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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奥布莱恩在这篇文章中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追溯了1830年代至今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形态的变迁。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无论是在欧洲高强度的工厂制下，还是在美洲的奴隶制下，工人阶级都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式的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为了生存，他们探索出更丰富的集体居住、互相关爱的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是异化的社会所迫，也带来了更大的性和性别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初的共产主义设想中提出“废除家庭”，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无产者的家庭已经被破坏了。但他们期待在废除资产阶级家庭后，人们自由选择的新家庭将依然是异性恋核心家庭。

为了形成积极的工人身份，便于为工人争取权益，后来的工人运动也主动采纳了资产阶级的家庭模式和性别规训，放弃了废除家庭的主张。在欧洲，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范式也是工人运动争取来的成果。需要有足够高的家庭工资才能让女性在家不工作。而在美洲，刚刚获得自由不久的非裔工人又遭遇了吉姆·克劳法，法律规定只有已婚非裔夫妇才能租赁土地，这相当于从经济上迫使他们接受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规训。

工人运动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却也牺牲了性自由和性别平等。女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相伴展开，但二者的诉求并不总能协调一致。在女性是否应当工作方面存在许多争议。俄国革命后曾在短时间内实践了废除家庭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但公社虽然破除了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和强制力，却用国家权威的更大的父权制和强制力取而代之。

1960年代末，性别和性解放运动开始从工人运动中脱离出来，独立提出自己的主张，宣扬爱欲本身的解放性，依据酷儿的互相关爱的共同体，设想废除家庭后的共产主义社群。这个时期的性别激进人士更是提出了反对工作的主张，认为必须把生存权与劳动分开，使劳动不再是强制的。只要人还要依赖工作生存，就不得不接受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规训，只有实现经济自由才能实现性自由。

然而伴随着197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利润率危机，工资下降，激进运动也被大幅削弱。种种解放运动开始失去反资本主义的宗旨，沦为单纯的身份主义文化运动。工资无法维持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了，女性普遍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率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对于非规范性的爱与关怀关系的接受度讽刺性地再次提高了。这类似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新的异质家庭结构既是关照的实践，也是绝望的症状”。在关系碎片化的时代，新的保守主义者把对过去生活的缅怀投射进对传统的家庭范式的呼吁中。

纵观历史，更好的工人权利和更大的性别自由有时会处在此消彼长的张力下。文末作者强调，对性和性别自由的争取不能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分开：只有当人对浪漫关系和家庭形态的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时，积极的自由才可能实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后，爱和关怀的潜力或许能从性别规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的共同体的基础。

本文原标题为：《To Abolish the Family：The Working-class Family and Gender Liberation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原文发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驻扎在德国、英国与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发表的刊物。

1930年至1940年苏联的幼儿园儿童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尔写道，“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1】。废除家庭的呼声自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无产阶级斗争，为性别解放和性解放提供了一种视野——它不断被其他策略和战术导向推迟和取代。废除家庭的说法呼唤对日常生活的彻底、几乎不可思议的改变。对有些人来说，家庭是没完没了的恐怖，人必须逃离家庭才能找到自己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家庭是抵御市场与工作的残酷性、种族主义警察和把人驱逐出境的官员的支持与关怀的唯一来源。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同时具有这两方面。没有人能独自在这世界上存活；一个人对自己家庭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到他如何理解废除家庭的呼吁。

不知道一个家庭（a family）是什么样，或者或不知道家庭本身（the family）究竟是什么，使废除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对马克思来说，任务是要废除教会、国家、家庭（三个一组，格外突出的秩序集团），并最终废除冷漠的市场规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废除一词是aufhebung，它经常被翻译为“替代”，因为它同时有保存和破坏的含义。废除不等于破坏。在废除家庭的运动中，被取代和被保留的分别是什么？

与其把家庭当做一系列静态的标本盒，从句法上分析它的不同定义，我认为在废除家庭的口号的转变的背后，有一段历史性逻辑的不断展开，它可以同资本本身的动态关系联系起来。激进人士所说的“家庭”也是个不断演变的模式。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衰——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独特阶段及其共产主义的超越性视野相对应——家庭也具有一连串的阶段。资本主义历史上工人阶级家庭变化的动态关系，可以解释革命者对家庭的批判的不断变化，最终也能说明性别自由的视角的变化。

家庭承载着在短促、异化的社会中生存的矛盾，它既是安慰也是绝望的来源。如今，废除家庭的口号已经成为对酷儿爱情普遍化（作为规范性制度的瓦解）的呼吁，以及朝向所有人的性别及性自由的迈进。废除家庭或许是对共产主义下真正的人类社群中的人类关怀的概括。

1.欧洲的工业化与美洲种植园

再生产危机，1840-1880年代

1842年，一名22岁的德国资产阶级青年来到了曼彻斯特繁荣的工业中心。他在那里待了两年，试图理解英格兰的新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把英国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德国新工业中心形成，不久将遍及整个欧洲。他与人交流、读报告、在街上漫步。他试图表达他对无产阶级境况的恐惧：

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和灰尘，门前倾倒的污浊液体汇进恶臭的水池里。这里住着最穷的穷人，收入最低的工人，小偷和卖淫受害者们成群挤在一起，大多数居民是爱尔兰人或者爱尔兰裔，那些尚未陷入包围着他们的道德毁灭漩涡的人们，每天都被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无力抵御令人消沉的匮乏、污秽和邪恶环境的影响。

他意识到，工人阶级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在这种条件下，下层阶级怎么可能健康长寿？除了过高的死亡率、接连不断的流行病、劳动人口体质的逐渐恶化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死得早，无法产生下一代。恩格斯记录的状况（疾病、过度拥挤、工作场所事故、饥饿、儿童死亡）使得无产者无法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只是由于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不断涌入，人口才保持增长。统治阶级的评论员、早期社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倡导者统统都谴责了工业工人阶级面临的状况，他们觉察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今天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恐惧【3】——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随着城市化急剧下降。对于包括非熟练和半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在内的约一半的工人阶级来说，工资仅够维持日常再生产开支，而不够他们的代际更替。【4】

19世纪初，工作的两次重大变化造成了恩格斯观察到的情况：工厂的发展引来儿童、未婚女性和男性外出工作；已婚妇女则在家从事有偿的转包制造工作。整个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工厂迅速发展。19世纪初期，许多工业部门（如1816年的英国棉产业）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工人是不到青春期的孩子。直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有15%的法国纺织工人还没到青春期。【5】英国和法国的大多数受雇儿童是通过工人阶级男性转包的、跨代工厂劳动团队被雇佣的。儿童往往由男性家庭成员或朋友管理，在松散、扩大的家庭关系中，儿童受到男性暴力的规训，但管理者的权威有限。

结婚后，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立即离开工厂的工作，不再回去。在欧洲和美国都几乎没有年轻母亲外出工作。【6】美国白人女性一结婚就会离开工厂，而不是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7】1890年，白人女性结婚后的劳动参与率从38.4%下降至2.5%。相反，女性会在家里从事有薪工作，管理寄宿者，干“外包活”，或在家里从事“包出（putting-out）”生产：

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8】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外包工作的性别结构：“花边整理的工作要么在所谓的‘老板娘’家里完成的，要么女性在自己家里，有时是在她们的孩子的帮助下完成。"【9】

恩格斯担心城市的贫困正在扭曲无产者的性别和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潜藏着各种没有说出口的性恐惧。他反复提到卖淫——道德堕落和性腐化的症状。他也暗示了住房过度拥挤的条件下的乱伦和同性恋的威胁。这种堕落并不仅限于从工人阶级整体中分流出来的流氓无产阶级，而是整个阶级范围的危机。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革家普遍认为，工人阶级若是接受资产阶级的道德主义，包括采取更接近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庭样貌，将为恶劣的健康状况提供必要的解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拒绝了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未能触及工业雇佣这一根本原因，且资产阶级道德主义总是一种骗局。社会主义、推翻资产阶级才是唯一的出路。

总的来说，这些动态关系意味着可识别的、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明确单位的工人阶级家庭的解体。工人阶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亲属关系网络来获得工作和住房，分享资源，或决定移民。但是无产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现成的、自然化的义务、关怀和支配系统。

家庭暴力

暴力和互爱在各种家庭模式中交织在一起。所有人的生存都依赖于关怀、爱、情感、性和物质资源共享的关系。阶级社会迫使这些关系采取各种特定的历史形式。资本主义的市场依赖逻辑和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迫使这些爱的关系呈现一种半强迫、半选择的人际依赖的特殊结构。就业不稳定的工人要依靠家庭成员和亲属来度过长期失业；同样，儿童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往往要依赖他们和某个有工资的人的个人关系存活。此外，自由的雇佣工人通常要靠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找工作，这些网络会提供信息和支持，以帮助人找到并保住工作。这些关系可能是真正关怀的来源，但不可避免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常常受到暴力、虐待和支配的威胁。对于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来说，威胁或许就隐含在促使施暴的社会机构的结构中。个别的家庭实际上可能并不暴力，或者不常出现暴力，但家庭作为普遍存在的机构依然可以系统地促成并准许暴力和虐待。关怀和暴力支配的结合，是阶级社会中一切家庭结构共有的双重特性。

在欧洲农民社会中，男性支配和性别暴力体现为不同于后来的版本的特殊形式。农民家庭中性别分工程度相对较低，男女都从事各种形式的家务、农场和工作。一户人家往往有多代人，或者是大家族，人们不通过家庭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别的生存方式。男性是一家之主，占有妻子、孩子和他们的劳动。他们可以选择通过对妻子和孩子的暴力来行使他们作为户主的权力。反过来，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又屈从于封建领主的暴力。领主和封建国家依赖暴力，这是它们的阶级统治和经济剥削的主要特征。封建制下由父亲支配的家庭与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类似，其权力的基础也是暴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侵蚀了这种农民家庭，并调整了与之相对的贵族家庭。

随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的混乱的无产阶级化之中，暴力的作用变得更加多样了。领队的男性工人会用暴力规训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妇女和儿童，男性又可以用暴力支配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各个家庭成员。性工作者和其他非正式工作者会遭受顾客和警察的暴力。所有无产者都遭受来自雇主的暴力，以及来自负责社会控制、工人规训的国家代理人的暴力。

然而与封建制度不同的是，暴力不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积累财富的必要手段。暴力仍然渗透在英国无产者的生活中，比如那些反流浪者和穷人的残暴法律。但是一旦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起义被压制，他们不再有别的方法养活自己，“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就开始找工作。封建领主需要私人军队才能每年向农民征收，而资本主义雇主则可以越来越多地不再使用武力。暴力逐渐从工作场所中分离出来，转而集中在国家代理人手中——警察、国家军队——或者在家庭中私下存在。

当然，直接的暴力在另一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下，也就是新大陆的奴隶制中是更关键的。【10】在南美的奴隶种植园，出现了一种新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省去了一切把生育纽带自然化的借口。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这样描述了奴隶制下碎片化的家庭生活：“母亲和父亲被残忍地分开；孩子一旦到了一定年龄，就被打上烙印，通常会和母亲分开……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通常是没有血缘关系的。”【11】

一旦奴隶有了孩子，奴隶主的财富就扩大了。这暗含着作为资本积累和工作过程核心的代际再生产的动态关系。大多数奴隶都不能有效地主张任何形式的父母权利，奴隶出售往往会把家庭拆散，造成所谓的“生而异化”。在美洲，被奴役者中的父亲的权力会受到严格限制，正如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写的，“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可以被合法、绝对地从他手中夺走。”【12】戴维斯同样指出：“除了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以外，男性至上主义的结构不能深嵌入奴隶制度的内部运作中……因此，黑人妇女彻底加入了生产。”【13】相比之下，美国白人妇女仍被看做是属于保护性的家庭范围。无论一个北方家庭有多贫穷、绝望，白人农场的妻子都很少出来收割庄稼。

19世纪，资本主义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英国无产者的血缘纽带正因工厂劳动的贫困化、城市过度拥挤和工业资本主义而破裂。大西洋的另一边，种植园农业把被奴役的黑人工人的代际再生产商品化，使他们生而异化。受奴役无产者和受雇佣的无产者的亲属关系对精英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也很难被法律承认，很难符合精英的社会期望。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反常都被看做是与有产阶级的性别与性规范的巩固相对立的，后者在财产继承和地位的基础上形成了结构鲜明的家庭。废除家庭的要求也是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呼唤，虽然它没有参与进与美国南部奴隶主农业精英的对抗，但也间接和它相关，因为废除家庭是与英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被奴役的工人和有薪工人之间的差异很大，种族的鸿沟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但尽管有差异，英美两个地方资本主义都已经摧毁了工人阶级家庭。在这两个地方，废除家庭的呼吁都显然是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精英和英国的工厂主——的一种手段。

摧毁资产阶级社会

人们可以把废除家庭的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碎片化对无产阶级家庭的破坏区分开，前者是积极的取代，后者是消极的破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把无产阶级家庭摧毁了：

现在的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在资本和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这种家庭的完全形态只存在于资产阶级中。与这种家庭互补的则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实际缺失，以及公开的卖淫。【14】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工人阶级家庭中男性的主导理论化，而这正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家庭是不可能的。

要求废除家庭是向资产阶级社会开战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依赖于教会、国家和家庭，对它们的三重废除是共产主义自由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明确了资产阶级家庭的主要特征：只强加于妇女的虚伪的一夫一妻制，把妇女看做被动的财产的性别不平等，在浪漫爱情的幌子下以金钱利益为谈判的动机，父系财产继承，还有以积累家庭财富为导向的养育。

废除家庭的要求在《废除一切继承权宣言》（The Manifesto for the “Abolition of all rights of inheritance”）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15】资产阶级家庭是一种管理资本家财产的转移和持续的手段。资产阶级父亲把一夫一妻制强加给妻子，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是自己的，并维持继承有序。对遗产的承诺和财产的赠与，是资产阶级父母对子女进行终身控制、在子女身上再生产他们的阶级身份、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手段。家庭是由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财产。孩子属于父母，正如妻子属于丈夫。恩格斯设想，摆脱继承将会剥夺家庭的物质基础，是废除家庭的核心机制。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为真爱、完全基于“相互爱慕”的婚姻提供基础。随着财产和物质的生存问题被从亲密关系中移除出去，人类可以发现他们自然和内在的性。共产主义下的性行为将只由未来的公民自己决定：

那些人活在世上，将不会考虑如今的其他人认为他们应当做什么；他们会决定自己的实践以及关于每个个体的实践的公共观念——仅此而已。【17】

这里对解放的呼吁是明确，但同时恩格斯也提出了一些更有问题的主张。废除财产和资产阶级家庭将使人类自由地追求其内在的性倾向，未来的人将自由地选择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卖淫将消失；一夫一妻制与其是会崩溃，不如说是会最终成为现实——对男性也是如此。”【18】婚姻将在共产主义爱情中真正实现：“由于性爱本质上是排他性的（尽管目前这种排他性只在女人身上充分实现了），基于性爱的婚姻按其本性将是个体婚姻。”【19】

从财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之后，人类也将从资本主义卖淫的性过度中解放出来。这种观点离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过激的性保守主义只有几步之遥，后者认为性别偏异（gender deviancy）和同性恋都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变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对新生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表示蔑视和嘲弄，他们的书信里含有大量对他们同时代人的反同性恋的污蔑的说法。尽管他们都关心妇女解放以及虚伪的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残酷性，恩格斯却无法想象也许在社会主义下，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并不会作为自然的人类条件重新出现。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神圣家庭和世俗家庭，或许会产生一些并不那么像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单元的东西。

酷儿的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恐同”也显出一些模糊性。在1869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提到了同性恋激进人士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的一本书：

这里显出的情况是极不自然的。鸡奸们已经开始重视自己，并发现他们是国家的一种力量……他们一定会取胜。现在的口号是“Guerre aux cons, paix aus trous-de-cul”。幸好我们就个人而言，已经老得不用害怕等到这个政党获胜的时候，我们得得不得用身体向胜利者致敬……到那时，情况对我们这种对女性怀有幼稚嗜好的可怜的前线人来说会变得很糟糕。【20】

这里表达的鄙夷是明显的，但也可看出他们自己对于落后于即将来临的酷儿革命的自嘲，反思着他们对自己的落后的忽视。【21】我要花一点时间来描述这种担惊受怕的幻想，以及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19世纪酷儿的可能性的其他路径。

尽管卡尔·乌尔里希没想过要呼吁酷儿专政，但马克思很可能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书中读到过这样一种性乌托邦。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傅立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赞同地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话：“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自然标准。”【22】但他对傅里叶捍卫性自由的主张似乎就不那么赞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资产阶级对于废除财产将导致“女性自由共同体”的恐惧，他们指出恐惧隐含的逻辑是资产阶级认为女性是财产。但他们也含蓄地拒绝了傅立叶乌托邦社会主义政治中对自由恋爱、开放关系和性愉悦的强调。

夏尔·傅立叶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其中，爱欲和欲望是社会变革、社会凝聚力和人类实现的机制。傅里叶对资产阶级家庭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认为永久且不可逆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痛苦、社会混乱和绝望的根本原因：“对于把沉闷、贿赂和背叛引入爱与愉悦的关系来说，难道人们还发明过比孤立的家庭和永久的婚姻更有效的东西吗？”【23】相反，傅立叶提出了一个基于“激情吸引理论”的理性社会，对人类欲望和人格类型的仔细研究，以平衡愉悦的来源并创造一个和谐的乌托邦。

傅里叶不那么有名的另一个观点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情爱世界”，其中爱欲是新秩序的核心。社会的结构不仅要满足所有人基本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最低标准”，也要满足“性的最低标准”，即为每个人的性需求提供社会保障，以便为真正的、非操控性的爱提供基础：

当一个女人所有的性需求都得到满足，当她能得到所有渴望的肉体情人、狂欢和迷狂（既有简单的也有复合的），那么她的灵魂便会有足够的用于情感幻想的空间。这样，她便会寻求纯净的情感关系来平衡她的身体快乐。【24】

傅立叶想象设想了一种完全基于性无私的贵族娱乐，他们给在性上被忽略的人带来有技巧的愉悦。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队爱的给予者在新十字军东征中穿越大陆，到访社会主义城市，参与情爱之战。他们让两厢情愿的囚徒乞求精心准备的情色惩罚，这些惩罚是用以展示捕获者的高超技巧。最终这些勇敢的性冒险者会在有频繁的群交中开始他们的成年生活。

这种对公开的爱欲自由社会的激情号召，也体现了傅里叶的作品更为人知的一面：号召建立起有意设计、精心组织的集体住房安排，让居民们在这里共同工作和娱乐。白天，人们一起从事专业的集体生产制作，用共同劳动和协作来提高生产率。他们也一起分担再生产的劳动，吃大锅饭；晚上则共享群交的愉悦以及其他性的连结。傅立叶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愿景，把集体生活、共同分担再生产劳动和自由恋爱联系在一起。他的首批追随者在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建立了许多公社。整个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文化运动的公社也再次体现了傅里叶的设想的关键特征。

傅立叶被恩格斯指责为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他缺乏对无产阶级这一行动者——是他们追求、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很快便会得出结论说，产业工人是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人物。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那些年间观察到的，并不是一个由工厂生活规训的统一、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众，而是犯罪和社会混乱的刺耳声音。由无产阶级“性偏异”的增加所激发的共产主义团体，体现的与其说是恩格斯对自然的一夫一妻制的倾向，不如说是傅立叶的酷儿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对手把性和性别偏异理解为对公共秩序、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日纪律的稳定性的威胁。迅速的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产生了大量集中的无产者群体。这些人见识到了社会习俗的颠覆以及对农民生活的控制，他们没有投身于资产阶级的习俗中。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时间内工作，在通常施行性别隔离的行业寻找工作；在季节性周期与繁荣和萧条循环中长时间地努力干活。工作之外的时间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状况是从未有过的。克里斯·奇蒂（Chris Chitty）描述了在繁荣城市的港口和街道上的大量同性恋情色的机会：

大多数男性不规律的工作和极低的工资，使他们成为嫌恶家庭责任的游牧人口……同性恋往往隐藏在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性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中……因此各种恶习委员会都打击同性恋和卖淫，因为两者都可能威胁到婚姻单元。【25】

在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共隐私下，同性恋性扩展开来，有时是在无产者之间，以乐趣和愉悦为目的；有时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作为紧张、违法的货币交易；有时是在有产者之间，在寄宿公寓和起居室的私人空间里。

在工业化城市的卖淫和性亚文化中，人们捕捉到了新形式的性别越轨。一系列和变装有关的词汇出现了，除了顺性别的性工作者，新的跨性别女性、性别偏异者也出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街上：Mollies（译注：指女性化的gay），Mary-Anns（译注：异装癖），他-她女士（he-she ladies），皇后（queens）。他们在街上向资产阶级出售性服务，躲避警察，参加暴乱，定期举办变装舞会，并在遍布伦敦的约2000家专门提供男性性服务的妓院里工作。

许多无产阶级女性也开始卖淫，顾客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的男性。反性工作者的英国传染病法案的出台以及要求废除这些法案的运动，留下了大量关于性工作者的档案，展现了无产阶级女性在工厂劳动和性工作之间的流动性。性工作能带来比制造业更高的报酬【27】，许多无产阶级女性都时不时地卖淫，她们同时也与家庭和邻里维持着积极的强纽带。传染病法案恰恰是切断这些纽带、孤立性工作者，把她们当做偏异者与体面的工人阶级区分开的生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美国刚刚获得解放的奴隶也带来了新的家庭观念。黑人无产者抓住他们的自由，运用他们在奴役期间形成的各种浪漫关系的规范，建立起新的家庭和性关系。在美国内战后收集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政府记录中，历史学家发现他们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结构比同时代农场或工厂中的白人更加多样化。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的许多黑人情侣都以“情人”或者“试婚”的关系“交往”，或者以非婚姻的、暂时且往往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浪漫关系“同居”。在这些暂时的关系中，情侣也会共同抚养“情人小孩”。【28】这种情况（尽管称呼不同）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可能很熟悉，但在1870年的白人家庭中却很少见。政府代理人、传教士、警察和新兴的体面黑人都试图竭力干预这种非正式的结合。接受一些联邦和教会服务的黑人情侣必须合法结婚，不久就有黑人因违反婚姻法而被调查和起诉。

对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中日益扩大的性偏异和家庭异质性的认识，指向了另一种性别政治，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根本上追求的不同。试图在合法婚姻狭隘的体面性之外共同生活的黑人家庭、朝去剧院的人群起哄的异装的跨性别女性、在小巷里做爱的水手和工厂工人，以及巴黎公社中开救护车的妓女，都指出了摆脱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另一条道路。这里，工人阶级家庭的废除没有带来家庭的自然化恢复，也没有那种即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的性别保守主义。这些无产阶级性偏异者倾向于一种不同类型的酷儿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随后几十年的工人运动中却消失了。

2.工人运动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时，指的只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新兴的工人运动开始把提高家庭工资作为核心要求，由此确保了实现体面的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所需的底线。从188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工人阶级身份，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规模庞大且稳定的政治组织的基础。【29】无论是在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斗争中，还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中，工人的身份都为统治权力和能力的主张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参与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废除自己，而是试图实现一个从工业雇佣劳动的推论得出的世界。这些要素是包括大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个潮流，直至1960年代末的起义的共同视野。

工人运动典型的家庭理想，是一个男性挣钱供养一个没有工资的家庭主妇、供养孩子上学，他们的家庭是体面的道德与性规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这种家庭模式而奋斗的，在斗争占优势的时期他们确实成功了。这种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加上与之相伴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及政治胜利，为工人阶级的代际社会再生产的维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新条件。即使对于在经济上做不到把妻子或母亲完全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工人阶级家庭，这种家庭模式的关键要素对于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的体面性来说，也变得至关重要（而这在以前的时代是罕见的）：不与和家庭生活在一起；尽可能争取单户住宅；男性控制家庭财务；在孤立的家庭结构和住所中，父亲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性虐待不再受到邻居的监视；妻子则承担着无报酬生育劳动的全部责任。

这种家庭结构是一项巨大的胜利，它提高了数百万工人阶级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水平，并为稳定的邻里组织、持续的社会主义斗争和重大政治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工人运动区别于流氓无产阶级、黑人工人和酷儿的手段。这种家庭形式将为美国白人身份和中产阶级财产所有权提供性和性别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这种家庭模式称为“男性养家糊口（male-breadwinner）型”或者“家庭主妇型（housewife-based）”，表明这种家庭模式同时依赖于男性有薪的劳动和女性无薪的劳动。由于工资纽带对于这种模式的维持来说至关重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家庭工资”模式。

在1880至1890年代间的欧洲工业中心，多个因素共同为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创造了条件。【30】在对混乱的工人阶级叛乱的恐惧下，工会、工人党派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赢来了一系列规章、举措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也带来了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的结构变革巩固了工厂的有薪生产，把儿童和已婚妇女从有薪劳动大军中驱逐出去，并降低了消费品的成本。

工会的鼓动和组织，赢来了工资的显著增长以及工资份额的增长，生活水平全面地提高了。更高的工资使得只依靠一份工资生活的家庭成为可能，这把体面的工人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区分开来。关于男性养家糊口家庭的愿景给工人、雇主和国家提供了象征性的团结。1890年代，工会明确地把“家庭工资”的要求作为提高工资的合法基础。这一呼吁也引起了他们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的共鸣——正因为这体现了工人阶级怀有资产阶级的愿望。在男性工资较高的同时，工会也组织起来把女性排除在他们的行业之外，作为防止竞争和工资下降的一种手段，1880、90年代间他们成功把妇女排除了。男性工人阻止女性就业有着合理的理由：在工会没能阻止女性就业的地方，工资会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和女性的工资较低而大幅下降。工人阶级男性比女性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使工人阶级家庭有更合理的理由把精力集中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有薪工作上。【31】

随着工资提高这一政治进步，资本主义竞争也压低了消费品的价值，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这进一步改善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之后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工人阶级消费品的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很多工人阶级人口的生活水平。

此外，当雇主开始试图更全面地控制工作流程、取消工作团队，他们也大幅减少了对儿童的雇佣。基于团队的工作模式的结束，逐渐与限制童工和儿童工时的政治运动重合。离开了工厂的孩子们进入了新的义务性公立学校系统，学校又进一步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家庭理想。

制造商逐渐把生产从家庭转移出去，整合进工厂中，这结束了能让母亲在家从事有偿劳动的外包系统。适合母亲的有偿工作消失后，母亲越来越多地在家中从事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只有在分娩前或孩子长大以后，妇女才能从事有偿工作。工厂和家庭之间的这种日益扩大的分工，巩固并加强了一种关于工作的特殊的性别化的、主观的理解：有薪劳动男性化与无薪的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很关心妇女工作的腐化性，这体现出一种关于家庭生活该如何组织的观念。随着189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权力的种种变化，工人阶级的其中一个阶层实现了这种家庭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性别分工。

在社会主义组织的推动下，市政府为这些新的体面的工人阶级社区建设了基础设施：自来水和污水系统、安全的住房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这些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疾病和死亡率，使工人阶级能在更远离工厂、更舒适的条件下生活，形成更严格的个人卫生习惯，这也进一步把他们与穷人区分开来。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允许、激励并迫使工人阶级家庭采取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这为一种肯定性的工人阶级身份提供了性与性别的基础。在1873至1914年的家庭账单中，欧洲各阶层的工人阶级家庭收入中，由一名成年男性提供的份额显著增加，通常稳定在70%至80%左右。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的巩固时期似乎是已婚妇女经济活动的一个U形低谷，在1910年至1920年间达到最低值。【32】

这种家庭范式为工人运动赢得的体面性是不可低估的。工人阶级经常被描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非人，智力和文化能力在根本上低下，完全不适合参与任何形式的治理。这种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种族征服和意识形态混在了一起，固有的基因劣势的观念被当做反对黑人、移民、犹太或爱尔兰工人的武器。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赢得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尊重，以及在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尊严，对于一场更广泛、最终有效的斗争来说是关键和必要的——包括取得投票权和参政权，使工会活动合法化，让工人阶级生活的许多方面去罪化，以及显著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降低婴儿死亡率。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体面是走向全面社会主义和全面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一步。在今天，“体面”往往意味着政治保守；但对于参与工人运动的许多人来说，这曾经是一种获得实质政治权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对社会的一种革命性改造。

这种家庭模式是一种“范式”，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体面性的衡量和标志。母亲继续在家中或家外从事有偿工作的家庭会面临邻居的谴责，以及来自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排斥。与此同时，男性工人开始把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与父权制的自豪感、成就感和自尊联系起来。工人们追求这种家庭结构，以便宣称他们的工资的道德维度，让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倾向于工人的法规。家庭主妇成为工人阶级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主要组织者。赋予这种家庭结构以道德合法性，也是工人运动得以将其影响力从工作场所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一种手段。

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由雇主在19世纪末设计和实施的。大多数雇主对工人的非工作时间、家庭选择和家庭安排缺乏直接控制权，也反对把家庭看做是服务于资本家的功能主义观点。除了偏远地区的公司市镇以外，雇主似乎并没有想争取这种控制权。这种家庭模式也和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在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扩大无关。包括继承权在内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关键要素，对绝大多数无产者来说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意义。这种家庭模式是阶级斗争的偶然结果。

工人运动的一切因素，也包括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从来都不是普遍共有或普遍可获得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它才是大多数无产者可以获得的。但在1880、90年代，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在美国和欧洲的白人工薪阶层中迅速增加，并成为许多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主要家庭模式。也有许多工人阶级家庭被落在了后面。最底层的工薪阶层家庭从来没能取得足以靠一份工资生存的收入，这就要求母亲们继续从事非正式的有薪工作，或者在工作和抚养孩子之间找平衡，忍受着富裕邻居的评判。工人可以通过把他们的运气和流氓无产者、殖民地人民作对比并感到宽慰。这基本上是一种种族化的异性恋本位（racial heteronormativity）的逻辑，一种把性偏异者和性工作者排除在阶级的自我观念之外的逻辑。换句话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下的核心家庭不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那样，被看做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机构，而开始体现并标定出文明的白人和未开化的其他人的区分。到了19世纪中期，性工作者和酷儿与同阶级的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发生了变化，性偏异者越来越被排除在体面的工人阶级生活之外。

第二国际中有关家庭的矛盾

工人运动对家庭的导向具有两面性。对男性养家糊口模式的范式性追求，和另一种与之相反的驱动力构成了张力，而后者形塑了工人运动在性别方面的斗争。工人运动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基于无产阶级化的共同经历，这为通过女性就业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主动废除家庭的主张，提供了内在依据。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与普遍就业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形塑了工人运动进程中有关家庭的辩论和斗争。

无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对妇女就业的立场如何，他们至少完全放弃了废除家庭的呼吁。欧洲最大的大众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解释说，尽管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工人阶级家庭，但人们可以确定社会主义者绝不会在政治上攻击家庭：

一个最常见的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在于这样个观念，即社会主义提议废除家庭。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有一丁点想废除家庭，也就是在法律上强行解散家庭的想法。只有最严重的歪曲才会给社会主义安上这样的意图。【33】

女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效力的核心。她们也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积极的志愿组织者建设起它在社区的基础架构。在世纪之交的德国，最畅销的社会主义书籍不是《共产党宣言》，也不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而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书中，倍倍尔讲述了性别压迫的漫长历史，并预言了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性别压迫是第二国际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群众基础的主要关切点，因为性别恰恰是无产者理解资本主义压迫和社会主义解放的主要形式。

女性在社会民主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包括克拉拉·柴特金（Clara Zetkin）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第二国际的英国分部也很受尊敬。尽管在社会民主党应该如何关联女性议题这一议题上，存在许多大的分歧，但女性们对女性平等的研究很有热情，并成功说服社会民主党加进了一个立场坚定的女性权利平台。女性就业问题是个核心议题。第二国际的女性倡导者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辩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女性进工厂工作是否对对阶级事业有害，家庭主妇是否了构成组织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妇女就业是否对她们的平等来说至关重要。

罗莎·卢森堡把她对女性权力主张，完全落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女性是政治主体正是因为她们工作。罗莎·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女性的权利在根本上取决于她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如今，数百万无产阶级女性和男性一样创造着资本利润——在工厂、车间、农场、家庭工业、办公室、商店……因此，每一天、每一点工业进步都为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坚实基础增添了新的基石。【34】

其他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依靠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平等的代价太高了，他们主张社会主义者对女性的有薪工作进行限制。克拉拉·柴特金在文章中反对女性就业：“需要建立新的壁垒，以反对对无产阶级女性的剥削。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需要得到恢复和永久的保障。”【35】

家庭主妇型家庭的体面性，深深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社会的想象。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以及与之相随的邻里关系，承载着使社会民主党声称自己适合执政的社会声望。许多工人运动的报纸都赞美“社会主义好妻子”养育“社会主义好孩子”【36】。女性的社区组织，是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基础扩展进范围更广的工人阶级生活政治的主要机制。有关女性的社会主义辩论和宣传，强调得最多的是家庭主妇面临的问题，包括消费品价格、社区条件、住房、学校教育、与丈夫的权力动态、家庭内部的工资分配、工人组织内部的决策以及妇女选举权。工人阶级核心家庭模式及其与之相伴的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成为把工会权力扩展至社会生活的主要机制，构成了工人运动及其身份的深度。

俄国革命中的家庭

在工人运动期间，“废除家庭”的要求有了不同的新含义；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为废除资产阶级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而是通过再生产劳动集体化，实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俄国革命期间，工人运动的逻辑中确实包含着真正的废除家庭的努力。

俄罗斯的小工业工人阶级甚至还不曾像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同志那样，过上体面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而且布尔什维克起初也没想鼓励这种家庭形式。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开始相信，充分动员女性对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和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实施了一套涵盖广泛的支持女性的政策，远远超过了欧洲的现有政策。布尔什维克推出了简易离婚、法律上的性别平等，以及堕胎的机会。在进步的性学（sexology）的启发下，布尔什维克还实施了一套类似的支持同性恋的全面立法，包括废除所有反鸡奸法，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革命后的苏俄在女性平等方面领先于世界。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在早期苏联政府的多个职位上工作，包括领导社会福利部门和妇女工作。科伦泰敦促国家机构承担起抚养孩子、养活工人阶级、洗衣服、打扫房间等各种形式的家务和代际再生产的全部责任。她呼吁通过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废除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

共产主义经济废除了家庭。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向单一生产计划和集体社会消费的过渡，家庭失去了作为经济单位的意义。家庭的外部经济功能消失了，消费不再以单个家庭为基础进行组织，一个社会厨房和食堂网络建立起来，衣服的制作、修补、洗涤以及其他方面的家务劳动被纳入国民经济。【37】

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是废除家庭的实际物质性机制，对于家庭的废除十分关键。通过逐步扩展幼儿园、儿童聚居地和托儿所，“工人国家”甚至在儿童抚养方面也将取代家庭【38】。科伦泰把这种再生产劳动的转变看做是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性别和性关系、建立全面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

不再有对女人的家庭束缚。不再有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女性不再需要担心失去生活来源，独自抚养孩子。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依靠丈夫，而是靠自己工作。【39】

柯伦泰对于这样一场家庭生活的社会革命之后性和性别问题会如何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高度平等的性别关系、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的提升，以及组织亲密关系和浪漫的新形式。如果所有的再生产劳动都完全集体化，家庭就不再有任何经济功能，而完全成为个人的选择。

但这种解放是有代价的，这也是工人运动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必要要求：国家权威下的有薪劳动的普遍化。科伦泰明确表示，家庭必须被废除，正是因为它消耗了工人本可以投入劳动的社会资源：“国家不需要家庭，因为家庭经济不再有利可图：家庭分散了工人对更有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注意力。”【40】在柯伦泰的设想中，工厂作为再生产的社会统一体取代了家庭，工作和国家的新的专制取代了父权制。

很少有关于俄罗斯革命中女性（如柯伦泰倡导的那样）住在在集体住房里、共享儿童保育、在食堂吃饭的文档记录。然而，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表明，其中的矛盾可能不容忽视。在中国，国家主持的项目同样用住房、食品和儿童保育的集体化取代了家庭。毛泽东曾呼吁通过集体化废除家庭：“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的产物，在未来，家庭的一切痕迹都将被抹除……现在，工人家庭已经不再是生产单位。”【41】尽管这些食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却也成了强制规训的工具，由于政治偏袒，厨房管理者面临着食物配给越来越少的状况。国家政策加剧了饥荒，农民也不再有独立的谋生手段。1958年至1962年间有超过三千万人挨饿，集体化厨房似乎是罪魁祸首之一。1961年一名政府官员写道，“群众对公共厨房深恶痛绝……他们说：‘跟食堂经理交朋友，你就再也不会缺馒头和粥了……刀挂在饭勺上。’”【42】

作为在内战期间生存的直接手段，列宁支持科伦泰废除家庭的努力，但柯伦泰是唯一一个渴望永久改变俄罗斯家庭的人。随着1922年战争的结束，布尔什维克政府取消了对家务劳动集体化努力的支持，只保留了像日间托儿所这样能让女性在工厂和田间工作的设施。到了1933年，斯大林重新将同性恋定为犯罪，也收回离婚的合法权利，引入了鼓励形成核心家庭的生育政策。1940年代科伦泰在瑞典担任大使，在那里度过了晚年，安静地接受了苏联性别不平等的重新出现和核心家庭的巩固。

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工人运动中有关家庭的核心矛盾：一方面是通过无产阶级化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和进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依靠核心家庭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后者，而俄罗斯革命从前一极摆向了后一极。

吉姆·克劳法（Jim Crow）

在工人运动期间，美国沿着一条与欧亚对应但不同的轨迹，巩固了工人阶级家庭的范式，这条轨迹与吉姆·克劳法、白人财产所有权和郊区化（suburbanization）交织在一起。19世纪末的大多数美国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从事农业。美国东北部正迅速工业化，制造业蓬勃发展，白人劳动力主要凭借他们的欧洲移民身份组织了起来。中西部则是白人家庭经营的小型独立农场的所在地，这些农场是在对美洲土著种族灭绝式的驱赶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19世纪中叶从墨西哥夺取来的西南部地区，在铁路建成后开始与美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涌入了许多从事采矿、农业和畜牧业的白人定居者。1890年代，南方白人土地所有者击垮了黑人的重建运动，重新确立了一个新的白人至上主义政权，实行隔离法律、剥夺公民权和持续的种族恐怖，把非裔美国人困进佃农制农业中，并阻止他们从工人运动中获益。美国工人运动是由这种白人至上的逻辑塑造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跨阶级的白人种族身份阻碍了大规模劳工运动的联合。殖民者对西部荒地的掠夺为白人工人提供了阶级流动的机会，也提供了逃离雇佣劳动、获得独立的可能性。即便是对无产者来说，白人身份也是由拥有财产的可能性以及对国家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的认同构建的。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些种族动态关系形塑了工人阶级的家庭模式。对于白人工人来说，工人运动使之得以可能的父权制家庭，是由社会地位、财产所有权和体面性构成的。黑人工人被排除在这些工人运动的核心位置之外，但他们在此期间也遭遇了家庭范式极剧窄化。对黑人家庭来说，父权制范式不是通过体面性，而是通过佃农制的限制强加的。黑人佃农要被迫结婚。白人地主只会把土地租赁给已婚夫妇。棉花农业的范围正在扩大，每块土地都很小，新的黑人家庭只要结婚就可以获得土地，但单身黑人成年人或那些家庭安排方式不按常规的人却无法获得土地。一旦黑人能逃离佃农制时，他们的结婚率就急剧下降。【43】随着黑人进入工业化城市，他们似乎抓住了逃离异性恋、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范式的机会。吉姆·克劳法强加于黑人的不仅是贫穷、种族主义恐怖、政治排除与法律上的次等，也包括一种十分刻板的父权制家庭。因此，后吉姆·克劳法时代黑人的低结婚率（后文将会讨论）或许不仅是贫穷、缺乏稳定工作和无法从工人运动中获益导致的，也是对佃农耕作制度下的家庭制度的抵抗与逃离。

与此同时，白人工人阶级家庭逐渐从主要依赖自家农场，转向了有薪工业劳动。家庭经营的农场依赖于长期的夫妻关系。整个19世纪，美国白人占据的土地边界和新的定居地的不断扩张，都允许并鼓励着稳定的家庭的形成。其中许多农民家庭都被吸引到社会主义党和其他左翼平民主义政党中，但这些运动依然无法把他们的阶级意识从对财产所有权、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白人自主的坚定捍卫中分开。19世纪末的以技术行业为主的白人工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资本家和独立农场主的性别保守主义。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这些白人技术工人也努力追求——并在19世纪末大部分人得以享受——以确保家庭主妇型家庭结构的家庭工资。

和欧洲一样，这种发展中的家庭模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陷入了危机。两次世界大战首次为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女性提供了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军事和战争工业施行性别隔离，对同性恋较为温和，首次形成了大规模的美国地下同性恋社区。【4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经历了一种与早期苏联社会相当的性别秩序：在组织上施行完全的无产阶级化、家庭解体、同性恋和女权的空间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国家控制。新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整合进稳固的、异性恋本位的工人阶级身份，他们在战争年代新的工业雇佣劳动的暴政以及国家的控制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性自由。

美国工人运动的这种种族化分层一直持续到20世纪。1930年代，一场产业工人运动最终获得力量，它却无法在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尤为突出的政权下在东南、西南部各州站稳脚跟，如今这些州成了没有工会斗争的法律保护的“工作权”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随着非裔美国人离开农场，进入雇佣劳动领域，他们发现美国工人运动在各地被接受的程度并不均衡。反种族主义的工会试图实现对战后美国的另一种设想，在主要的工会化工厂周围建造种族融合的郊区住宅。但是美国白人工人在跨种族团结方面的利益并不一致；许多人倾向于通过本土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捍卫自己的利益。

3.对工人运动的反对以及工人运动之后

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无产者开始大规模反抗。内战、街头骚乱和大规模学生工人罢工席卷了每一个大陆。这些叛乱是多重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种族隔离、国家压迫、性别主导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叠展开。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地推翻了由法定的低等和暴力恐怖构成的环环相扣的种族体系——正是这种体系推出了吉姆·克劳法。通过暴乱、黑人权力组织、激进抗议和制度化的政治阶级宣传，无产者进一步反抗集中化的城市贫困，无法从工人运动中获益的状况，以及国家的警察暴力与监禁的状况。到了1970年，一种新的反叛形式出现了，它借鉴了黑人解放运动的策略和分析，如今正对工人运动的性别和性制度发起挑战。这些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激进人士试图废除男性养家糊口的异性恋核心家庭模式，以便实现全面的性和性别自由。

这个时代出现了对工人运动中的性别和性规范的三重反叛：激进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黑人女性组织。他们反对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暗含的性别和性制度，通过三项主要的质疑拒斥工人运动的性政治：质疑左翼信奉的男性气概、异性恋核心家庭和郊区生活的痛苦，以及工作本身。

反对家庭

1960年代末，男女同性恋爆发式地以激进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发起了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性别越轨和爱欲的激进政治组织。1970年代，同性恋解放团体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迅速发展。他们共同致力于爱欲愉悦的解放力量。意大利的马里奥·梅里（Mario Mieli）、法国的盖伊·霍奎恩（Guy Hocquenghem）和英国的大卫·费恩巴赫（David Fernbach）等同性恋革命者都把性爱视为人类自由的潜在的解放源泉，这反映了同性恋解放主义者圈子中的一种普遍情绪。爱欲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抑和贬低了，被异性恋和郊区核心家庭严格限制，而在越轨潜能中被释放出来。比起各种共同的本质性身份，爱欲的团结更能为同性恋共产主义提供实例。

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的有色人种，尤其是流氓无产者性工作者，在1966年旧金山康普顿自助餐厅的暴乱以及1969年纽约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中发挥了引领性的斗争作用，随后又通过街头异装行动革命（STAR）等团体，在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中突现出来。在政治酝酿和社会动荡的时期，拉丁裔和黑人跨性别女性发挥了尤为戏剧化和有影响力的作用，为正在形成的酷儿政治构建了叛乱和造反的一极。玛莎·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西维亚·雷·里维拉（Sylvia Ray Rivera）和少校女士格里芬·格拉西（Miss Major Griffen-Gracy）等跨性别性工作者，都成了石墙起义中的传奇人物，她们也是1970年代同性恋管控政策的激烈反对者。里维拉后来反思了石墙叛乱中跨性别人士的边缘性和好战性：

我和其他许多跨性别人士都投身于各种斗争。但是在这些斗争中，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中，我们仍然被排斥在外。其中一些运动容忍跨性别群体的唯一原因在于，我们是狂热的前线分子。我们不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我们没什么可失去。【45】

1950年代末起，在美国大城市的酷儿群体中最显眼的是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这使她们最容易遭遇街头骚扰和暴力。他们一向是警察、主流同性恋者和性别激进者眼中偏异酷儿的代表。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正式的雇佣劳动之外，通过街头性工作和犯罪维持生存。她们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可能只占数百人，但在更广泛的地下世界中却是核心人物，这个地下世界中有成千个混杂的流氓无产阶级酷儿，各色各样的无产阶级同性恋者，包括其他非融入的（non-passing，译注：指并不被旁人视作变性后的性别的跨性别人士）性偏异者、无家可归的同性恋者、吸毒的酷儿、性工作者和同性恋罪犯。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尝试了一系列新的方法获得性快感和家庭安排，包括独身、自由恋爱、排他性的同性恋、集体生活、开放关系、禁止一夫一妻制、性快感平等化等等。类似地，1960年代末的青年反叛者哪怕不是女权主义者或者酷儿，也提出了一种对（在工人运动逻辑以及在它的帮助下建立起的社会之外的）非规范性性快感的激进承诺。这种性和性别实验是一些男性主导的极左组织项目、早期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团体、男同性恋解放主义团体以及相关的酷儿亚文化圈子的一个特征。大学生对于禁止男性在女生宿舍过夜的规定的反对，引发了法国1968年5月的叛乱。自由恋爱、非婚的随意性行为和节育，是1960年代反文化嬉皮青年运动的核心，这体现了对异化社会的彻底拒绝。以核心人物为基础的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团体，如气象员（Weathermen）和后来的乔治·杰克逊军旅（George Jackson Brigade），都强烈反对一夫一妻制范式，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46】从那个时代激进的回忆录和短命的公社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性作为快乐、自由和联系的源泉的生机勃勃的发现。

这些性别和性激进人士一致认为，异性恋核心家庭是一个恐怖和专制的场所。女权主义者和妇女解放运动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坚决反对作为女性受统治的症结的家庭主妇的境况。女权主义各个主要趋势，因其对家庭形式的特殊批评和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异。最主流的自由女权主义者追求劳动力平等，以便让女性能摆脱不良的关系，他们倡导家庭中的平等，这与几代人之前的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要求相呼应。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是性别社会化、父权专制和性别暴力的主要工具，他们把彻底摧毁家庭作为实现真正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步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就家庭主妇的角色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关系问题展开详尽的争论，他们在究竟是发起主妇的自组织还是着眼于组织雇佣劳动中女性方面（这也是工人运动中的常见矛盾）上有分歧。所有人都认为做家庭主妇是一种可怕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家庭主妇具体体现了在压迫性的社会中做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

激进的女权主义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家庭的暴行的最深刻、最彻底的讨论，指出了家庭的直接主导、暴力征服和根本异化的性质。是他们首先认识到性暴力在性别关系中的核心位置。他们认为，家庭的隐私性使它免受考察和反抗，这助长并维持了核心家庭中的特殊的恐怖：儿童虐待、亲密伴侣暴力、婚内强奸、原子化隔离、反酷儿的恐怖以及强制的性别社会化。艾莉森·爱德华兹（Alison Edwards）认为，女性易遭强奸的直接原因是男性养家糊口的关系对于家庭主妇的无薪劳动的依赖：

许多妻子都是她丈夫的老板的无薪雇员。劳累的家务劳动反过来又塑造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依赖的性别，柔和的性别、愚蠢、无趣的性别，容易到手的性别。正是这些因素形塑了强奸的政治。【47】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这些性别及性运动，既继承了共产主义遗产，又挑战了工人运动的性别保守主义，它们重新提出了废除家庭的呼吁。就这一要求来说，这些运动都认识到家庭在性别和性别暴力制度中的核心性，也对历史上的工人运动与资产阶级家庭理想的共谋提出了质疑。许多人认为，压迫是通过核心家庭所强加的规范性性别角色建立起来的。1970年，第三次世界同性恋革命运动（Third World Gay Revolution）在1970年的纽约政纲中写道：

我们希望废除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制度。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核心家庭通过塑造性别角色、定义性别和性剥削，使同性恋与异性恋的错误类别经久不衰。作为资本主义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创造出了压迫性的角色。这一系列压迫都源于核心家庭的结构。【48】

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的批判，与他们对美国郊区的原子化、孤立化及社会状况的拒绝是分不开的。他们所批判的家庭的阶级特征是模糊的，因为正是工人运动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稳定、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而郊区的建设模糊了白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形式的区别。1963年一部受众广泛的女权主义经典之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把家庭主妇单独作为分析的核心。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书从对郊区生活的描述开始：

一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埋藏在美国女性的脑海中，说不出口。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女性忍受着一种奇怪的激动，一种不满、向往。每个郊区的妻子都独自在这种感觉中挣扎。【49】

那个时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酷儿在抵抗的实践与分析中提出的对家庭的废除，至今仍有回响：它体现在对替代性的生活安排和浪漫形式的尝试、对一切郊区同化的渴望的拒绝、对屈从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要求的拒绝、对约束性的性和性别角色的拒绝，以及把人际关系彻底看做政治的态度中。第三世界女性联盟（Third World Women’s Alliance）呼吁建立一种基于性别平等的扩大的共同家庭结构：

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家庭制度被用作一种经济和心理工具，而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我们声明，我们不会和任何人对人的私有制扯上关系。我们鼓励并支持共同家庭的持续发展以及大家庭的理念，鼓励父权制家庭以外的替代形式，呼吁男女共同分担包括家务和儿童保育在内的一切工作。【50】

这种集体生活安排有时可以把公寓变成无家可归的跨性别有色人种工人的非正式互助庇护所，有时是精心安排的、有领导的、高度自律的集体住房，有着对男女同性恋的严格着装规范，有时是农村的嬉皮社区。

黑人女权主义者试图解决作为白人规范性机构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历史问题。自1930年代起，随着大量移民来到北方城市，非裔美国人一方面进入了蓝领工薪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又被排除在日益增长的郊区白领就业部门之外。许多人发现自己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集中了贫困、暴力的种族政策、不合标准的住房和不平等的工资就业机会的社区。20世纪60年代中和后期，随着民权运动成功拆除了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法的法律体系，150余个美国城市的非裔美国青年发起了骚乱。这些起义促成了黑人组织重要的重新定位，并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密切关注。

政府一个回应是1965年美国参议员兼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莫伊尼汉（Patrick Moynihan）的一份报告，报告认为黑人城市生活的社会混乱是由女性主导的家庭直接导致的。这份报告题为《黑人家庭：国家诉讼案》（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被称为《莫伊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它做出的评估在种种伪装下指导了许多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乃至于性别保守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的思考：黑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和其他社会功能失调是黑人社区中女性主导的家庭过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黑人母权制”；黑人妇女的婚姻和生活方式选择，包括高比例的有薪工作和相对较低的结婚率，都使美国黑人在更广泛的、期待家庭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并造成了黑人的男性气概危机及犯罪的不当行为、破坏性的社会抗议和失业的危机。在这里，美国黑人被排除在工人运动特有的家庭形式之外的现象，被归咎于黑人妇女，与此相反的异性恋本位父权家庭模式则被当做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恩格斯以及资产阶级评论家对工人阶级生活的道德失调的恐慌的回响，工人阶级为了适应物质方面的约束，采取了新的家庭形式。

尽管大多数黑人都无法选择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但黑人避免结婚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是对性自由的积极主张，对父权家庭规范的拒绝，以及对其他形式的家庭结构的提倡。上文提到，逃离了吉姆·克劳法的强制婚姻的非裔美国人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选择不结婚。在种族主义劳动力市场排斥下，黑人男性的周期性失业也是阻碍婚姻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在吉姆·克劳法时期，被排斥在雇佣劳动之外的黑人无产者也被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随着大迁徙（Great Migration）和吉姆·克劳法的废除，黑人无产者开始从事雇佣劳动，但他们通常都没有办法（无论他们愿不愿意）建立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黑人女性不愿意牺牲独立来换取对一种不可能体面的无望的、半途追赶的追求，她们通常选择和朋友或女性亲戚一起抚养孩子，而不是和丈夫。弗朗西斯·比尔（Francis Beale）在“双重威胁：做黑人与做女性（Double Jeopardy: To Be Black and Female）”中写道：

想让黑人女性按照中产阶级白人的模式简单地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是一种白日梦。大多数黑人女性不得不靠工作维持家庭的居住、吃饭和穿衣。黑人女性在黑人劳动力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对于最贫困的黑人家庭以及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如此。【52】

《莫伊尼汉报告》促成了一些为塑造黑人性别的福利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骚乱极大地增强了政府对“反贫困战争”的支持，美国福利制度开始扩大并把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在内。美国的大部分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从1930年代开始实施的，当时美国南部的大部分白人地主仍然依赖着从属于他们的黑人家庭的劳动力。各种福利制都有意把家庭佣工和农业工人，也就是把大部分非裔劳动力排除在外，并在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地区设置许多政府层面的控制权。1940、50年代，黑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福利支持之外。为了平息和控制1960年代的动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开始向失业的单身非裔女性开放机会。

这些妇女在福利部门居高临下的社会控制模式中遭遇了许多挫折。她们很快组织起一个项目网络，也就是之后的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该组织由接受现金拨款福利的非裔母亲组成，在1960年代末发起了许多场运动，显著改善了领取福利者的机会和待遇，组织的终极目标是争取数额可观的联邦全民基本收入。她们组织的其中一项很有名的运动旨在挑战对黑人性别的强迫。福利部门不给有“男人在家”的女性提供福利，认为母亲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为了落实这项政策，福利部门和警察部门合作展开“午夜突袭”，在深夜进行检查，以评估福利领取者是否与男性同居或者有性活动，从而没有资格获得福利。NWRO通过动员和诉讼成功废除了这些做法，捍卫了黑人无产者的非婚性关系权利。

反对工作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别激进人士的第三个要点，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开始拒绝工作。许多女权主义者仍然停留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国家干预设想平等的框架内，但我们将关注工人阶级女性中的两例更自觉的反工作斗争：美国福利权利运动（American welfare rights movement）与家务工资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WRO），是贫穷的非裔美国人对工作的反叛。【53】黑人工会运动呼吁充分就业和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需求对NWRO激进人士来说几乎没有吸引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毕生辛勤工作，却发现自己的工作是没有成就感和异化的。NWRO的资料提供了一个历史论点，即好几代非裔美国人用受奴役的、低下的劳动建立了这个国家，他们已经工作够了。NWRO组织起来反对低工资和无工资的“工作福利”方案的剥削与残酷。有些NWRO成员强调她们作为母亲的角色就是对社会作出生产性贡献的一种形式，其他人则反对这种说法，而是主张把“生命权”与工资、工作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区分开。这些激进人士静坐示威，占领福利办公室和政府大楼，在法庭上动员起来，鼓励福利接受者争取尽可能多的福利，试图把福利系统推向危机，以迫使整个系统大规模重组，结束美国现金拨款福利的繁琐的经济状况调查、行为规范和督促工作的做法。NWRO的一项核心运动是争取由联邦提供的年收入，或称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在许多支持者看来，这是一种结束长期被迫从事不满意的工作的手段。通过切断工作与生计的联系，福利权利活动者要求结束强迫工作。

这种主张与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福利的理解相比，有了根本的转变。欧美的战后福利项目主要是作为充分就业的补充而设计的。老年护理、儿童护理、失业保险、残疾保险或公共医疗，都是对终身雇佣劳动的补充。NWRO所面对的扶贫项目的用意，是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福利通常被设置为远低于最低工资的水平，经济状况调查试图排除有就业能力的人，福利领取者会在不同程度被督促着投入工作岗位。在美国南部，一切福利的获得都仅限于满足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现金拨款的福利额度接近低工资，只有在失业率高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被视为合理的。而对于NWRO和1960年代的其他福利权利激进人士来说，福利不仅是对雇佣劳动的补充，也是逃离雇佣劳动的一种手段。

工人阶级女性运动中的反工作态度不仅限于非裔美国人的福利权利运动。家务工资运动有条理里阐述了无薪家务劳动之苦（作为有薪劳动之苦的反面）。197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起义愈演愈烈，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很快蔓延至英国和美国的一部分地区。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女性与社区的颠覆》（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一文认为，妇女受到的压迫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总体所产生的，这为后来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奠定了概念基础。这篇文章做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它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时依赖于有薪工作场所劳动与无薪的家庭再生产劳动，同时由工人运动的激烈反抗和对它限制塑造。达拉·科斯特写道，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54】，它构成了有薪活动和无薪活动之间的鸿沟：“家庭结构使男性成为工资奴隶，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这些服务分配给家庭中的女性，与此同时也对女性流入劳动力市场加以控制。”【55】

随着以家庭主妇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出现，女性被安置进家中，造成了工人阶级中的性别分工。女性的斗争必然要拒绝家庭，与再生产护理行业从业者联盟，发起一场革命性的叛乱：

我们必须离开房子，必须拒绝家庭，因为我们要和其他女性团结起来，与一切认定了女性应当留在家里的状况作斗争，与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的斗争联合起来——无论这贫民窟是托儿所、学校、医院、养老院还是收容所。废除家庭本身已经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了。【56】

这种反对家庭的斗争在根本上针对的不是雇佣劳动，而是要拒绝工作本身：

女人必须完整地发现自己的潜能——既不是补袜子，也不是当远洋船长。更准确地说，我们可能想希望做这些事，但现在这些活动不能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只能在资本的历史中。【57】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的说法也呼应了家务劳动工资的反工作维度：

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要求家务劳动工资的革命性意味。通过这种要求，我们的“天性”终结了，斗争开始了，因为要求家务劳动工资就意味着拒绝这种被当成我们的天性的表达的工作，因此恰恰也拒绝了资本给我们发明的女性角色。【58】

无论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多么反直觉，费德里西讲得很清楚，对工资的要求也是对拒绝工作的能力的需求。对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拒绝工作不是个人对工作的有意逃避，而是大规模罢工行动和有组织的阶级反抗的可能性。在这里，他们的政策建议是一种揭露无报酬家务劳动暗含的动态关系的手段。在费德里西看来，对工作的拒绝是靠工资实现的：“从现在起，我们对每分钟的工作都要求报酬，这样我们就可以拒绝一部分工作，最终拒绝全部工作。”【59】

在这种反工作的视角下，可以把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看做是非计划性的（non-programmatic），把他们对补偿无报酬的再生产活动的经济补偿的要求，和他们对这些活动的价值创造属性的主张看做挑衅性的；他们真正的洞察在于其他方面。达拉·科斯特对“家务劳动工资”只是略带批判地顺带提一下。西尔维亚·费德里西对家务劳动工资的呼吁出自一篇名为“工资对抗家务劳动”的文章。包括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在内的许多家务劳动工资的提倡者，设想的可能是某种比较表面的东西。【60】

限制与矛盾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人女性左翼分子、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者对性别自由的理解比以前的表述更深入了。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前辈不同，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家庭是个人征服、暴力、野蛮和异化的场所。他们把阶级本身的自我活动，也就是通过直接建立替代性的亲属关系和互助关系的活动，理解为废除家庭的主要机制。尽管还不够清晰，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帝国、郊区白人、制度化的工人运动和异性恋本位的父权制家庭的关联。他们渴望一种作为相互关爱、爱欲愉悦、共同斗争和个人转化的广大且公共的场所的家庭，而不是作为孤立与控制的家庭。

在对强制性二元性别表达和规范性的性别期望提出批判时，他们开始把性别和性身份的废除设想为废除家庭的完成。他们认为废除家庭的斗争需要个人直接改变他们对其他人的期待和举动，推进并加深之前关于男性沙文主义对阶级斗争有害的社会主义批判。1970年代的性别激进人士在处理经济生存和工作时，开始朝拒绝工作迈进，不只是想象通过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实现平等，而是渴望摆脱雇佣劳动的束缚。

然而他们的政治主张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构建起的解放的愿景，已经不再能像它们在1970年代初采取的形式那样，激起大规模的性别反叛了，在之后几十年间的性别思想和斗争中，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是有效提出了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回响的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也是对一个已然变化的世界的回应。

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从他们对原子化的异性恋核心家庭的批判中，推论出了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理解。他们认为父权制是军国主义、独裁国家的巩固、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性暴力、性别规范和私有财产的根本基础。激进女权主义者把女性遭受的压迫放进一个性别种姓或者性别阶级体系中。认为女性构成了一个有一致性的社会群体，具有一套易于整合的统一利益——就像早期工人运动对工业无产阶级的想象那样——在家庭中遭受一种有独特形式的压迫。这种性别阶级分析一贯地反思了他们自己关于压迫的经验，主要是白人妇女对于受困于郊区家庭的抵制，但这种分析严重误读了家庭在资本主义中的位置。

尽管在封建制下，国家组织、经济和父权家庭之间曾经有同源且直接的联系，但在资本主义下，这些系统在部分程度上被雇佣劳动分割开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靠直接支配和暴力来从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从而政府事务和家庭的动态关系获得了相对的自律性。资本主义制造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真正分离，在家庭的私人墙壁内区隔出了一种性别主导形式；而政府或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男性主导形式，无论表面上看来与家庭的性别动态有多少相似处，依然呈现出一种在根本上不同的特征，这把作为一贯系统的“父权制”打散了。从对家庭的批判中做推论的做法，最终使激进女权主义者无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和种族国家的动态关系。

通过性别阶级分析来理解女性所受的压迫，会导致激进女权主义者陷入许多死胡同。事实表明，他们无法有效地解释或应对那些涌现出的关于女性之中的阶级和种族差异的辩论，因为他们的策略和视角都基于取消女性之间实质的阶层化。跨性别女性与激进女权主义一道投入政治，她们最初在女权主义阵营中很活跃，却很快遭遇了敌意，因为性别阶级分析显得是依赖于基于生物学或早期社会化的二元对立。激进女权主义者开始对产生那些内在地与父权压迫纠缠不清的性愉悦的敌意，这引起了1980、90年代爆发的所谓“性战争”的辩论，这一辩论在关于色情、性工作和性倒错（kink）的辩论中依然持续。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女权主义者对性别阶级模型提出了初步的质疑，指出它无法解释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然而，除了极少数情况以外，这些批判也无法为家庭中的屈从经验提供一种有意义的替代性解释。黑人女权主义写作通常把家庭定位为反抗的中心，而低估了性别胁迫的作用，正是性别胁迫的存在使得1960年代起的许多黑人女性开始避免异性恋夫妇家庭的结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要么于依赖理论上薄弱和矛盾的对于劳动女性所受的压迫的双系统的描述，要么则陷入一场关于无薪的家庭主妇的工作是否产生价值的广泛、无聊的辩论。在一些短期的自治项目之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最终重新回到了社会民主制或者列宁主义政治。1970年代初的黑人女性写作，同样深受民族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响，这些运动陷入了其他有迹查的矛盾之中。

类似地，同性恋解放主义者也无法提出一个在能在今天引起足够的回响的计划。在艾滋病肆虐之前的整个197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男同性恋者几乎已经能自由地频繁获得情欲快感了。尽管人们可能会怀念这一时期的快乐和自由，但如今很少有人会设想它们提供了一条通向自由社会的道路。1970年代，酷儿和异性恋者的性规范急剧松懈，这表明性压抑实际上并不像早期的爱欲力量的捍卫者主张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凝聚力。新左翼重塑异性恋性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是可怕的，激进人士奋力“粉碎一夫一妻制”，却让自己落入越来越复杂的厌恶女性和创伤。如今，性充斥着流行的消费文化，它既是自由的源泉，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享乐的艰难命令。当同性性行为被严重地定罪时，认为追求情色可以凝聚起新的革命团结的想法可能还有意义，但现在它已经不再作为鼓舞性的政治产生而引起回响了。

激进的酷儿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摧毁和攻击规范性的核心家庭模式，但他们从未能清晰地表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条理的设想。许多人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项目中进进出出，或者把他们的性别反叛当做他们反资本主义分析的直接拓展。那些完全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的同性恋和女权活动者往往显得相对无能，无法把握住或参与进最具活力、最激进和叛逆的酷儿及妇女斗争中。比如，同性恋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同性恋者一道设计了基于权利的同性恋运动，而拒绝了作为亚文化的“性别互混（genderfuk）”同性恋解放政治，认为它属于极左。相比之下，1970年代早期女权主义和酷儿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图景往往相当模糊，它借鉴了反殖民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中的浪漫主义观念。

1970年代早期以来的运动中，这种有关性和性别解放的观点的不充分性也影响到他们废除家庭的设想的局限。他们设想的废除家庭是通过有意的亚文化刻意追求的一种活动。他们几乎看不到把家庭的废除普遍化，达到全社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重组的可能性。这一局限最终在于，工人运动的视角始终存在。即便他们试图避免工人运动的男性化，避免它对工资劳动的狭隘关注或者局限于无产阶级化的平等视角，他们也无法设想废除阶级关系本身。工人运动在雇佣劳动条件普遍化中寻找社会主义自由，而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家庭只能通过另一种非市场制度——国家——的大幅扩张来废除。这些年轻人试图逃离雇佣劳动，却无法想象除了各种形式的工厂以外还有什么共产主义集体再生产的方式。“理论共产主义”（Théorie Communiste）指出了这种反对并批判工作的政治，与对工人运动的克服之间的区别： “‘对工作的批判‘无法把结构重组积极地看做对阶级的矛盾关系的转变”，这使得五月风暴中的叛乱者陷入对他们本想拒绝的工人身份的肯定的逻辑中。“理论共产主义”的艰涩语言也适用于1970年代初的性别反叛的局限性：

对工人阶级境况，以及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反抗，陷入了矛盾。它只能以背离了它自身的基础（也就是工人的境况）的方式表达自己、发挥效力；但它不是为了抑制这些境况——因为它没能在自身中发现那种本可以成为对这些境况的抑制的与资本的关系——而是为了把自己同这些境况区分开。因此“五月风暴”只能停留在反叛的程度上。【61】

新左翼中确实存在的性别与性关系中的许多错误，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者、酷儿和反种族主义思潮中变得明显了。1980至90年代有关性别和性政治问题的思潮大多是学术性的，它们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比如后结构主义、黑人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性积极女性主义（pro-sex feminism）、后殖民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研究。尽管今天的左翼对它们不同程度的理念论、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贯的论述、对个体经验的过度强调以及脱离群众运动的特点怀有敌意，但这些思想潮流实际上确实对性别阶级理论、革命民族主义和同性恋解放主义的失败提出了广泛、严格且在很大程度上有价值的批评。1990年代的艾滋运动（AIDS movements）借鉴了福柯和酷儿理论，21世纪以来的跨性别斗争受到了多种理论潮流的影响，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激进人士也被认为受到了与之交叉的黑人女权主义的启发，所有这些运动都在与学术思潮的密切对话中，取得了性别政治方面的重大政治和理论突破。对于关心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来说，这些学术工作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尤其是它们缺乏对资本主义的连贯的批判。但今天我们的根本任务在于整合，而不是全盘拒绝它们对思考并超越1970年代的运动的性别政治的努力。

在当今提出废除家庭的呼吁，不能只是重复恩格斯、科伦泰或者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的说法。无论这些历史案例多么具有教育意义，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一种能超越先前的反家庭运动的局限的共产主义女权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如今关于家庭的共产主义理论工作必须解释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代际再生产的结构性转变，尤其是男性养家糊口的核心家庭的衰落，以及性别类别的碎片化。现在我将转向这种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学。

在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之后

那些运动的积极的革命愿景最终被击垮了。19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起义已经被压倒性地粉碎了。尽管这些政治失败的背景各不相同，它们都根植于一场更广的资本主义利润率危机中。【62】1970年代的性别反叛者也经受了运动的急剧衰落。女权主义者在目睹了1970年代女性平等由于经济变革和立法胜利而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又面临着政治的反弹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延续。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能量放缓了，在1970年代缩减成一种狭隘的基于权利的倡导运动，只有在1980年代末的艾滋病危机高峰期间才重新进入了一个激进的阶段。到了1970年代末，福利权利倡导者也不再有进展了，很快就经历了新的紧缩时代下现金拨款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大规模取消。

随着1970年代中期更大的一波斗争的崩溃，削弱后的残余运动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与阶级政治完全脱离的角度对性别进行理论化和组织化。脱离了大范围的经济要求之后，女性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继续在法律平等方面取得一些十分有限的进展。更重要的是，这些性别运动改变了年轻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期望以及人际动态关系。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欣然接受了非婚性行为的权利，也相信家庭可以采取多种可接受的形式。他们大多对同性关系以及非常规性别不再感觉不舒服了，对个人幸福的关注更有可能引导他们在性和性别方面的决定。

然而随着激进运动的失败，这些运动反对的家庭模式的关键特征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197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的利润率危机和工人运动失败，终于让大部分工人阶级都无法承担起一名无薪家庭主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开支。让这种家庭模式进入危机的不是酷儿或女权主义者。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在社会的任何部门都已不再典型，在同时出现的几种趋势的汇合之下，那种已经失去了社会主导性。取而代之的是双工薪家庭、不找伴侣或不结婚的人、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家庭结构，以及需要市场商品化的生育服务的人群急剧且稳步地增长。这些动态关系共同造就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多样家庭模式。与工人运动的诞生不同的是，当时的工人组织在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创造优势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造成家庭主妇的衰落的主要是一系列结构性力量。

在反叛的女权运动失败后的几十年间，女性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已婚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自1920年代以来随着白领职位的增加，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也逐渐提高。在郊区化高峰期的1950年代，年长女性大量开始工作。随着1960、70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也开始工作，这种转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确定了。对于在美国有丈夫的已婚女性，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1960年代的30%稳步提升至1990年代的60%以上【63】。尽管劳动力市场法规的持续存在减缓了欧洲社会民主国家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增速，但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女性就业率仍在稳步攀升。在英国，女性就业率从1961年的37%上升到1990年的53%，之后一直保持在55%左右。在德国，女性就业率从1970年的39%上升至2016年的56%，这也是实际工资下降的一段时期。【64】

促使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再生产服务劳动、白领职位、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等女性化工作机会的增加，生育率的下降，兼职工作机会的增加，以及渴望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在许多行业和国家，对已婚妇女就业和母亲就业的禁令在1960、70年代被取消了。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女性就业最主要的因素的是经济必要性。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工资上涨停滞并有所下降，为了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平，就需要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把妻子送进劳动力市场，同时借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债务。工人阶级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以家庭主妇模式的家庭了。资本主义摧毁了作为工人运动的体面性核心的家庭主妇家庭。

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经合组织国家的民众开始选择晚婚、不结婚同居、更早地离婚以及单身生活。在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粗离婚率从1950年的3.5‰上升至1985年的6.3‰；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同期的离婚率从0.9‰增至4‰。【65】1950年，家中只有一人的欧洲家庭占10%；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在英国上升至30%，在瑞典上升至40%，欧洲这一比例最低的是希腊，为20%。【66】较高的离婚率可能意味着男女双方能离开糟糕的、不圆满的关系，追求更好的性生活和非传统的家庭结构。这也加剧了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孤立化和碎片化。

夫妻生育的孩子更少了，开始生育的年龄更晚，结束得更早。各地生育率都下降了；从1900年到2000年，德国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从5.0个降至1.3个，美国从3.8个降至2.0个，印度从5.8个降至3.3个，拉丁美洲从6个左右降至2.7个。【67】婚外生育的比例也增加了。从活产的百分比来看，婚外生育从在英国从1960年的8.0%上升至2000年的39.5%，在美国从5.3%上升至31.0%，在前东德从11.6%上升至49.9%，在前西德从6.7%上升至17.7%。【68】较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人们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生育、住房和狭小的核心家庭以外。

除了工资增长停滞之外，资本主义长期危机的另一个因素也导致了男性养家糊口家庭模式的衰落，与这些因素相关的还要再生产劳动的商品化。随着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利润率下降，资本投资越来越多地在消费性服务领域寻找新的机会，这使营利性企业和工资极低的工人（他们提供的服务原本是由无薪主妇完成的）大量增加。甚至许多工人阶级也可以把衣服送去自助洗衣店，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在快餐店吃顿饭，并付钱让其他工人打扫房间。这增加了女性化行业的就业需求，也为工人阶级女性和酷儿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富裕的家庭会雇佣移民家庭佣工来打扫房间、抚养孩子，这种现象是19世纪中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过把再生产劳动外包给有偿服务提供者，人们可以为强度更高的工作周腾出时间，并减少对家中无薪劳动的依赖。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意味着所有人都更有能力走出家庭和社区的狭隘期待，追求更满意的关系。这些因素可能是追求同性关系、性别重置和复杂的非传统家庭的人数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许多方面来看，人们寻求关系的方式有了巨大的人口学变化，人的性别和性生活质量也有了质的提高。今天的年轻人活在一个比他们的祖父母拥有更多性自由的世界里。

但这些转变也意味着对工资的依赖加剧。男性养家糊口的工人阶级家庭模式的衰落，使女性和酷儿的经验从依赖丈夫或父亲的个人化支配，变为依赖非个人化的工资支配。他们逃离了父权制家庭的暴政，却发现自己成了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的酷儿，成了注定长期贫穷的单身母亲、在低工资服务行业工作的成千上万酷儿和女性的一员，或是处于工资经济边缘的非正式工人。每个人都被迫找工作、维持工作，不断和其他无产者竞争，并受制于雇主和工作过程的性别与性规训。正如工人运动的一系列胜利使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得以可能那样，长期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崩溃，也使人们陷于物质匮乏、市场依赖和工作异化。新的异质家庭结构既是关照的实践，也是绝望的症状，在对市场的依赖中，每个人都遭受新形式的掠夺。一个酷儿青年从与父母的暴力关系中解脱出来，却可能面临街头性工作的新风险；年轻的母亲选择不与虐待她们的男朋友结婚，却可能会发现自己要长时间地在零售部门，在性骚扰的经理的手下工作。

在这种经济趋势下，工人阶级更有可能像19世纪那样，依赖于碎片化的、广泛和异质的亲属关系。各个社会阶层的父母离婚和再婚率都很高，产生了所谓的继子女混合家庭。有亲戚被监禁的母亲（这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尤其常见）可能会和姐妹、母亲或者好朋友生活在一起共同抚养孩子。移民会把一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他们原籍国家的家庭成员。他们可能会从长期汇款中受益，比如希望退休后住在农村的社区由家人购买土地、住房里，由子女抚养，但这种个人物质利益可能不足以说明移徙工人汇款回家的金额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同性家庭越来越普遍，因为他们也能从事有薪劳动，对同性恋的制裁的减少和公共接受度的提高，都使同性伴侣更能融入各自的阶级环境。同性伴侣也更有可能在前爱人、继子女和半血缘关系的孩子、亲密朋友，以及其他后天选择的亲人组成的各式各样的酷儿依赖网络中扎根。

当然，这些也都是家庭的模式。它们都是对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的适应性反应，是满足人们物质和情感需求的繁衍与生存策略，也是潜在的个人支配与暴力的空间。这些模式半自主选择的特性——它们不是那么被社会期望和自然化的血亲关系的压力所指定，而且和以前时代的模式相比提供了更多的退出的机会——提供了多一些的抵抗异性恋本位和父权制暴力的手段。在如何更理智、更合适地相互关照而不互相伤害方面，酷儿和酷儿的反文化可以给人们提供许多启发。然而，这些自足选择的家庭模式依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受到雇佣劳动的残酷性的限制和扭曲。在经济的制约下，关爱友谊的扩展网络常常会崩溃。比如在酷儿的反文化中，人们为了工作而搬家甚至生孩子都经常会破坏互相关怀的长期友谊网络。酷儿的生活仍然被阶级和种族划分所区隔，相互关怀的愿望很难克服严重的吸毒、长期失业、监禁或精神疾病的危机。在世界的残酷面前，酷儿、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左翼分子渴望彼此的爱与关照，但这在普遍化的市场依赖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今天的酷儿群体既没有，也不可能预示共产主义的模样。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被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的人来说，家庭依赖性的下降加剧了不稳定和国家暴力；在稳定的白人工人阶级那里，这意味着经济不稳定之下的性别与性关系的大规模重组。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极右翼日益增长的男性复仇主义、1970年代后把异性恋家庭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保守宗教运动的增长，以及在单子化的男性网络社区中滋长的对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家庭主妇和提供家庭工资的工作曾经给男性提供了尊严，以及一个能让无产者展现性和性别幻想、满足尤其是男性的性与情感需求的受保护的场所，一个逃避雇佣劳动考验的避难所，并确保了有人从事再生产劳动。无产阶级的男男女女都为这种家庭模式奋斗并成功了，在几代人间捍卫了这种模式，而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有些人发现酷儿女权主义政治承诺了更多的人性，也有些人开始投向愤愤不平的郊区男性群体提供的厌女方案：法西斯组织、非自愿独身者论坛、Youtube上的厌女的自助频道、社会民主播客上反女权主义的幽默，或者公开表明自己是强奸犯和性骚扰者的政治家。

在本文追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中，家庭向来被用作攻击某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在恩格斯那里，这体现为对危机中的工人阶级所谓的性堕落的恐惧；在工人运动那里，它被用来支持体面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谴责它的对手——流氓无产阶级、酷儿和黑人工人阶级家庭。资产阶级及其盟友总是谴责贫困的家庭，把种族仇恨与对穷人在受限的环境下的再生产策略、所谓的性放纵和性别不规范的谴责联系起来。

家庭作为社会范式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功能如今仍然存在，一系列政治斗争把它用于在很大程度上反动的目的。家庭在当代政治想象中的地位如此夸大，正是因为那些让作为工人运动的基础的男性养家家庭模式显得很有吸引力的那些因素始终存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碎片化、原子化和孤立下，家庭具有宣扬道德、社会和文化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家庭被设想为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基础，这种重要性有多种表现形式。宣扬家庭的重要性是右翼和新保守主义政治的一个常见特征，它也常被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挪用。父权制核心家庭是右翼宗教运动设想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石，这些运动不断对同性恋和妇女权利的进步发起攻击。宗教保守主义者和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认为稳定的异性恋夫妇是养育有道德、在社会上正直的孩子的基础。社会科学继续投入大量的研究，以表明非传统的养育方式——尤其是在穷人和黑人那里——是犯罪和许多其他社会弊病的原因。主流同性恋活动人士强调说，他们稳定正派的家庭安排也是政治的一个核心部分，可以称之为“同性恋本位（homonormative）”。包括宗教保守主义者、社会科学家和同性恋本位的同性恋在内的这些表现，都把稳定的伴侣关系作为养育子女的基础，并贯彻了对性别规范的承诺。这些政治潮流表明家庭可以为一股保守的力量。考虑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原子化、依赖性和家庭财产的动态关系，它们主张并非毫无道理。废除家庭的呼吁是与这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对抗。

家庭主妇型的家庭模式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破坏了。废除家庭的要求已不再直接针对体现阶级再生产的特殊策略的某种特定的家庭模式。但核心家庭，作为暴力和相互依赖的矛盾场所，仍然存在。今天的家庭仍然是近乎排他性的代际再生产的机构，也是无产阶级赖以生存的雇佣劳动的不稳定性的附属品。

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再次呼吁废除家庭。【69】如今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具体物质条件，也使这些呼吁不同于以往的时代。随着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原子化，在今天废除家庭的呼吁也是与社会苦难的私有化的对抗。工资增长停滞、工作制度强化、社会工资基础架构解体等慢性经济危机，再加上资本主义生活的异化和孤立，迫使无产者寻找生存方式和情感避难所。碎片化的浪漫结合、孤立的再生产单位，以及重建核心家庭的表象的尝试，是这种撤离最有可能采取的形式。

与1980、90年代的学术酷儿理论家不同，新的废除家庭的呼吁总与共产主义的革命计划相关。它们都试图以各种方式解释1970年代以来家庭的政治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性别关系的根本的碎片化。它们倾向于通过由非市场的集体机构承担再生产劳动，来解散作为再生产单位的家庭。每个理论都寻求重组代际再生产活动的方式。废除家庭的要求可以再次为摆脱当今的苦难指出一条道路。

在此之后：家庭的废除与共产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依赖于以家庭为中介的雇佣劳动。无产者为了生存，通常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包括婴儿在内）则依靠他们与劳动力市场中其他人的家庭联系。除了家庭的工资以外，儿童还依赖着大量生育劳动。这些生育劳动中的绝大部分始终是无报酬的。家庭，尤其是异性核心家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下无产者代际再生产的最稳定的主导模式。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有时会扩大并接管家庭再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但这只是对占主要地位的工资依赖的补充。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资本主义下还存在着其他的代际再生产及日常再生产系统，如孤儿院、寄养和收养、单亲与大家庭系统，对于已经度过幼儿期的人来说，还有监狱、军队和工人宿舍系统。然而，这些机构离完全取代作为代际再生产的主要单位的家庭还差得很远。今天，有偿的、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的扩大还没有延伸至大部分早期儿童养育劳动，还有许多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是无偿的。已经商品化的儿童养育活动，也仍然依赖于家庭与雇佣工人的联系，前者要为照料支付报酬，这改变了家庭依赖关系的领域。

在这种资本主义条件下，性别和性自由在根本上是受限制的。性和性别成了胁迫与暴力的手段，而不是人类繁荣的源泉。性别和性自由的缺失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与幸福的表达，使我们无法实现完整的性别表达与满意的性关系。家庭为人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关心与爱，却以个人支配为代价。在家庭内部，儿童既接受父母的爱和照顾，也屈从于他们的任性偏见和支配，被隔离在原子化的住房单元中的状况，限制了家庭单元之外对儿童的干预。资产阶级的子女受继承和财产承诺的约束；而即使无产者能得到的资源有限，许多人在失业或残疾时也要依赖家人提供支持，或者提供无偿的、在经济上必要的服务，比如照顾孩子。无产者的孩子长大之后可以离开家，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却只得依赖雇佣劳动才能独立。工作本身是一套复杂的性与性别规训，制约着所有无产者的生活，包括强制的着装规范、劳动过程本身的性别化、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工作场所的性暴力，以及尤其是雇主的任性偏见。在资本家主宰人的生活的社会中，性别自由是不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无产者可以依靠国家而在家庭或雇佣劳动之外生存——通过现金拨款福利、国家提供的住房和医保，或者监狱。然而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性别规训体系，把统治阶级及其附属的专家的集体偏见强加于穷人的生活。

这种对依赖着家庭、雇佣劳动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性别暴政，在非融入的跨性别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跨性别者在家里面临父母或其他家庭照顾者的更高比例的暴力，并经历着高比例的就业歧视与工作场所中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暴力。工人阶级的跨性别女性经常会被排除在雇佣劳动之外。当失业的跨性别者为了生存而求助于国家，便会面临暴力、被医保拒绝，以及流浪收容所、监狱或戒毒项目中强制的性别着装规范，在这些地方，性别规范是机构性合规观念的核心。尽管跨性别女性已经能从一些有限的社会福利条款中受益，但对非规范性别的人来说，国家远非可靠的盟友。

性和性别自由必然意味着，人们对于如何组织自己的浪漫生活、亲属关系网络和家庭安排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因此性别自由需要生存与再生产手段不依赖于家庭、雇佣劳动或国家而普遍可获得。生存手段既包括住房、食物、卫生、教育等再生产的物质方面，也包括人们现在主要从家庭获得的爱与关怀的情感性人际纽带。共产主义下的关怀会成为人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相互关爱和支持的关怀，养育孩子和照顾病人的积极劳动的关怀；爱欲联结与愉悦的关怀；互相帮助以实现人类的巨大潜能——包括如今称为性别的自我表达形式在内的数不胜数的表达形式——的关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怀是一种商品化的、屈从和异化的行为，但它的内核是一种非异化的相互依赖与爱。积极的自由是通过普遍的物质基础保障，和以爱为核心、支持我们共同的自我发展的酷儿和女权主义文化转变促成的。

家庭的废除，与当前的反文化形成替代性家庭的尝试不同，前者是在社区化和对经济的抑制基础上，对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进行总体化重组。共产主义的爱与家庭再生产单元，必须取代家庭服务于每个人，通过斗争的条件探索并建立起新的机构。与之前的时代作为要求提出的废除家庭的主张不同，我认为共产主义的性别自由也需要同时废除雇佣劳动和国家。尽管我在这里没有讨论具体的模式，但我猜测这样的共产主义家庭单位可能和傅立叶的一些愿景类似：人们住在几百人的社区里，他们把再生产劳动集中化，共同抚养孩子，也对性快乐和满足有一定关注，力图满足每个人的人际和发展需求，而不打破个人选择的情感、浪漫或父母纽带。【70】

对家庭的积极替代，是对共度艰辛中的无产者在彼此中找到的真爱和关怀的维护与解放：爱欲的趣味和欢愉、养育子女和浪漫关系的亲密。这种爱和关怀，经过改造和普遍化后，将在废除家庭的主导之后保留下来。爱和关怀的潜力从异性恋本位的性别与性身份的僵化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中解放出来，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经过重塑，最终可以释放到世界中。家庭的废除必须是对一种普遍人类关怀与酷儿爱情的社会的积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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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尾注》：

原先的小组组建于2005年的英国布莱顿，成员起初来自《扬弃》（Aufheben） 刊物的参与者，此前《扬弃》与法国的《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进行了批判性交流。不过随着人员流动和新成员加入，小组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从现状出发，将各种条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对象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共产主义超越，还有以这种生产模式为特点的社会所具备的多种统治结构。因此，小组一直关心“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尤其关心1968年后法国极左当中出现的“共产化” （communisation）问题；性别与消灭性别的问题；对当代斗争、运动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动力系统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种族”的资本主义构成；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20世纪革命的失败与僵局，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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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ECW 6，第501页。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MECW 4，第332页。

【3】 以下史实来自沃利·塞科姆（Wally Seccombe），《历尽艰辛：从工业革命到生育率下降的工人阶级家庭》（Weathering the Storm: Working-Class Familie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Fertility Decline），Verso，1993；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扭曲：同性恋常态与酷儿反资本主义》（Warped: Gay Normality and Queer Anticapitalism），Brill，2015；约翰·德埃米利奥（John D’Emilio），“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杰夫·埃利（Geoff Eley），《铸造民主：1850-2000年间欧洲左翼的历史》，Oxford，2012；爱丽丝·埃科尔（Alice Echol），《敢于坏：美国激进女权主义，1967-1975》，Minnesota，1989；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理解性别差异：美国女性经济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Oxford，1999。

我也大量引用了共产主义研究群（Communist Research Cluster）的共产主义干预系列（Communist Interventions series）的三卷本，在网上可以查阅到。我对第三本《革命女权主义》的阅读尤其充实了这一论点。

【4】 塞科姆，《历尽艰辛》，第74页。

【5】 戈尔丁，《理解性别差异》，第48-49页。

【6】 同上注。

【7】 同上注，塞科姆，《历尽艰辛》。

【8】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MECW 35，第465页。

【9】 同上注，第470页。

【10】这段关于美国奴隶制下的性别政策的分析，以及下文引用的作者的段落，都要归功于霍滕斯 · 斯皮勒（Hortense Spillers）和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作品。

【11】 安吉拉·戴维斯，“对奴隶共同体中黑人女性角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Black Woman’s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Slavers）”，1972，见《美国的黑人革命者》（Black Revolution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共产主义干预》，第二册，共产主义研究群编辑（下文简称CRC 2），第329-330页。

【12】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CRC 2，第7页。

【13】安吉拉·戴维斯，“对奴隶共同体中黑人女性角色的反思”，1972，CRC 2，第332-333页。

【1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ECW 6，第501页。

【15】同上注，第505页。《宣言》中废除继承权的要求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挑战，而不是像当时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设想的那样，认为这足以取代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废除。在其他一些地方，马克思对于从完整的共产主义计划中抽离出来的取消继承权的要求的态度是比较含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要求写进了1848年的《德国共产党的要求》（MECW 7，第4页）中。在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上的一次演讲中，他明确表示，在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情况下废除遗产本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反动的。在处理继承法时，我们已经假设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继续存在。”（MECW 21，第66页）。有人猜测马克思也担心这种要求可能会疏远农民（MECW 26，“序言”第二十四页）。

【16】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年，见《革命的女权主义》，《共产主义干预》卷3，共产主义研究群编辑（下文简称CRC 3），第18页。

【17】同上注，第19页。

【18】同上注，第15页。

【19】同上注，第19页。

【20】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69年6月22日，MECW 43，第295页。

【21】这里用的“酷儿”一词涵盖了对性和性别偏异、性自由和非规范的性愉悦的多种形式的捍卫与追求。酷儿的生活经常体现于组织密集的反文化中，且经常被描述为一定程度上有自我意识的政治项目。这篇研究主要感兴趣的是渗透在边缘无产者的生存和反抗中的酷儿形式。酷儿爱的普遍化，是对非压迫性关怀的转变和普遍化。

【22】傅里叶，引自马克思《神圣家族》，MECW 4，第196页。

【23】傅里叶，《四种运动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Gareth Stedman Jones和Ian Patterson编，Cambridge，1996，第111页。

【24】傅里叶，《夏尔·傅里叶的乌托邦设想》（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Jonathan Beecher和Richard Bienvenu编，Beacon，1972，第346页。

【25】克里斯·奇蒂，未发表的论文草稿，由Max Fox提供。

【26】芬妮（Fanny）和史黛拉（Stella）是两名在伦敦被捕、拘留的变装者（Mary-Anns）。他们在河岸街剧院用“叽叽喳喳的声音”嘲笑去剧院的人，可能还卖淫，扰乱了秩序。他们的变装癖是无可否认的，但法院医生也对他们女性般的皮肤和体格感到吃惊；检验时，六个医生轮流用手指插他们的肛门。尼尔·麦肯纳（Neil McKenna），《芬妮与史黛拉：震惊维多利亚英国的两个年轻男子》，Faber，2013。对妓院数量的估计来自麦肯纳。

【27】茱蒂丝·沃克维奇（Judith Walkowitz），《卖淫与维多利亚社会》，Cambridge，1982。

【28】凯瑟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婚姻：婚姻平等的危机》（Wedlocked: The Perils of Marriage Equality）

【29】这篇文章大体上是按照“分隔的历史（A History of Separation）”一文的批判思路理解工人运动的，Endnotes 4，2015年。

【30】这里，理解男性养家糊口范式的巩固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塞科姆的《历尽艰辛》。

【31】我暂且不讨论顺性别女性的生育能力对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影响，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布伦纳（Brenner）和拉马斯（Ramas）的论证。

【32】戈尔丁，《理解性别差异》，第45页。

【33】共产主义研究群，《欧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干预》第一册（下文简称CRC 1），第24-25页。

【34】罗莎·卢森堡，“女性选举权与阶级斗争”，1912年，CRC 3，第57页。

【35】克拉拉·柴特金，“只有与无产阶级女性结合，社会主义才能取胜”，1896年，CRC 3，第51页。

【36】琼·斯科特（Joan W. Scott）与路易丝·蒂莉（Louise A. Tilly），“19世纪欧洲女性的工作与家庭”（Women’s Work and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社会与历史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17期，1，1975年，第64页。

【37】亚历山德拉·科伦泰，“论婚姻关系领域中的共产主义道德（Theses on Communist Morality in the Sphere of Marital Relations）”，1921年，CRR 1，212年。

【38】柯伦泰，“共产主义与家庭（Communism and the Family）”，1920年，CRC 3，第96页。

【39】同上注，第97页。

【40】同上注。

【41】引自斯科特，“勺子的暴政”（Tyranny of the Ladle），《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第34期，23，2012年，第6页。

【42】同上注。

【43】在那些由于棉铃象鼻虫灾害而突然切换到雇佣劳动制农业的南部地区，黑人的结婚率也下降了。布鲁姆（Bloom），费根鲍姆（Feigenbaum）和穆勒（Muller），“1892-1930年间的租佃，婚姻与棉铃象鼻虫泛滥（Tenancy, Marriage, and the Boll Weevil Infestation, 1892-1930）”，《人口志》（Demography），第54期，3，2017年。

【44】阿兰·贝鲁布（Allan Bérubé），《在战火下出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女同性恋史》（The History of Gay Men and Women in World War Two），Free Press，2000年。

【45】2001年6月西维亚·雷·里维拉在纽约的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Lesbian and Gay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做的演讲。

【46】见“地下气象员运动中的女性（Women of the Weather Underground）”，“给女性运动的一封集体信”（A Collective Letter to the Women’s Movement），CRC 3，第160页。

【47】艾莉森·爱德华兹（Alison Edwards），“强奸，种族主义与白人女性运动（Rape, Racism, and the White Women’s Movemet）”，1976年，CRC 3，第228页。

【48】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运动，“16项政纲与计划”（16 Point Platform and Program），《出柜！》（Come Out!）第7期，1970年。最近发表于Pinko，第1期，2019年。

【49】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Norton，1963，第15页。

【50】第三世界女性联盟，“斗争中的妇女（Women in the Struggle）”，1971年，CRC 3，第254页。

【51】对莫尼汉报告的更详尽的解读，见霍顿斯·斯皮勒（Hortense J. Spillers），“妈妈的宝贝，爸爸的也许：一本美国语法书（Mama’s Baby Papa’s Maybe: An American Grammar Book）”，Diacritics，第17期，2，1987年，第64-81页。

【52】弗朗西斯·比尔，双重威胁：做黑人与做女性，1976年，CRC 3，第257页。

【53】除了威尔逊·舍温（Wilson Sherwin）的一本未发表的著作以外，许多关于NWRO的历史研究都几乎完全忽视了该运动的这一维度。这里分析要归功于舍温的《丰富的需求：重温福利权力运动的激进政治》（Rich in Needs: Revisiting 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未发表的博士论文，CUNY，研究生中心，纽约，2019。

【54】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女性与社区的颠覆，1972年，CRC 3，第283页。

【55】同上注，第282页。

【56】同上注，第286页。

【57】同上注，第288页。

【58】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工资对抗家务劳动（Wages Against Housework）”，1974年，CRC 1，第336页。

【59】同上注，第337页。

【60】这里既把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看做一种反工作运动，也看做一种讽刺性的挑衅的态度，结合了凯茜·韦克斯（Kathi Weeks）的修正主义史学，见《工作的问题：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工作政治与后工作的想象》（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Duke，2001年，以及威尔逊·舍温和达拉·科斯特、费德里奇最近发表的一些不经意的评论。

【61】“理论共产主义”，“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Endnotes杂志，1，2008年。

【62】 见“分离的历史（A History of Separation）”，《尾注》Endnotes杂志，4，2015年。

【63】埃斯特班·奥尔蒂斯·奥斯皮纳（Esteban Ortiz-Ospina）和桑德拉·茨维科娃（Sandra Tzvetkova），“工作的女性：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主要事实与倾向（Working Women: Key Facts and trend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2017年。

【64】同上注。

【65】约兰·特班（Göran Therborn），《在性与权力之间：1900-2000年间全世界的家庭》（Between Sex and Power: Family in the World 1900-2000），Routledge，2004年，第190页。

【66】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婚姻的世界历史性变迁（The Worl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婚姻与家庭杂志（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6，2004年，第974-979页。

【67】约兰·特班，《在性与权力之间》，第293页。

【68】同上注，第199页。

【69】当代的很多作者怀着新的批判热情再次讨论起家庭的废除。JJ·格里森（JJ Gleeson）和KD·格里菲斯（KD Griffiths）在“儿童共产主义：21世纪家庭的女权主义分析与共产主义废除家庭的提议（Kinderkommunismus: 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21st-Century Family and a Communist Proposal for its Abolition）”（Ritual，2015年）中，提议用“反二元的托儿所（‘the anti-dyadic crèche’）”作为“反家庭机构”的理想形式来满足代际再生产的社会需求，把所有形式的教育整合进去。然而格里森和格里菲斯在他们的“反家庭”计划中没有充分说明国家或雇佣劳动的作用。

索菲·刘易斯（Sophie Lewis）关于妊娠代孕的书中提出了一种 “妊娠公社（gestational commune）”，作为非所有式关怀关系的普遍化。刘易斯通过调查目前代孕工人的斗争，把基因关系、妊娠劳动和育儿区分并分离开，把妊娠与家庭繁衍的无薪劳动去自然化。索菲·刘易斯（Sophie Lewis），《现在就成全代孕：反家庭的女权主义》（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the Family），Verso，2019。

玛德琳·莱恩-麦金利（Madeline Lane-McKinley）在最近对废除家庭的呼吁中，写到了集体相互依存的共同实践，她指出关怀的积极内核要被保护和改造：“终结作为私有财产单位的‘家庭’的革命性视野，如何动员我们迈向更全面、剥削更少的关怀的图景？这种对集体关怀的渴望必须与各类反家庭的言论齐头并进——否则便会落入自我管理和自律性的逻辑。玛德琳·莱恩-麦金利，“儿童的观念（The Idea of Children）”，Blind Field杂志（Blind Field Journal），2018年。

【70】这一设想的详叙见ME·奥布莱恩（ME O’Brien），“关怀的共同化（Communizing Care）”，Pinko，第一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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