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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史上，钱庄作为早期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可谓见证了中国金融史的历程。

2017年年末以来，金融监管部门频发大招，意在降杠杆，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史为鉴，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也是连绵不断。1886年的《申报》曾发表“论空盘之弊”，形象地把投机者称作“滩先生”。“以前卖空买空，俗称为滩先生。或谓此等生涯如临河之岸，未有不坍没者，故以为名。或谓操是业者，如潮水之涨落无常，黄浦滩边，忽干忽湿耳。”

翻检百年前的上海钱庄史，股东无限责任下的上海钱庄在金融风潮中加强自律，稳健中逐步发展，有杠杆，有创新，有风险管控。当代金融监管，除了加强行政指令，是否可以在制度供给上推陈出新呢？合伙企业制度或对于今日民间中小金融的发展不无启发。

1927年上海金融业日常

我手中有一份资料，是《和丰银行丁卯年银划条第三十册》（以下简称“银划册”），共有100页划条（含存根），是公元1927年上海和丰银行与当时上海钱庄往来的结算单据。银划册显示了1927年上海金融业的情况，特别是钱业汇划制度的日常运营一隅。

钱业汇划制度，是上海钱庄业在近现代金融史上的一个重要金融创举，借鉴发展了宁波钱庄业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过账制度”，“实与外国之票据交换制度不谋而合，彼划汇总会即俨然一票据所也。特办理手续上，中外不无歧异而已”。

清朝末年，上海旧式的钱庄相当兴盛，钱庄之间代收的票据，采取相互派专人携带汇划帐簿到对方钱庄，使用现银清算差额的办法，很不方便。到了1890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了汇划总会，改为使用“公单”，通过汇划总会以“公单”交换和转帐结算来清算差额。这一金融创举，可以“（一）简单收付之手续，（二）简省收付之时间，（三）避免搬运现金之烦劳及危险，（四）节省货币之使用，（五）减少准备金，（六）促进共同利益，（七）录合统计材料等” （潘子豪，1929）。钱业汇划制度连同钱庄庄票，是“上海头寸”的核心。

我对“银划册”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和丰银行开出的这100张划条，自1927年4月2日到4月4日，总计594,192两，平均每张划条金额为5941.92两。这100张划条显示，和丰银行主要的往来钱庄共11家，并与40多家其他钱庄发生往来，上述50多家钱庄都是1927年上海钱业公会在册会员，也都是“划汇庄”（类票据交换的会员单位）。如在汇划庄范围，可以“三方清算”。而票据中另涉约15家钱庄、银行、洋行等机构，作为非会员，通过“划汇庄”实现清算。如此，也就从实物上印证，“金融业流通汇划票据，不但银行与钱庄间的收解须假手于钱庄，就是银行与银行间的收解，亦必须委托汇划钱庄代为办理。”而和丰银行一定在这主要往来的11家汇划庄有存款，“以为清算划拨之用”，也就类似代理行清算保证金存款，彼时称“存出金”。也就是钱庄通过汇划清算制度的设计，有效地捆绑了相当一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华商银行的汇款、贸易结算业务。并以此，吸收了同业存款，“钱庄因而得大量资金之周转”（“金融导报”，1941）。“存出金利息甚低，钱庄收得此款，并不是全用于轧帐，也不是自己保存，坐收利息上之损失，大概皆用以放款。”“如此看来，无怪乎钱庄以甚小的资本，能做极大的生意。”（马寅初，1926年）

再查《上海钱庄史料》数据，以福康钱庄为例，1927年资本396,000银两，存款合计2,591,029银两，放款总计2,697,341银两，其中信用放款723,212银两，抵押放款1,974,129银两，当年盈余51,381银两。也就是存款和资本之比约为6.5倍，放款和资本金之比为6.8倍，放款和存款之比约为1.04，资本收益率约为13%。

钱庄的风险管控

那么，钱庄在创新、杠杆经营的同时，又是如何进行风险管控的呢？

风险的控制，首先是票据自身。庄票有三个保障——钱庄、进口行号和买办，即使钱庄倒闭，还可以向进口行号和买办追索。

汇划制度设计，首先是交易对手的风险控制。钱业汇划只允许汇划庄参加，类似清算所会员代理非会员交换票据。汇划制度分阶交易对手，“到期庄票，如遇钱业自行来收，即可当日解付同行之银，互相划汇；如遇洋银行来收，须解现银，故再迟一天。”（秦润卿，1927）也就是利用汇划银和划头银控制隔夜风险。“即利用此一日之犹豫时间，尚可从容调拨，犹如先得通知，再从事于准备。”（沧水，1920）

汇划制度本身也有保证金。史料显示，在1927年，在各庄缴交公单保证金1万两的基础上，为控制同业对于公单所负的隔夜风险，“阴历年关前后，基金须加倍缴存”。

汇划制度也有操作风险的控制，各钱庄“票据互相送验手续”，为了加强印章识别，各庄都有“图样录存簿”。组织上，有“汇划、副汇划、帮汇划、票现、进出水”等岗位。

为缓解参加交换的钱庄资金临时周转困难，又设“钱业拆借市场”。

但我以为，控制钱庄风险，包括钱业汇划风险的最大制度保障，是汇划庄的企业制度——合伙组织，股东负有无限责任。当时钱庄少部分为独资，多为合资，设立的议据中一般含有以下条款，“股东（包括其身后之子嗣或合法代表人）公司设有亏耗清理时，须按股分担清偿其债务；公司设遇营业困难，银根周转不灵时，须预填准备金以维持之。”（《钱业月报》第六卷第八号）

当时没有中央金融监管，钱庄可以自行成立。合伙制下，钱庄不得不自律，股东不得不自律：“钱庄股东因负无限责任，故责任非常重大”。（秦润卿，1926）钱庄的信誉，不全靠资本多寡，主要是：（1）股东全部财产信誉，即为钱庄的信誉；（2）股东投资钱庄时，必另有相当数目的存款存于本庄。（秦润卿，1957）

也因为是股东负有无限责任，故其在“公司治理”机制上也是颇动脑筋。以协源钱庄合伙合同为例，其有单一客户的业务金额控制，“议往来欠户不得过重，大至1万为则，会票亦照此例”，和当代银行业的单一客户比例风险控制的精神相契合。“在庄诸友不得私作空盘小伙，理事者留心查察，查出立辞”，严格禁止投机。“本庄财源专以行运本业生涯，一切搭货押款外行生意，概不准做”，只做熟，不做生，定位小众市场（NICHE MARKET）。“庄中或有水客往来盘桓住宿，其余外人无论本家亲戚，一概不准耽搁”，这又是营业场所的人员往来风险控制。

钱庄合伙制度的启发

钱庄的合伙企业制度，虽过于依赖股东自然人的身体和其它主业，有年终结账（股东可以决定继续营业与否、注重分红、积累较少）等弊，“但自上海开埠，几十年经过几次金融风暴，虽也有不少钱庄倒闭，但大部分钱庄歇业是自动清理，由股东先行垫款，对存户十足偿付。”这是钱庄获得商业信用的主要原因。1917年2月四版的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商业》第三册写到,“经商者必择一稔识之钱庄或票庄，约定出入，以为流通资本之途。”

钱庄的合伙制度，对于今日的金融企业公司制度设计不无启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创设，是人类伟大的制度发明之一，在股东有限责任的组织形式下极大地鼓励了投资热情，资本的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但是，有限责任也一直受到诟病。1991年，两位著名的公司法教授，耶鲁大学的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和哈佛大学的莱尼尔·克拉克曼(ReinierKraakman)提出一次性废除公司有限责任，重新采纳公司“无限责任”的建议。某些法学家担忧，“公司既没有躯壳可以接受惩罚，也没有灵魂可以接受诅咒，因而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在今日的金融领域，有限责任条款更使得少数投机者肆无忌惮地加大杠杆，赢了钱，大多数利润放到自己口袋，亏了钱，自己可以止损、止步于资本金，而大部分亏损让社会承担。

做开放性思考，“小额贷款公司”、“P2P”公司、民营银行等小型金融创新公司，于监管可以放松，资本门槛放低，但引入自然人合伙企业制度，以加强无限责任之下的投资股东的风险控制意识，通过个体自律，化解整体系统风险。重点是未纳入监管或存在监管空白的类金融公司，比如互联网金融、集资、众筹等新业态下，为了避免给付风险，加强企业主体资格监管，可以引入合伙制并由自然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在这一合伙金融企业行业内，可多依靠一些集体自律。适度减少一些政府审批的行业准入程序，而是靠同业公会中业内从业者的投票认可，这种集体理性和口碑认同的准入门槛，要比政府冷冰冰的材料审核具有实际效果。清末民初时期的钱庄合作制度，有一整套业态规则、自律机制、行业公约、从业者相互资产渗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公会准入认定，确保这个圈子是一个价值认同的数量有限的集合体，是一个集体的有机的风控群体。

在部分金融创新领域，引入自然人合伙企业制度，适度减少行政管控，在保持创新的同时，可以加强无限责任之下的投资股东的风险控制意识，通过个体自律，行业公会的集体理性，化解整体系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