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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30日，是郭超人诞辰85周年纪念日。

提起郭超人，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

他是一位从湖北偏远小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凭着一支如椽大笔，谱写出人生壮丽的诗篇。

他就是原新华社社长（1992年-2000年）！

他毕生为把新华社建设成国际性的新闻大社而努力，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逝世的前两天都还在办公室里忙碌。

1934年10月30日，郭超人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现黄冈市武穴市）花桥镇塘角头村郭永年塆。超人是他的学名，他乳名叫本玉，曾用笔名蓝汀。

超人故里郭永年塆，图片来源：苏小小

幼时的郭超人家境殷实，受到了良好的私塾教育，这为日后新闻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超人祖父是地主，父亲郭仿仪解放前是外国银行的买办、广济县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成员（解放后受到镇压，后来在梅川中学执教英语。）然而出身也是郭超人一生最大的包袱。作为“白专苗子”，他一度失去了新闻采写资格，在逆境中，郭超人养成了低调、谨慎、坚持原则的性格。行文、为人，一生如此。

少年时期，超人勤奋好学，追求进步。同村人回忆说“郭超人天资聪明，有的文章刚教过一遍，他就能过目成诵。”

1946年他就读梅川中学，学生档案编号223号。档案的成绩表上，记载着他的公民、国文、数学、英文等11门功课的成绩。从学生成绩单上的分数比较，超人的成绩在班上居中，但谁能料到，他日后取得的成就在同学中尤为突出，无人能及。学生档案“备注栏”里，显示郭超人是“升级”，还有一处记载他“休学”———他在梅川高中只读了一年的书，后来辗转九江、武昌、北京，继续求学。

郭超人在西藏

1952年至1956年，郭超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期间，他热心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等生，并被新华社选为“重点培养对象”。

大二时，郭超人读完了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撰写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他一方面赞赏他只身翻阅崇山峻岭深入西藏高原的冒险精神，一方面又为他竭力丑化藏族人民的资产阶级偏见而深感愤懑。正是这本书促使他暗下决心，毕业后一定要到西藏去，通过自己的实地采访，写出一本针锋相对的新书，展现西藏的真面貌。

1956年，郭超人从北大毕业，他积极要求去艰苦地区工作，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新华社将他分配到西藏分社进行锻炼。自此，郭超人27年的一线报道生涯从未离开过新华社，并在西藏担任记者长达14年。

1956年暑期郭超人入藏，同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先后两次听取了新华社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谈话，指出新闻报道要真实，不能作假。新闻记者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对事物要有分析。

初为记者的郭超人受此影响较大。他跑遍了大半个西藏进行调查研究。郭超人喜欢自我磨练和挑战。他曾自己骑着马去藏北无人区，涉过冰河时把衣服脱掉举在手上，过河后下身都没有知觉了。据当时西藏分社厨师梁竹青介绍，郭超人在西藏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百姓吃啥他吃啥，还会和百姓一起粘糍粑”。

1958年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左)等在藏北草原采访

当时西藏条件艰苦，除了骑马，采访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就是靠和卡车司机商量搭车。司机室里坐不下，他就坐在货物上，有时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郭超人就把头缩在皮大衣领子里，下车时站不起来，得司机帮忙扶他下车；有时大雪封山司机不愿意停车载人，为了搭车采访，郭超人还曾让同事装作生病的外国友人。

郭超人的一举成名，始于攀登。

1960年和1964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跟随中国登山队先后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曾登抵海拔6600米高度，写出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后来这篇通讯被编入人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后台回复关键词：珠峰，阅读这篇传世佳作）、《希夏邦马峰征服记》等长篇通讯。

1960年5月，我国登山队队员在攀登珠峰“北坳”冰坡60度的陡壁。（资料图）

通过登山胜利宣传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高不能攀的革命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登山运动员们的壮举，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因此被国家体委记功，成为一位广为人知的著名记者。

1960年6月7日，人们在拉萨用鲜花欢迎登顶凯旋的王富洲（右）、贡布（中）和屈银华。新华社发

前段时间热映的影片《攀登者》，讲述的就是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段传奇的历史。

电影《攀登者》海报

在西藏，郭超人目睹了西藏百万农奴埋葬农奴制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写下了《血泪的控诉》、《拉萨的春雷》、《西藏十年》等有十分影响的新闻作品。

郭超人与妻子王朝兰在西藏

在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期间，他不顾生命安危，深入到弹雨纷飞的前沿采访，以一个战地记者的勇敢和责任心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正义之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因为出身的关系，郭超人被划为“白专苗子”。“文革”前四年，郭超人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新闻报道。1966年以后，郭超人每天就是负责种地、喂猪等。

虽然表面隐忍，但此时郭超人的内心是困惑的。为了解决困惑，也为了打发突然多出来的时间，郭超人开始大量阅读《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在不经意间为日后的报道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

1970年春，新华社为防止记者本地化，实行分社记者“大换血”，郭超人被派往陕西分社。这次调整给已被迫“搁笔”四年的郭超人带来了第二次新闻生命。

1969年11月在北京上学习班的郭超人曾意志消沉，觉得“现在做记者没意思，干不成事，又容易惹麻烦”。但到陕西后郭超人又重燃斗志，因为“他发现了新的作为之地——用手中的笔宣传延安精神，侧面同‘四人帮’作斗争”。

郭超人在陕西工作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尽管身处逆境，但他仍坚持深入关中、陕北、陕南农村调研，他采写的《安康调查》一组稿件，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1974年他撰写的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年来水利建设成就的长篇通讯《驯水记》，对“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倒行逆施作了有力的回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

文革结束初期，郭超人被怀疑和反动派联系密切，新华社为保护他，1978年秋将他调往四川分社。

在四川分社工作期间，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他挣脱精神枷锁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推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他采写的《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等报道，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他采写的《成都市手工业调查》，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高度关注，有些建议被国务院制定政策时采纳；他在这一时期采写的《伟大的转折》、《中国农村的一角》等振聋发聩的作品，表现了他对这场伟大变革的极大热情和深刻洞察。

他与其他记者合作采写的《历史的审判》，高屋建瓴，笔锋犀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显示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

1982年，担任新华社四川分社副社长的郭超人（站立者）在与记者们交流采访心得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改革“排头兵”——四川工作的日子里，郭超人可谓如鱼得水，做到了四川分社副社长。当时郭超人每年的好稿数量占了四川分社的一半，同事总结他当时的状态为“高产重磅炸弹”。

1983年1月郭超人调新华社总社任秘书长，后任副社长，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他是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第九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

2000年6月15日，郭超人走完了66年人生旅程，直至逝世的前两天，还抱病主持新华社社长办公会议，为他毕生奋斗的“建设更大更强的世界性通讯社”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郭超人的秘书卢仲云曾在《新闻战线》2000年第8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老郭，我们想念您》的文章，回顾了在郭超人身边工作过的日子。文章说，作为一名高级干部，郭超人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以律己，对家人、亲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严格要求。

到北京前，郭超人先后在新华社陕西分社和四川分社担任记者和分社领导，他从西安调往成都时，把儿子留在西安；从成都调往北京时，又把女儿留在成都。多年来，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为儿女调换过工作，为家人和亲友谋过私利，孩子们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后来都事业有成。

“文传驯水，情系珠峰，半纪风云留彩笔；社峙环球，论标喉舌，一生心血献新华”。一副沉重的公众的挽联，高度而准确地概括了郭超人一生的事功业绩、道德文章。

位于北京万安公墓的郭超人与王朝兰之墓

编者注：郭超人于2000年病逝，夫人王朝兰于2002年逝世，2004年的清明，郭超人与夫人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简洁而又庄严的墓碑下，他们执子之手，永远的长眠在了一起。郭超人与妻子王朝兰的半侧面像雕刻在墓碑上方，在碑的正中央，则是两只紧握的手。这是雕塑家蔡志松为再现郭超人和王朝兰年轻时携手攀登珠峰的情景而设计制作的。

郭超人名言名句

选择做记者，

就是选择了奔走和忙碌，

选择了勇敢和责任。

笔下有财产万千，

笔下有毁誉忠奸，

笔下有是非曲直，

笔下有人命关天。

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

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

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

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

而你想不到做不到，

当不了记者；

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

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

可以当记者，

但不一定是好记者。

惟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

而你能想到能做到，

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