看，碳交易有一种市场信号，应该说有积极意义。但是，从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来看，它有些条件难以满足：

第一个条件是，市场上有无穷多的交易方。我们现在是抓大放小，就只是这些化石能源排放大户参与交易，其他的市场主体还没有参与交易。所以市场中的交易数量有限，无穷多交易方这一条件这不满足。

第二个条件，交易成本非常低或者为零，这个条件也很难满足。碳交易中的碳是无形产品，企业排放了多少碳，需要核算，而核算是需要成本和投入的。企业核算以后，还需要第三方机构再核查一遍，也不可能免费。最后企业要去碳交易登记中心登记，登记可以免费。但是对企业来讲是免费的，对社会来讲是社会成本，并不是没有成本的。

碳的市场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企业在碳交易中心买卖二氧化碳，上海碳交易所可以是非盈利的，但是有交易所，就要有楼、租金、工资等运行费用。即使对企业免费，对社会来说也不可能是零成本。那么，碳交易中的碳，作为一种社会必需品，有些企业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防止资本的炒作和垄断，资本是逐利的，并不必然为社会无偿做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碳交易所要严防出现操盘和炒作的行为。碳排放交易是美国首先提出来的——1997年美国写到《京都议定书》里面。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美国自己不仅不启动碳交易，还拒绝参与《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任何碳交易的市场机制。欧盟在2005年启动了欧盟碳交易机制，但是，欧盟碳交易机制是高度内卷的、不对外的，而且应该说是缺乏生机、有些要死不活的。”潘家华补充道。

那么，如何防止大户操纵碳交易市场？贺克斌院士则表示，碳市场和碳价格的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调控和干预措施。从实践看，人们对碳市场的担心是碳价太低（还没有出现碳价太高的情形）。碳价的基本面是由政府发放的配额数量决定的，如果碳价太高，政府可采用拍卖的方式向市场提供额外的配额；如果碳价太低，政府可通过对配额有效性期限限制和公开市场操作（就是政府回购配额，此措施虽然提出过，但迄今没有用过）等措施稳定碳价。为了防止大户操纵市场，一般都对配额挂单交易设置上限，“譬如上海环境交易所就设置了每单不超过10万吨的上限。还有，碳市场中也设置了交易熔断机制，譬如上海环境交易所就是设置了与上个交易日相比，交易价格变动不能超过正负10%。另外，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对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有记录，也都可以进行追踪，在这方面的市场监管和普通的证劵交易没有区别，因此可以对市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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